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天启在登基前，还没出阁正式上过一天学，文化程度肯定不高。可是在孙承宗的耐心教育下，短短一两年，他就能独立处理许多国家政务了。整一部《明熹宗实录》里，天启帝针对军国大事的批阅、评论，可以说，比比皆是。而从这些批阅、评论来看，天启本人已经具有极高的文化素质。而且，他的反应灵敏、看问题往往能一矢中的，很复杂的事，一下子就能抓到其关键。尤其在军事上，其见识不乏真知灼见，竟远胜于兵部里的许多大臣。天启登位还不足一年，内阁首辅叶向高就上奏说：“尝见皇上发拟本章，每多传谕，以此仰窥圣心留神庶政。”（《明熹宗实录》）言语之间，既有对天启勤奋工作的赞叹，又有对天启过于劳累而影响身体的关心。他担心年幼的天启过于投入繁琐的政事而荒废了学习，又进言道：“皇上尤其要在安闲巡游之时览观经史，切勿怠荒，才是宗社苍生的大幸。”（《明熹宗实录》）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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天启对这位关爱自己的首辅是这样回答的：“朕在宫中，每日披阅文书，览诵经史及祖宗训录，兼忧劳时事，何得安闲巡游？爱卿为辅弼元老，对朕责难陈善，督促向上，足见忠心。”（《明熹宗实录》）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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天启能有这样的表现，与孙承宗的悉心传授是分不开的。《明史·孙承宗传》里就提到：“帝每听承宗讲，辄曰‘心开’，故眷注特殷。”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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也正因如此，天启对孙承宗异常敬重，对孙承宗的每项建议，几乎到了言听计从的地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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所以说，孙承宗要熊廷弼死，熊廷弼就没有活的可能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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那么，孙承宗为什么一定要熊廷弼死呢？难道说，他和熊廷弼之间存在着血海深仇？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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其实孙承宗和熊廷弼之间并无过节，原本他对熊廷弼还是极为欣赏的。独独这一次，他不能原谅熊廷弼，觉得熊廷弼的存在，就是大明帝国的危险隐患。他对熊廷弼的认识之所以有这样的巨大转变，还得从熊廷弼离开山海关回京领罪说起。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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奏折上的晚明 二十、辽东的烂摊子怎么收拾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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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大学士孙承宗奏：“臣时执偏见谓经臣议诚然，独是八里为两城，而旧城之坑壕空营当在三里之外，而新城之守卒法当四万。则四万之退步跟将及之，而一不戒，将城下之备尽为我设，北山南水既无旁出，而贼方拥此四万于旧城之下，开关延之不可，闭关谢之不可。将城上之备，又为我设，而城中惊溃无问也。经臣曰：于山建山寨三，以为退守计，而三道关俱可入。盖法云，置之死地而生。经臣言边兵善走也，即杀不能止，况大势散，谁复为杀者。故为两城以固其心，而实置之死以励其必死之气，臣遂无以应。”（《三朝辽事实录》卷十）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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孙承宗是个军事外行，却不自量力、好高骛远，揽下了经略辽东的工程。他和王在晋关于重城之议的全过程，都记录在他本人上呈给天启的奏章上，从这份奏章，我们看到的是军事专家王在晋在不厌其烦地给军事新手孙承宗指点重城建设的好处，不知何故，该段对话出现在《明史》中，却成了高高在上的孙承宗对怯懦的胆小鬼王在晋进行训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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广宁覆没，明廷满朝文武惊惶失措。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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自万历四十六年努尔哈赤起兵以来，短短三年时间，抚顺、铁岭、开原、辽阳、沈阳，直至整个辽东，全部陷落。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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大明的总兵，全国不过二十人左右，派到辽东战场的总兵，就高达十四位，这十四位总兵竟无一幸免地战死阵亡。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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辽东局势已经坏得不能再坏。但摊子再烂，还是要有人去接管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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没有了辽东，不是还有山海关吗？不好好守住山海关，后金大军杀到关内，长驱直入，北京城就危险了，大明就危险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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熊廷弼和王化贞已经回京领罪，接替辽东经略之职的是兵部侍郎王在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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王在晋，万历二十年进士，字明初，江苏太仓人，其“职始为佥事兼摄沿海四道，与倭寇战于海，获功升级受钦贲，历游楚、浙无非兵事”（《三朝辽事实录》卷十一），历任了兵备、巡抚、经略、侍郎、尚书诸多军职，从基层到中央，各种各样的要职都干过，是个老于军事的行家。辽东战事爆发，他还担任过登莱巡抚；广宁大战期间回京担任总理户、工、兵三部侍郎，专门负责整个辽东军需供应的张罗，长期奔走于户部、工部、兵部之间，筹措军需、组织造办、协调运输，算是军政界里的一个大人物。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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值此用人之际，朝廷提王在晋为兵部尚书兼都察院右副都御史，经略辽东、蓟镇、天津、登莱等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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广宁溃败之时，王在晋就万分感慨地说：“东事一坏于清、抚，再坏于开、铁，三坏于辽、沈，四坏于广宁。初坏为危局，再坏为败局，三坏为残局，至于四坏，则弃全辽而无局。退缩山海，再无可退。”（《明熹宗实录》卷二十）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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应该说，他的这个说法是比较中肯的，广宁一失，关外“满目兵燹，河西七百里边城，俱为煨烬，关以外几成异域矣”（《明熹宗实录》卷三十八）。基本没有要塞可守。守无可守，企图收复失地更是近乎渺茫。在他看来，当务之急是将兵力收入山海关。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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蓟辽总督王象乾的意见也是“不如重关设险，卫山海以卫京师”（《明熹宗实录》卷二十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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然而，这时的山海关，“止有残兵五万，皆敝衣垢面，一带城垣仍纸薄塌圮，罗城内器械填塞，莫为查验，而溃兵逃民聚如斗之城，互煽互掠，立见兽散之势”（《明熹宗实录》卷十九）。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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并且，王在晋通过实地考察，竟然发现山海关虽称“天下第一关”，关城本身却存在着一个重大的硬伤：山海关左山右海，关北边墙缭垣于角山，而关外的峰峦却远高于山海关城墙，欢喜岭更是蜿蜒绵邈，紧抱关门，其岭高于关城，敌军若站在岭上，城内虚实则一览无余，若居高临下射箭，矢达城楼，如若再架设大炮，城墙上的垛堞无从遮蔽，一句话，“高岭有乘墉之势，斗城如锅底之形”（语见《三朝辽事实录》卷九、《明熹宗实录》卷二十二），敌人据高扼险，则可凭高搏击。而山海关的关南为海，敌人如果有水师，也可以乘风破浪，瞬息可达。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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