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所以说,就算只是大明帝国里的一个平头老百姓,只要他愿意,对朝廷的各项措施、政务,也是可以拥有很高的知情权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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这就是为什么谈迁只是一个平头百姓,却可以在家里修纂《国榷》的原因。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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事实上,不但《国榷》,就连《明实录》,其编纂素材也主要是来自于《邸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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顾宪成等人原本就是朝廷政要人员,受儒家“居庙堂之高而忧其民,退江湖之远而忧其君”的思想影响,身在野而心系朝廷,要了解朝廷中的一动一静,其信息的来源渠道远比普通百姓多得多。他们讽议朝政,发表高论,字里行间充满了忧国忧民的思想,在民间造成了巨大的影响。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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影响所及,朝中许多声望素著的官员如赵南星、邹元标、孙慎行等,纷纷为之侧目,渐渐遥为呼应,甚至亲临授学。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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东林之名由是闻名海内,东林书院也因之成为了士之渊薮。顾宪成、赵南星、邹元标隐成其中领袖,时人号为“三君”。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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围绕在“三君”周围的,则是一个由读书人构成的精英群体。这个精英群体有思想、意识形态上的认同,有基本的伦理和治国理念,敢于坚持原则,为实现理想不怕打压,不怕牺牲。他们从维护“国本”的立场出发,和万历帝,和各派系大臣不屈不挠地坚持斗争,从“妖书案”到“梃击案”,再到“红丸案”、“移宫案”,倾尽全力地支持朱常洛和天启父子即帝位。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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天启即位之初,所启用的如刘一燝、叶向高、邹元标、赵南星、左光斗、孙慎行、杨涟、高攀龙、王之宷、袁化中、顾大章、周起元、魏大中、周朝瑞等人均是东林骨干及其同路人,史称:“众正盈朝。”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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对于熊廷弼的死,《明史》的说法是:“廷弼不死于封疆,而死于时局;不死于法吏,而死于奸珰。”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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这种说法对,但又不完全对。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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熊廷弼原属于楚党,在朝内任御史时,很看不惯东林党,经常和御史台里的姚宗文、刘国缙联合在一起攻击东林党。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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熊廷弼这样做,是因为狂狷孤傲,生性如此——只要他看不惯就开炮,逮谁骂谁,并非纯粹的党派之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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而姚宗文、刘国缙就不同了,这两位爷,炮轰东林党,是为了出风头,为自己的升迁铺道路,也就是说,他们是把攻击东林党当做事业来做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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杨镐下课,熊廷弼接任经略辽东,姚、刘两人满以为熊廷弼是自己的同类,会拉兄弟一把,可熊廷弼却不屑于搞这一套,对两人的摇头摆尾、打滚求援充耳不闻、置若罔闻。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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姚、刘两人被激怒了,从此,开始了对熊廷弼不遗余力的销毁。在他们的鼓动下,其同类闻风而动,纷纷跟着起来诬陷和攻讦熊廷弼,说他欺君、专断、丧师辱国。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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熊廷弼第一次下台,全拜他们所赐。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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熊廷弼没有想到,在他危难和落魄时,能实事求是肯定他的成绩,替他说话的反倒是东林党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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熊廷弼为了维护自己的清白,曾多次要求朝廷派人到辽东核查实情。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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然而,被派来考核的官员却是姚宗文、刘国缙这些人!可以想象,姚宗文、刘国缙这些人要真来,熊廷弼会被搞得更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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关键时刻,是东林党人杨涟上疏,改派了没有卷入党争中的无党派人士兵科给事中朱童蒙前往。朱童蒙回来后的报告上称:“臣入辽时,士民垂泣而道,谓数十万生灵皆廷弼一人所留。”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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这个报告,为熊廷弼的复出埋下了伏笔。袁应泰殉国,东林党人首辅刘一燝也摒除门户之见,实话实说道:“使廷弼在辽,当不至此。”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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广宁兵败,辽东尽失,负主要责任的虽然是王化贞,但作为王化贞的上司,作为辽东边事的总负责人,熊廷弼还是避免不了受到牵连。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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天启二年(1622年),王化贞下狱;熊廷弼则受到了处分,当然,他所受到的处分并不严重——“革职回籍听勘”。对此,熊廷弼本人还是有心理准备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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二次出山,他有足以克敌制胜的良策——“三方布置”战略,但他也深知,要实施这个方案,实在是困难重重。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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去年六月,刚刚回到朝廷,有人称颂他,说:“公至必能灭敌而固辽。”熊廷弼当即就苦笑着对他们说:“公解人也,何为亦作此语,辽事岂可为,但当寻一散场!”(语见《幸存录》)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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