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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哭庙”之“哭”，指顺治皇帝死讯到来后，地方举行的悼念活动；“庙”，即文庙、孔庙。所谓“哭庙案”，便是苏州知识界在悼念顺治皇帝的集会中发生的案件。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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顺治十八年二月初四，部分士子从有关方面讨得文庙钥匙，举行悼念活动，“诸生踵至者百有余人”。人一多，自然聚在一起议论任维初的贪黩，群情汹然。有人似乎有备而来，拿出一张揭帖（请愿书），大家都赞同附和。于是“鸣钟伐鼓，旋至府堂”，从文庙转往官衙。当时，抚臣朱国治、道臣王纪与府县各官，刚好都在苏州。消息传出，又有上千诸生赶到，“号泣而来，欲逐任令”。朱国治“大骇”，当即下令逮捕请愿者。“众见上官怒，遂尔星散”，只抓到十一人。道臣王纪不明就里，想秉公而断，居然当真将任维初、吴行之抓来拷问，得供：“犯官到县止二月，无从得银，而抚台索馈甚急，不得已而粜粮耳。”抚台，即朱国治——原来，真正的硕鼠在这儿。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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既然搞到了朱国治的头上，后果可想而知。长话短说，朱国治从王纪那偷走口供，而以伪造的掉包。同时迅速打报告给朝廷，将事件定为抗粮和惊扰先帝亡灵：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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总之，吴县钱粮历年逋欠，沿成旧例，稍加严比，便肆毒螯。若不显示大法，窃恐诸邑效尤，有司丧气。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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一句话，这是反政府；纵容之，“邪气”上升、“正气”受挫。京师闻报，正中下怀，立遣四位满大人，“公同确议，拟罪具奏”。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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案子理应于苏州处置，却临时改在江宁（南京）异地审理，“盖抚臣恐民心有变，故在江宁会审。”四月初四日起解，“任维初乘马，从而去者，披甲数骑”，与十一位诸生待遇对照鲜明：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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十一人各械系，每人有公差二人为解头，披甲数十骑拥之。父兄子弟往送者，止从旁睨，不能通一语。稍近，则披甲鞭子乱打，十一人行稍缓亦如之。父兄子弟见者，惟有饮泣而已。三日，到江宁，即发满洲城。任维初至则召保，日与衙役三四辈饮于市。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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会审时，十一诸生起初仍以任维初贪污情节对，四位满大人斥道：“我方问谋反，尔乃以粜粮为辞耶！每人一夹棍，三十板。”朝廷只想挖掘“反动分子”，对贪官没兴趣。案子走向，开始即如此。之后，复逮七人到案，其中有才子金圣叹。四月底定谳，称：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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秀才倪用宾，平日不告知县任维初，乃于初二日遗诏方临，辄行纠众聚党，在举哀公所要打知县，跪递匿名揭帖。鸣钟伐鼓，招呼数千人，摇动人心，聚众倡乱，大干法纪。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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所有十八人“不分首从，立决处斩”。至于任维初，“既无过犯，相应免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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任维初五月一日回县复任，一到衙，即声言：“我今复任，诸事不理，惟催钱粮耳。”五月二十日，朱国治也到苏州，籍没所有案犯之家，“各家细软财物，劫掠一空。夫人及眷等，皆就狱。”“城中讹言大起，有言尽洗一乡者，有言屠及一城者。人心惶惶，比户皆恐。”民间有两种议论，一种是怨怪：“众秀才何苦作此事！”另一种认为：“都堂欲如此耳，何与众秀才事！”不乏因害怕而“远避他乡”者。[72]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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案犯引颈受戮，时在七月十二日，场面甚血腥。当日一同处死者，有十案一百二十人。《丹午笔记》：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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是日也，十案共有一百二十人，凌迟廿八人，斩八十九人，绞四人，分五处行刑。抗粮及无为教案，斩于三山街，四面皆披甲围之，抚（朱国治）监斩。辰刻于狱中取出，罪人反接，背插招旗，口中塞栗木，挟而趋走如飞。亲人观者稍近，则披甲枪柄、刀背乱打。俄而炮声一震，百二十人之头皆落，披甲奔驰，群官骇散，法场土上惟有血腥触鼻，身首异处而已。[73]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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时人暗于诗中论之：“巧将漕粟售金银，枉法坑儒十八人。”“中丞杀士有余嗔，罗织犹能毒缙绅。”[74]可见当时舆论已知该案意在“坑儒”、“杀士”，经济案其表而文字狱其里。当代却有学者说：“一般士子家庭被追扑实与其缺乏基本的赋役知识有关”[75]，不解满清深意也如此。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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黑洞：弘光纪事 九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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奏销、哭庙两案，实为清初矛盾所必至者，纵不演于此时此地，亦终当现于彼时别处。那是一种很大很深的矛盾。可惜，经有清一代近三百年历史，加以鸦片战争后中西矛盾的遮蔽或视线转移，我们国人早已忘掉抑或不知自己历史曾有那样重大的矛盾发生，而这正是眼下所论的由明入清之际“遗民现象”之内涵所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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单纯看乙酉年下半年大批文人士子的殉国，或只看得见忠君与爱国；单纯看奏销、哭庙等案，或也只看得见满清作为异族统治者如何以铁腕平定中原，乃至只看得见朝廷与士绅、国家与个人之间一时的利益冲突。其实，这一切皆非要旨。以当时论，到什么时候、在什么事情上我们才能把要旨彻底地看透看清呢？我以为就在吕留良身上。最早（1936年）替吕留良编年谱的民国学者包赍，有一句让我印象很深的话：“凡研究近代史的人都不会忘了这位民族思想的重要人物吕留良。”[76]经他这样一讲，我才格外注意到要从近代思想史角度（而不简单地从文字狱角度）看待吕留良问题。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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对于遗民现象，吕留良头一个特殊性来自他的身份。跟徐汧、杨廷枢或钱谦益、黄宗羲这些人比，他显然不在前朝“遗老”的行列。明亡时，他年方十六，还不曾有何社会经历。这也是后来雍正所亟表不解的：“当流寇陷北京时，吕留良年方孩童。本朝定鼎之后，伊亲被教泽，始获读书成立”[77]，这样一个人，怎么对“本朝”抱有那样的敌意？其实，稽其行迹，遗民立场在吕留良那里原非一直就有，包赍说：“在明朝亡国的初年很少见到他民族思想的表示，而他在二十五岁的那年还在清政府的统治下考过秀才（生员）”。[78]虽然参加科举考试这件事，有家人逼使的因素，但那个时候吕留良自己意识的不清晰，也确系事实，等后来思想成形，再回首此事，他就自视“失足”而引为终身缺憾。他认识上确有一个发展过程，雍正就此贬他“何曾有高尚之节”[79]，是不能损其毫毛的，相反恰因有此变化，我们才觉得他身上有特别发人深思之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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我们需要从背景上，一点一点找根据。这里，首先瞩目于一个人的影响，那便是他的三哥吕愿良。留良乃是遗腹子，父亲在他出生的头一年死了。后来，儿子吕葆中为其所撰《行略》云：“少抚于三伯父，事三伯父如严父。”他自己则在《戊午一日示诸子》中自述：“吾遗腹孤也。父丧四月而始生，堕地之日，即襁衰麻。生母抱孤而泣，晕绝而甦。抚于三兄嫂。”[80]但是，三哥愿良于他的意义，远不止于存其命、养其身，更在精神生活方面，给予有力的示范——吕愿良为当地青年学子的领袖人物，崇祯十一年，与同志结创“澄社”，社中文士千余人，齐名于应社（张溥等）、复社（张贞慧等）、几社（夏允彝等）。换言之，吕愿良正是明末方兴未艾的知识分子社团运动中一位风云人物。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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有关明末清初，东南知识分子尤其青年学子中精神觉醒和独立的盛况，《柳南笔记》写道：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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自前明崇祯初，至本朝顺治末，东南社事甚盛，士人往来投刺，无不称社盟者。后忽改称同学，其名较雅，而实自黄太冲始之。太冲《题张鲁山后贫交行》云：“谁向中流问一壶，少陵有意属吾徒。社盟谁变称同学，惭愧弇州记不觚。”自注云：“同学之称，余与沈眉生、陆文虎始也。”[81]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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里头出现了两个特定的时间概念。“崇祯初”，恰当阉党覆灭，经过一个极黑暗时期，知识分子痛定思痛，开始深刻究诘社会正义和极权之恶，以此，开启了一个思想解放运动。“顺治末”，则如前所说，“雄才大略”君主康熙践祚，文字狱阴霾趋于浓重，中国从自身文明苦闷中形成的朝气蓬勃又极可能意义深远的思想探索，就此终止、夭折。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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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同学”，如此富于精神探寻气息、像朝露那样清新鲜灵的称谓！对于一个萌芽与骚动的时代，是何其生动的表征！然而，夜来风雨声、花落知多少……我们由是懂得钱谦益何以有“千古江潮恨朔风”之叹。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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