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恰巧，熊廷弼未来之前，王化贞对四方前来援助辽东的部队，悉数称为“平辽大军”。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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熊廷弼来了，不同意，说：“改了，改了，辽人又未曾叛国，‘平辽’，平什么辽！这就是要逼反辽民吗？要么就叫‘平东’，要么就叫‘征东’，这样才能赢得辽民的支持！”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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熊廷弼还专门到广宁做了一番考察，回到山海关，他给天启帝汇报说：“及至广宁间，兵则虽挑有头敌、二敌，但却没定好编制。问马，则不及三万匹，而因 为缺料饿死者不计其数。问甲杖，军多氊帽布挂，仅执棍而立。问火炮战车、马枪、牌、 、斧、蒺藜之类，一应俱无。问粮草，则米豆百十万，暴露海滨，而运车不及六百辆，各大粮仓无一粒储存。问人心，则河东望救诚切，河西意持两端，虽子弟乡兵八千余人，间多顶换，不似初时愤激。问军心、将心，则残兵声气不续，援兵本自不堪，而诸将只知道升官发财，或托病求退。问提督镇道，则皆攒眉蹙额，以进兵为愁。”（原文见《明熹宗实录》卷十二）直言不讳辽东部队的建制、马匹、盔甲、器械、粮草全都混乱糟糕不堪，军心士气萎靡不振，告诫朝廷万不可贸然出击。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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报告的结尾，试探性地提出：“臣初意三方布置，必须要兵马、甲杖、炮车、刍糗等各项一一齐备，正对者成一正对，策应者成一策应。然后才能约期并举，进，足以战；退，亦足以守。”（《明熹宗实录》卷十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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对于“策应者成一策应”，他的解释是：只有由山海关方向发起进攻才能起到长期拖住后金主力的作用；而“策应者成一策应”则是指登莱、天津渡海部队以及驻朝鲜的明军必须起到奇袭后金老巢的作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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他明确指出，要实现这些目标，必须先有一段时间的退缩防守整顿的阶段，而“如今临事中乱，只不过因为招来少数蒙古兵，碌碌因人，仓卒举事，虽然枢臣张鹤鸣主权于朝，抚臣王化贞决策于外，自料可一举成功。而智者千虑，还是应当为能否退守山海关为存万一之虑”。他强调行军打仗必须先做好最坏的准备，我军要想立于不败之地，首先确保山海关一带长城防线的安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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经略与巡抚都是辽东事务的大员，经略官衔略高，但巡抚却是中央派出官员，不受经略辖制。性格耿直的熊廷弼不知道，他这么直来直往的一番话已酿成了影响辽东局势走向的“经抚”之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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王化贞怨恨熊廷弼，虽然熊廷弼是他名义上的上级，但他再也不肯听从这位上级的指挥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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你熊廷弼不是很牛吗？兵马都在我的手上，看你怎么牛！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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王化贞手上除了原有的人马、新招募的军队以及收集的溃兵外，又集结了所有的援辽部队，大约有十四万人，相比之下，熊廷弼只有从京城里带来的可怜巴巴的五千人！另外，王化贞朝内有人，朝廷首辅叶向高是自己的恩师，底气厚着呢。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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而且他有理由不服从熊廷弼。熊廷弼就一个缩头乌龟，他知道的就是修城池，筑堡垒，置火器，练军马，一副严防死守的架势，要这么整，失陷的沈辽等地肯定要不回来，说不准，整个山海关外都得丢，他上次就是这么修啊，筑 啊，结果呢，沈阳丢了，辽阳也丢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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在王化贞看来，最好的防守就是进攻，必须进攻。对此，他已经有了一个周密的计划：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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一、沿辽河西岸修建防御阵地，既可以为肥沃的辽河平原作战提供充足的军用物资，又可以以辽河为依托对后金实施快速打击。王化贞得意洋洋地说：“如今我划河而守，并非为区区河西弹丸之地做准备，而是要进而抚定四卫，再收取沈阳，一步步清扫敌人。顾非舟车并进，前后夹击，不足以穷狡兔之穴，而据猛虎之隅也。”（《两朝从信录》卷六）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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二、搞好与蒙古人的关系，援引外援。他说：“女真人气焰益恶，辽东形势危急，亟救燃眉，惟有用蒙古人一著。”（《明熹宗实录》卷八）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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三、派人潜入后金与投降敌人的明将李永芳接头，以其做内应。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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四、派部将毛文龙率领两百多人潜入镇江（即今辽宁省丹东市），伺机攻占镇江，动摇后金后方。王化贞的想法是：“调发七八千人，从海上来，由鸭绿鼓枻而东，直指镇江，绕出奴寨之后，奴岂敢复安居于辽阳乎？”（沈国元《两朝从信录》卷六）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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以上计划，都非常有创意。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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按照计划，王化贞有条不紊地开始实施：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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分别在西平堡、镇武堡、闾阳、卫右屯安置重兵，沿河修建防线；又“请发币金百万，亟款西部”（夏燮《明通鉴》卷七十七），入蒙古找粘化定盟，与虎墩、免憨歃血；再写信给李永芳，要李永芳认清形势，所谓苦海无边，回头是岸，帮忙干掉了努尔哈赤，就是奇功一件。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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最有成效的是第四条，毛文龙按照他的指示，得手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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也别说，这一招搞得努尔哈赤大光其火，极其被动。王化贞的人气指数一路飙升。很多朝臣都认为王化贞的计划比熊廷弼的三方布置策略更为宏伟，深得朝臣之心。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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兵部尚书张鹤鸣认为这个方案很好，就上奏说这是难得的机会，机不可失，御史徐卿也极称此策。朝廷为此还专门诏命登、莱、天津三地发水师二万去支援毛文龙。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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王化贞得意非凡，自称以六万众可一举荡平虏巢矣。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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知道了王化贞的这个所谓的计划，熊廷弼惊呆了。他上疏力陈辽东人不能用，蒙古人的力量不能依靠，李永芳不能轻信，广宁多间谍可能贻误大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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对于毛文龙收复镇江，在熊廷弼看来，“目为奇捷，实乃奇祸”，他说“三方兵力未集，文龙发之太早，致敌恨辽人，屠戮四卫军民殆尽，灰东山之心，寒朝鲜之胆，夺河西之气，乱三方并进之谋，误属国联络之算，目为奇功，乃奇祸耳!”（《明熹宗实录》卷十三、夏燮《明通鉴》卷七十七）