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他对熊廷弼的所有建议和主张,无一例外地“悉报允”、“从之”(见《明史·熊廷弼传》)。熊廷弼曾经想撂挑子不干,万历就语重心长地在熊廷弼的辞职报告上批复道:“辽事败坏,全是地方官玩忽职守所致,卿一意振作,恢复封疆,朕深切依赖。如今军情紧急,岂是经略自弃前功的释肩之时!望卿益加殚忠任事,与诸臣协心共济,毋为人言所阻。”(原文详见《明神宗实录》)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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这左一句“深切依赖”,右一句“毋为人言所阻”,显然是对熊廷弼推心置腹、深信不疑。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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由《明神宗实录》还可以清楚看到,万历临死之前,身患重病,依然一如既往地关注辽东边事,关心熊廷弼的工作,别的奏疏可以不看,唯独熊廷弼的奏疏却是每奏必看,且还要一一批答。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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现在,一朝天子一朝臣。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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万历死了,朱由校当政,熊廷弼的幸福时光将一去不复返矣。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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不过,实事求是地说,朱由校对辽事还是极为重视的,不,单单是重视还不够,那简直是竭尽全力来整治辽东的军事守备,他即位以后的三个月内,就连发两次帑金,共两百余万两,用于辽东军务,而天启元年(1621)三月、十月,又两次发银两百万两。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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一年之内,即从皇帝私库拨发了四百余万两白银充当辽东兵费,其款额之巨,空前未有,足见天启抵御后金的决心。然而,《明史》说:“当是时,光宗崩,熹宗初立,朝端方多事,而封疆议起。”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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万历四十八年(1620年)五月到八月间,努尔哈赤曾先后攻占了花岭、王大人屯(今辽宁辽阳北)、蒲河(在沈阳北)几个地方,但这只不过是小打小闹,明军仅阵亡七百余人,而明将贺世贤等人也曾给来犯之敌予迎头痛击,颇有斩获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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可朝廷里的言官们却咬住不放,借题发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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给事中姚崇文就上书陈说辽东地域日益缩小,诋毁熊廷弼从不听别人的策略和意见,只坚持自己的主意,并攻击熊廷弼“军马不训练,将领不部署,人心不亲附,刑威有时穷,工作无时止”。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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御史顾慥则指责熊廷弼“出关逾年,漫无定画;蒲河失守,匿不上闻;荷戈之士徒供挑浚,尚方之剑逞志作威”。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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御史冯三元更是弹劾熊廷弼“无谋者八、欺君者三,谓不罢,辽必不保”。 (以上弹劾均见《明史·熊廷弼传》、《明季北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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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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看着朝内的群臣像疯狗一样汪汪乱吠,性如烈火的熊廷弼气坏了,一掼纱帽,抗疏极辩。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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好好好,看到熊廷弼的反应,朝内的群臣闹得更起劲了,御史张修德甚至弹劾他破坏辽阳地方建设,祸害一方。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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熊廷弼气得破口大骂:“辽已转危为安,臣且之生致死!”(《明史·熊廷弼传》)当即要缴还尚方剑,强烈请求辞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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朝廷派兵部朱童蒙前往辽东勘查时,明明是“民垂泣而道,谓数十万生灵皆廷弼一人所留”(《明史·熊廷弼传》),可是朝廷竟然答应了熊廷弼的请求,收回了尚方宝剑,免去其职务,任命袁应泰代其经略辽东。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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熊廷弼慨然上疏叹道:“今朝堂议论纷纷,全不知兵。前年萨尔浒大战前,廷臣哄然高呼师老财匮,敦促杨镐开战,等到军败,才愀然不敢作声。现在辽东稍有起色,愀然不作声者哄然责臣出战。疆场之事,自当听由疆场之臣处理,何用拾帖括语,徒乱人意,稍有不从,就怫然大怒!”(《明季北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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熊廷弼下课,另一牛人袁应泰上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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奏折上的晚明 十三、熊廷弼下课,袁应泰上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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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袁应泰上疏言:“臣父遗书,命臣不得请告乞骸,病医于斯,死葬于斯,如以罪蒙谴,亦愿编为士伍以杀敌,不敢入山海关一步。”(《明季北略》之袁应泰传)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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熊廷弼下野,袁应泰上台,可谓受命于艰难之际,奉命于乱军之中,责任重大,他本人决心也很大,上述奏疏可以说是以自己的生命来签责任书,他在就义前也坦白:“辽东人心不固,并不可以守,这才有死辽葬辽的誓言。”知其不可而为之,虽万千人,吾往矣。这是一份担当, 一份对国家、对民族的责任,其结局是悲壮的,也是足以让后世所敬仰的,但,很多时候,单单只有责任感还是不够的,更多的应该是能力。能力越大,责任越大。有能力而不能负起责任,是一种逃避行为,应该唾弃;没有能力却不得不全力支撑,甚至不惜付出自己的生命,虽然悲壮,却最终会误国、误民、误天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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袁应泰,字大来,凤翔人。万历二十三年(1595年)进士。初授临漳知县,曾因势导利,因地制宜,筑四十余里长堤捍御漳水。后调任河内,凿穿太行山引调沁水,开挖广济河渠,修建二十五道水堰,溉田数万顷,周围的县都因之得益(至今广利渠首还有明代“袁公祠”),两河流域以他政绩为最。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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