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称与其以百万重金浪掷于八里铺城墙的无用修筑，不如筑在宁远要害之前，以宁远为中心，于觉华岛上屯兵，再联络东江毛文龙，团结西面的蒙古部落，一切都要围绕作战展开，使人人在战，事事在战。又称宁远与觉华互为犄角，敌人一旦窥探宁远，则觉华岛之兵从侧翼出三岔河，烧其浮桥，断其归路，前后夹击。若敌人不来，可先收复二百里疆土。如此这般，敌人之帐幕万不能靠近山海关关门，杏山之难民必不可置之度外。不尽破庸人之论，辽事不可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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这事，天启也同意了，赐其尚方宝剑、坐蟒，将辽东防务全部交给他处置。从此，辽东防务走上了孙承宗的轨道。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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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四件，上疏定熊廷弼之罪，称：“杨镐、李如祯自有应得之罪，却还有人说他们通虏，这里面难道就没有‘莫须有’的成分吗？如果认为熊廷弼是冤枉的，免除了其罪责，何以服杨镐等人，又何以服天下，更何以自服其心？”（《督师纪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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孙承宗认定，熊廷弼主张放弃关外退回山海关的“三方布置”与自己出关修城守城的战略是对立的，熊廷弼不死，熊和熊的追随者势必会影响到自己关外修城固守的策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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于是，熊廷弼很快下狱。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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审理熊廷弼、王化贞案的是刑部尚书王纪、左都御史邹元标、大理寺卿周应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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邹元标是东林党中泰斗级的人物，“三君”之一，为人正直、刚烈、疾恶如仇，原是熊廷弼的同情者。然而，熊廷弼倨傲惯了，只是象征性地跪了一下，就马上站了起来。接着，他说了一句足以让自己掉脑袋的话。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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他说：“我起自田间，复任经略，原议驻扎山海，无驻扎广宁之名。”（《明史纪事本末补遗》）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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他说得不错，本来，他的“三方布置”战略里就没设有广宁的位置，而且，他之前“三方布置”的奏疏里，说的也是重兵屯于山海关，而他本人也一直驻扎在山海关。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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然而，在邹元标看来，这根本是推诿罪责。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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邹元标一拍案桌，怒道：“失地丧城，功罪一体，难辞其责，公进刑部，是非自明！”（《明季北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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经过一审再审，天启二年（1622年）四月，判决书下来了，其结论是：熊廷弼丧师失地，比之杨镐更多一逃，比之袁应泰反欠一死。若厚诛化贞而少宽廷弼，不惟无以服天下万世之心，恐无以服杨镐袁应泰之心矣！宜用重典以警将 来。（《明熹宗实录》）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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熊廷弼这才意识到问题的严重性，在狱中号泣道：“我被老孙所算。”（《督师纪略》）当然，他的悲号老孙是听不到的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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这时的老孙，意气风发，正在山海关大展拳脚，实施自己的战守方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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原先，王在晋的基本方略在于务实。他在不增加军队、清汰老弱、精兵简政、裁减闲杂官员的基础上，筑八里铺重城将山海关变成雄关天险，并以蓟镇原有中、东两协作为山海关的后盾，再抚赏、拉拢漠南蒙古诸部，使其甘为大明王朝所驱使，在关外设帐，从侧翼给后金以有力牵制，以尽可能小的资源消耗来暂时稳住辽东的局面，一方面使朝廷财政得以休养生息，另外也为积蓄力量大举进攻提供可能。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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应该说，这也是熊廷弼“三方布置”方略中最重点的部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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也许，王在晋并没有真正悟透熊廷弼“三方布置”方略的内容，他之所以这样策划，是跟他先前担任“总理户、兵、工三部侍郎”调拨辽东军需有关的。在当时，他就深深地感受到辽东的用度是一个巨大的无底洞，在他看来，大明王朝在财政上赤字才是真正关乎国家存亡的大问题，经济的窘迫对国家的危害远胜于任何边患与内乱。出任辽东经略，他就对天启帝说：“年来辽左兴供繁浩，甚以川酋造孽……臣亦当量力而进，不至束手无措，庶免尾大不掉之患矣。”（《三朝辽事实录》卷八）因而，他一门心思想减少辽东的支出，使之不至于成为危害国家的“尾大不掉之患”。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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孙承宗到了任上，一切都反其道而行之。他废除了八里铺修筑重城的工程，出关二百里，兴建宁远城，另外还准备在宁远城之前修一道边墙，大力扩军，大量造办军械、甲杖，并且广泛提拔干部、增设衙署。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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王在晋离职之前，已经和漠南蒙古诸部谈得八九不离十了，甚至已经把他们的军队调过来做了许多战略上的安置，几个月，抚赏的银子才花了一万多两，这也就山海关几万军队三四天的开销，其余的不但没有加重财政负担，反而还比原来的预算节减了不少。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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而“以虏制夷”是万历后期的一贯方针，“虏”，是指西虏，即蒙古，“夷”指东夷，即女真。该方针的实行依据有三：其一，蒙古与女真一向不和，建州兴起，蒙古老大不服，多次欲诛剿女真，打击其上升势头；其二，蒙古号称“马背上的民族”，善于骑射，冲击力强大，用以抗金，效果显著；其三，蒙古各部贪恋明的市赏，一旦断市停赏，蒙古人的日子就过不下去了，利用这一点，蒙古人可 供大明政府驱使。此外，蒙古察哈尔部的林丹汗，是成吉思汗的传人，向与努尔哈赤为敌，蔑视新兴的建州。天命四年（1619年）十月，他听说努尔哈赤准备进取广宁，曾专门派遣使者入建州警告努尔哈赤说：“今尔出兵广宁，吾将威制于尔！吾二人素未开战，若吾所服之国为尔所取，则吾名安在？如若不听我此言，则吾二人之是非，天将鉴之！”（《满文老档·太祖》卷十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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凡此种种可见，虽然之前的王化贞所联结的蒙古炒花诸部没有起到所预定的目的，而袁应泰也被部分已为后金所收买的蒙古人所暗算，但只要利用得好，蒙古人是可以为明所用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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可是，孙承宗对王在晋费尽心机所招来的蒙古人毫不客气，一股脑赶走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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孙承宗的工作思路是：欲保关门，必先固辽西；欲复辽东，亦必先固辽西，积极构建一道从山海关到宁远，再到锦州的防线。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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他首先整顿山海关的关门防务，以“并夹城之役，修筑关城，南防海口，北防角山。水则从望海台出芝麻湾，三面环海，安大炮为横击。陆则三道关之石城，可顿万人，开突门力夜击。北水关外，有峻岭筑号台十一，置炮以防外瞰”，说是稳定关门局势，为恢复辽西失地强固根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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其次，修筑宁远城。天启三年（1623年）九月，孙承宗命袁崇焕修复宁远城，并令驻军尽速恢复山海关至宁远沿线被焚弃城池、营寨和战垒。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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