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想想自己离开京师之前，熊廷弼的案子还在争得沸沸扬扬，而“护廷弼者，不唯不使就理与化贞同谳，而且欲再任之”（《督师纪略》），还有人力争熊廷弼无罪，力挺其再度出任辽东经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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哼哼，熊廷弼要是还出任辽东经略，那还不是继续弃地卖国，贻误天下？！而且，该死的是，王在晋说不定就是受了他的影响，才主张退守山海关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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那么，熊廷弼就必须死，王在晋则必须换。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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奏折上的晚明 二十一、熊廷弼获罪，孙承宗接手辽东防务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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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大学士督理军务孙承宗奏：“自八里铺起历宁远城，堡十有二，台六十有六，抵中左为二百七十里，北偏为边，自铁场堡历永安迤□（原文此处为方框）而东，抵椴木冲锦州界，有边堡二十一座，而铁场高台兴水三堡为大铁场，与高台相去十八里，系抚赏贵英哈喇侵等三十六家夷人市场，兴水 系抚赏拱免市场，旧皆有兵五百。而前屯之背，阴障三山营中后之三道沟，锦川营沙河堡次之兵，皆有三百有奇……共十四堡又次之兵二百有奇，或百有奇，台一百二十六座，地与西虏为邻。”（《明熹宗实录》卷三十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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大明王朝是怎么死亡的？有一种答案是：穷死的。这个曾经万国来朝的泱泱大国怎么会沦落到穷死了呢？看看孙承宗这份奏疏就知道答案了。国家已经是天灾人祸、内外交困了，还有孙承宗之流在不停地瞎折腾，不穷才怪。没有过硬的军事作保证，一味修房子，在关外几百里外不断地修房子，以为修了房子，就可以获得土地使用权，土地就属于自己，这种想法，在凶残的对手面前，无疑是很可笑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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从山海关回来，孙承宗着重做了几件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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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一件，撤换王在晋。他上奏天启，先是说：“敌人尚未抵镇武而我军先自烧宁远和前屯，这是之前的经略熊廷弼和巡抚王化贞之罪；在敌军自始至终都没有出现的前提下，我军放弃了宁远和前屯，不敢出关一步，这是今日将吏的罪过。将吏藏匿于关内，不能扭转其畏惧敌人之心为畏惧大明的法度，化其谋利之智以谋敌人，这是我和经略王在晋之罪。”（《明熹宗实录》卷二十四）后又说：“经臣王在晋精勤有余，而笔舌更自迅利，然沉雄博大之未能。”（《明熹宗实录》卷二十五）主张撤换王在晋兵部尚书及辽东经略之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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天启向来敬畏孙承宗，基本是百依百顺，同意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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于是，王在晋改任南京兵部尚书，算是内退。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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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二件，自请督师，任辽东经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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本来，按照惯例，接替辽东经略的人选得由朝廷会推。参与会推的有四个人：阎鸣泰、李三才、王之寀、王之臣。会推出来的结果是阎鸣泰。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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孙承宗直翻白眼，在他看来，阎鸣泰和王在晋是一类人，根本达不到换人效果。他一拍胸脯，说，算了，要不我来吧。自请督师，成了新一任辽东经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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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三件，破坏八里铺重城计划，将新城向前推二百里，建在宁远。他上奏说：“百万之金或当为远大之图，中前之修守竟当作宁远之计。”（《三朝辽事实录》卷九）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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称与其以百万重金浪掷于八里铺城墙的无用修筑，不如筑在宁远要害之前，以宁远为中心，于觉华岛上屯兵，再联络东江毛文龙，团结西面的蒙古部落，一切都要围绕作战展开，使人人在战，事事在战。又称宁远与觉华互为犄角，敌人一旦窥探宁远，则觉华岛之兵从侧翼出三岔河，烧其浮桥，断其归路，前后夹击。若敌人不来，可先收复二百里疆土。如此这般，敌人之帐幕万不能靠近山海关关门，杏山之难民必不可置之度外。不尽破庸人之论，辽事不可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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这事，天启也同意了，赐其尚方宝剑、坐蟒，将辽东防务全部交给他处置。从此，辽东防务走上了孙承宗的轨道。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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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四件，上疏定熊廷弼之罪，称：“杨镐、李如祯自有应得之罪，却还有人说他们通虏，这里面难道就没有‘莫须有’的成分吗？如果认为熊廷弼是冤枉的，免除了其罪责，何以服杨镐等人，又何以服天下，更何以自服其心？”（《督师纪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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孙承宗认定，熊廷弼主张放弃关外退回山海关的“三方布置”与自己出关修城守城的战略是对立的，熊廷弼不死，熊和熊的追随者势必会影响到自己关外修城固守的策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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于是，熊廷弼很快下狱。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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审理熊廷弼、王化贞案的是刑部尚书王纪、左都御史邹元标、大理寺卿周应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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邹元标是东林党中泰斗级的人物，“三君”之一，为人正直、刚烈、疾恶如仇，原是熊廷弼的同情者。然而，熊廷弼倨傲惯了，只是象征性地跪了一下，就马上站了起来。接着，他说了一句足以让自己掉脑袋的话。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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他说：“我起自田间，复任经略，原议驻扎山海，无驻扎广宁之名。”（《明史纪事本末补遗》）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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他说得不错，本来，他的“三方布置”战略里就没设有广宁的位置，而且，他之前“三方布置”的奏疏里，说的也是重兵屯于山海关，而他本人也一直驻扎在山海关。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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