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他对熊廷弼的所有建议和主张，无一例外地“悉报允”、“从之”（见《明史·熊廷弼传》）。熊廷弼曾经想撂挑子不干，万历就语重心长地在熊廷弼的辞职报告上批复道：“辽事败坏，全是地方官玩忽职守所致，卿一意振作，恢复封疆，朕深切依赖。如今军情紧急，岂是经略自弃前功的释肩之时！望卿益加殚忠任事，与诸臣协心共济，毋为人言所阻。”（原文详见《明神宗实录》）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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这左一句“深切依赖”，右一句“毋为人言所阻”，显然是对熊廷弼推心置腹、深信不疑。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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由《明神宗实录》还可以清楚看到，万历临死之前，身患重病，依然一如既往地关注辽东边事，关心熊廷弼的工作，别的奏疏可以不看，唯独熊廷弼的奏疏却是每奏必看，且还要一一批答。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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现在，一朝天子一朝臣。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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万历死了，朱由校当政，熊廷弼的幸福时光将一去不复返矣。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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不过，实事求是地说，朱由校对辽事还是极为重视的，不，单单是重视还不够，那简直是竭尽全力来整治辽东的军事守备，他即位以后的三个月内，就连发两次帑金，共两百余万两，用于辽东军务，而天启元年（1621）三月、十月，又两次发银两百万两。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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一年之内，即从皇帝私库拨发了四百余万两白银充当辽东兵费，其款额之巨，空前未有，足见天启抵御后金的决心。然而，《明史》说：“当是时，光宗崩，熹宗初立，朝端方多事，而封疆议起。”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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万历四十八年（1620年）五月到八月间，努尔哈赤曾先后攻占了花岭、王大人屯（今辽宁辽阳北）、蒲河（在沈阳北）几个地方，但这只不过是小打小闹，明军仅阵亡七百余人，而明将贺世贤等人也曾给来犯之敌予迎头痛击，颇有斩获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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可朝廷里的言官们却咬住不放，借题发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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给事中姚崇文就上书陈说辽东地域日益缩小，诋毁熊廷弼从不听别人的策略和意见，只坚持自己的主意，并攻击熊廷弼“军马不训练，将领不部署，人心不亲附，刑威有时穷，工作无时止”。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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御史顾慥则指责熊廷弼“出关逾年，漫无定画；蒲河失守，匿不上闻；荷戈之士徒供挑浚，尚方之剑逞志作威”。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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御史冯三元更是弹劾熊廷弼“无谋者八、欺君者三，谓不罢，辽必不保”。 （以上弹劾均见《明史·熊廷弼传》、《明季北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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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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看着朝内的群臣像疯狗一样汪汪乱吠，性如烈火的熊廷弼气坏了，一掼纱帽，抗疏极辩。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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好好好，看到熊廷弼的反应，朝内的群臣闹得更起劲了，御史张修德甚至弹劾他破坏辽阳地方建设，祸害一方。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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熊廷弼气得破口大骂：“辽已转危为安，臣且之生致死！”（《明史·熊廷弼传》）当即要缴还尚方剑，强烈请求辞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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朝廷派兵部朱童蒙前往辽东勘查时，明明是“民垂泣而道，谓数十万生灵皆廷弼一人所留”（《明史·熊廷弼传》），可是朝廷竟然答应了熊廷弼的请求，收回了尚方宝剑，免去其职务，任命袁应泰代其经略辽东。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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熊廷弼慨然上疏叹道：“今朝堂议论纷纷，全不知兵。前年萨尔浒大战前，廷臣哄然高呼师老财匮，敦促杨镐开战，等到军败，才愀然不敢作声。现在辽东稍有起色，愀然不作声者哄然责臣出战。疆场之事，自当听由疆场之臣处理，何用拾帖括语，徒乱人意，稍有不从，就怫然大怒！”（《明季北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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熊廷弼下课，另一牛人袁应泰上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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奏折上的晚明 十三、熊廷弼下课，袁应泰上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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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袁应泰上疏言：“臣父遗书，命臣不得请告乞骸，病医于斯，死葬于斯，如以罪蒙谴，亦愿编为士伍以杀敌，不敢入山海关一步。”（《明季北略》之袁应泰传）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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熊廷弼下野，袁应泰上台，可谓受命于艰难之际，奉命于乱军之中，责任重大，他本人决心也很大，上述奏疏可以说是以自己的生命来签责任书，他在就义前也坦白：“辽东人心不固，并不可以守，这才有死辽葬辽的誓言。”知其不可而为之，虽万千人，吾往矣。这是一份担当， 一份对国家、对民族的责任，其结局是悲壮的，也是足以让后世所敬仰的，但，很多时候，单单只有责任感还是不够的，更多的应该是能力。能力越大，责任越大。有能力而不能负起责任，是一种逃避行为，应该唾弃；没有能力却不得不全力支撑，甚至不惜付出自己的生命，虽然悲壮，却最终会误国、误民、误天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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袁应泰，字大来，凤翔人。万历二十三年（1595年）进士。初授临漳知县，曾因势导利，因地制宜，筑四十余里长堤捍御漳水。后调任河内，凿穿太行山引调沁水，开挖广济河渠，修建二十五道水堰，溉田数万顷，周围的县都因之得益（至今广利渠首还有明代“袁公祠”），两河流域以他政绩为最。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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