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不久，提升为工部主事，后又选为兵部武选司郎中，在任期内对官员严格考核，裁汰了数百个假冒世职的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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最令人称道的是，其在外放为布政司参议，任淮徐兵备道期间，山东发生大饥荒，曾开设粥厂，救济流民，因政府所拨救灾资金不足，私自挪用了额外税及漕折马价数万金，全部发放给灾民。事发曾一度病退回家。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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不久，复起河南右参政，以按察使为永平兵备道。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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永平的治所在今河北卢龙，为通往辽东的咽喉。而对于辽东的战略发展态势，他有着异于常人的敏感，为此积极训练士兵，修整要塞，整顿楼橹，打造兵器战甲。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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熊廷弼经略辽东，能在短短时间内使辽东局势起死回生，跟袁应泰在兵马粮草、火药、军器等军需物资的大力支持是分不开的。《明史》上就称：“经略熊廷弼深赖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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熊廷弼平日目空一切，对很多人都不放在眼里，唯独袁应泰，人前人后，赞赏有加。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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这样的一位牛人，当是接替熊廷弼工作的最佳人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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受命之日，袁应泰沐浴更衣，刑白马祀神，誓以身委辽。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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他上疏朝廷道：“我父亲写信给我，要求我不得请告乞骸，病医于辽东，死葬于辽东，如果在辽东获罪遭到遣送回乡，依旧愿意编为士伍杀敌报国，不敢入山海关一步。”（《明季北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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这番掷地有声的铮铮誓词为他赢得了一把与熊廷弼相同的尚方宝剑，一到任 上，便处斩了贪于财物的大将何光先，查办了李光荣以下十余个问题官员，连日召开军事会议，谋取抚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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他向朝廷奏陈方略，议用兵十八万，大将十人，收复失地。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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他的治军方略与熊廷弼截然不同。熊廷弼显得保守，袁应泰则强调进取。熊廷弼治军苛刻，稍有小错，便军法严办，以至军中震怵，将士多有怨言。袁应泰宽仁爱民，关心士兵的衣食住行，又善于抚伤哀贫，深得军心，声望远扬。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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不但士兵，他对边民也非常爱护。在他看来，军心和民心是一体的。蒙古诸部时逢大饥荒，很多蒙古人沿路讨饭讨到了辽东。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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袁应泰看到这些衣衫褴褛的饥民，心疼得不行，继续奉行他的仁义之举，下令大开城门，对这些蒙古人进行招抚，分别安置在辽阳、沈阳这两大要塞，每月定量给他们发放粮食，与当地百姓杂居生活。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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那些在熊廷弼手下工作过的将士不干了，一个个跑来抗议，说：这个做法是熊大人严禁的，您想想，招抚这么多来路不明的陌生人，万一有金兵奸细混在里面，后果不堪设想！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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天，说这种话，还有半点人道主义吗？！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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袁应泰强忍着怒气，一字一顿地对他们说：“我们不救济他们，就等于把他们赶到女真人那边了，这岂不是白白增大敌人的实力？！”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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可是袁应泰的政策实在太过开放了，不到一个月，辽东流民增了好几倍。这些流民的粮食都是从军饷中拨开供给，随着流民的增加，军中的开支越来越大。而且更闹心的是，有些流民并不知足，竟在城内大肆掠夺百姓财物，奸淫民女，搞得百姓叫苦连天。这样下去肯定不是事，曾在熊廷弼手下工作过的将士又去找袁应泰理论，要袁应泰对流民进行统计、稽查和清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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袁应泰哭笑不得，只好将自己的心里话和盘托出：以前李成梁镇守辽东，“以夷制夷”，将偌大的辽东治理得妥妥帖帖，现在蒙古人主动来投奔我，我为什么不能将他们收归己用？！女真人向以骑兵称雄，而蒙古人更是一个马背上的民族，我将这些蒙古人训练成骑兵，正好与女真骑兵争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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当然，光凭嘴上说说是说服不了人的。不久，后金进犯三岔儿，袁应泰就以由蒙古流民训成的骑兵为前锋，蒙古骑兵作战勇敢，一阵猛冲猛杀，很快就杀退了后金骑兵。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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此战结束，议论顿时平息。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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如此看来，袁应泰的做法是对的。但接下来的事证明，袁应泰的做法给辽沈 带来了毁灭性的后果。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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天启元年（1621年）三月十二日，努尔哈赤率军攻打奉集堡。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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距奉集堡的西北四十里为沈阳，西南九十里则是辽阳，也就是说奉集堡和辽沈二地构成鼎足之势，互相策应。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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关于此三地的战略部署，熊廷弼有过一番详细的评论。他说：“沈之东南四十里为奉集堡，可犄角沈阳。奉集之西南三十里为虎皮驿，可犄角奉集。而奉集东北距抚顺、西南距辽阳各九十里，贼如窥辽阳，或入抚顺，或入马根单，皆经由此堡，亦可阻截也。不守奉集则沈阳孤，不守虎皮则奉集孤，三方鼎立，不各戍重兵三二万人则易为贼撼。”（《明经世文编》第六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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