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熊廷弼下课，另一牛人袁应泰上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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奏折上的晚明 十三、熊廷弼下课，袁应泰上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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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袁应泰上疏言：“臣父遗书，命臣不得请告乞骸，病医于斯，死葬于斯，如以罪蒙谴，亦愿编为士伍以杀敌，不敢入山海关一步。”（《明季北略》之袁应泰传）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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熊廷弼下野，袁应泰上台，可谓受命于艰难之际，奉命于乱军之中，责任重大，他本人决心也很大，上述奏疏可以说是以自己的生命来签责任书，他在就义前也坦白：“辽东人心不固，并不可以守，这才有死辽葬辽的誓言。”知其不可而为之，虽万千人，吾往矣。这是一份担当， 一份对国家、对民族的责任，其结局是悲壮的，也是足以让后世所敬仰的，但，很多时候，单单只有责任感还是不够的，更多的应该是能力。能力越大，责任越大。有能力而不能负起责任，是一种逃避行为，应该唾弃；没有能力却不得不全力支撑，甚至不惜付出自己的生命，虽然悲壮，却最终会误国、误民、误天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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袁应泰，字大来，凤翔人。万历二十三年（1595年）进士。初授临漳知县，曾因势导利，因地制宜，筑四十余里长堤捍御漳水。后调任河内，凿穿太行山引调沁水，开挖广济河渠，修建二十五道水堰，溉田数万顷，周围的县都因之得益（至今广利渠首还有明代“袁公祠”），两河流域以他政绩为最。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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不久，提升为工部主事，后又选为兵部武选司郎中，在任期内对官员严格考核，裁汰了数百个假冒世职的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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最令人称道的是，其在外放为布政司参议，任淮徐兵备道期间，山东发生大饥荒，曾开设粥厂，救济流民，因政府所拨救灾资金不足，私自挪用了额外税及漕折马价数万金，全部发放给灾民。事发曾一度病退回家。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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不久，复起河南右参政，以按察使为永平兵备道。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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永平的治所在今河北卢龙，为通往辽东的咽喉。而对于辽东的战略发展态势，他有着异于常人的敏感，为此积极训练士兵，修整要塞，整顿楼橹，打造兵器战甲。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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熊廷弼经略辽东，能在短短时间内使辽东局势起死回生，跟袁应泰在兵马粮草、火药、军器等军需物资的大力支持是分不开的。《明史》上就称：“经略熊廷弼深赖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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熊廷弼平日目空一切，对很多人都不放在眼里，唯独袁应泰，人前人后，赞赏有加。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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这样的一位牛人，当是接替熊廷弼工作的最佳人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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受命之日，袁应泰沐浴更衣，刑白马祀神，誓以身委辽。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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他上疏朝廷道：“我父亲写信给我，要求我不得请告乞骸，病医于辽东，死葬于辽东，如果在辽东获罪遭到遣送回乡，依旧愿意编为士伍杀敌报国，不敢入山海关一步。”（《明季北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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这番掷地有声的铮铮誓词为他赢得了一把与熊廷弼相同的尚方宝剑，一到任 上，便处斩了贪于财物的大将何光先，查办了李光荣以下十余个问题官员，连日召开军事会议，谋取抚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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他向朝廷奏陈方略，议用兵十八万，大将十人，收复失地。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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他的治军方略与熊廷弼截然不同。熊廷弼显得保守，袁应泰则强调进取。熊廷弼治军苛刻，稍有小错，便军法严办，以至军中震怵，将士多有怨言。袁应泰宽仁爱民，关心士兵的衣食住行，又善于抚伤哀贫，深得军心，声望远扬。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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不但士兵，他对边民也非常爱护。在他看来，军心和民心是一体的。蒙古诸部时逢大饥荒，很多蒙古人沿路讨饭讨到了辽东。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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袁应泰看到这些衣衫褴褛的饥民，心疼得不行，继续奉行他的仁义之举，下令大开城门，对这些蒙古人进行招抚，分别安置在辽阳、沈阳这两大要塞，每月定量给他们发放粮食，与当地百姓杂居生活。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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那些在熊廷弼手下工作过的将士不干了，一个个跑来抗议，说：这个做法是熊大人严禁的，您想想，招抚这么多来路不明的陌生人，万一有金兵奸细混在里面，后果不堪设想！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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天，说这种话，还有半点人道主义吗？！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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袁应泰强忍着怒气，一字一顿地对他们说：“我们不救济他们，就等于把他们赶到女真人那边了，这岂不是白白增大敌人的实力？！”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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可是袁应泰的政策实在太过开放了，不到一个月，辽东流民增了好几倍。这些流民的粮食都是从军饷中拨开供给，随着流民的增加，军中的开支越来越大。而且更闹心的是，有些流民并不知足，竟在城内大肆掠夺百姓财物，奸淫民女，搞得百姓叫苦连天。这样下去肯定不是事，曾在熊廷弼手下工作过的将士又去找袁应泰理论，要袁应泰对流民进行统计、稽查和清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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