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崇祯，从此也成了后人对他的代称——由这一天开始，朱由检正式登上了明末历史的大舞台。一个更加风波诡谲、更加波澜壮阔、更加壮怀激烈、更加回肠荡气，也更加悲壮豪迈的时代由此开启。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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奏折上的晚明 三十四、“不怕死、不爱钱、曾经打过” 袁崇焕复出的三大理由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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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兵部署部事左侍郎吕纯如言：“旧辽抚袁崇焕吊孝、建祠二案，即爱崇焕者岂能为之讳？而臣持议，必欲朝廷用崇焕者，只认定‘不怕死、不爱钱’与‘曾径打过’十个字耳。强敌压境，人方疾呼而望援，而崇焕为关门必不可发一援宁之兵，法置之死地而后生。亦但是置将与卒耳。而崇焕置母妻子百口于军中。纸上甲兵，禁中颇牧人，可自命也。而实从矢石锋刃中，住奴而遏奴者，其胆气较练，而伎俩较实。此臣所以始终谓崇焕可用也。”（《崇祯长编》卷八）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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袁崇焕能够复出，仅仅因为三点：一、不怕死；二、不爱钱；三、曾经和后金战斗过。前两点，如果以武圣人岳飞说过的“文官不爱钱，武官不怕死”的两个基本点来要求，袁崇焕是合格的，达标的。而第三点，仅仅因为曾经和后金战斗过，就升为了督师，这，只能说是大明王朝的无奈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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尽管天启曾经叮嘱过：“善视中宫。魏忠贤可任也。”而崇祯本人也是由魏忠贤派人迎他入宫的，可是，他对魏忠贤始终警觉有加。他觉得，魏忠贤就是一条毒蛇，对待毒蛇，绝不能心慈手软，否则，你将会葬身蛇腹。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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入宫的时候，崇祯悄悄藏了一些干粮在袖中，“不敢食宫中物”；当晚，“秉烛独坐”，不敢稍有懈怠。事后证明，他的担心完全是多余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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魏忠贤表面虽然强大，其骨子里依然是一个傻子，并不是同一个级别的选手。崇祯对付他的方法是温水煮青蛙，想让他在不知不觉中死去。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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他真的是无知无觉，傻呵呵地接受了这种安乐死。他的亲信被崇祯一个个地赶走了，他还傻不拉叽的在那儿看着，一副很享受的样子。这样，他终于等来了崇祯叫他滚蛋的那一天。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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走的时候，他也不是特别沮丧，虽然不能在京城待了，可手里头不是还有很多钱吗？！他组建了一个规模庞大的车队，将自己搜刮来的财产全部打包，浩浩荡荡，拉了十几里路，趾高气扬地启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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这样的表现，我们只能感叹，这人，太傻了，实在傻得超出了我们的想象。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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如果不是历史的恶作剧，如果不是因为他遇上了天启，这个傻子又怎么会有这么大的权势呢？！而事实就摆在人们眼前，这人，就是一个纯粹得不能再纯粹的傻子。对付他，崇祯从头到尾都没遇到哪怕一丁点儿的反抗，要说有，也就是私下里的一些牢骚话、怨言——当然，这样的反应是傻子也该有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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崇祯一直担心他会有什么厉害的后着，所以丝毫不敢大意，小心翼翼地走好每一步，等他动身离京，在去凤阳的路上，才追发处死他的命令。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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崇祯之所以这么做，是担心在京城发难会触发起他的反弹，而事实上，他的所有担心都是多余的。魏忠贤知道了是崇祯要他死，只是长长叹了口气，就乖顺得不能再乖顺地上吊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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整个除阉过程波澜不惊，乏善可陈。没有起伏、没有斗争、没有惊心动魄，一切都那么水到渠成，顺其自然。魏忠贤一死，客氏也遭到了最后的清算，“发净 乐堂焚尸扬灰”，落了个锉骨扬灰的下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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应该说，大明政府在魏忠贤之流的合力摧毁下，已经千疮百孔，崇祯要将之起死回生，还有很多工作要做。他或处决、或充军、或黜斥阉党人员达二百六十余人，然后指示吏部，进行政治平反：“诏狱游魂，犹然郁锢，含冤未伸。着该部院、九卿科道，将已前斥害诸臣，从公酌议，采择官评。”并调任杨景辰、周道登、李标、钱龙锡、刘鸿勋、韩爌、来宗道等七人组成内阁，预机务。这七人多是东林党人，或是倾向东林党的人，经过天启修理过的东林党又起死回生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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除阉及政治平反虽然是当务之急，但堪称心腹之患的还是辽东战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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宁锦大战结束后，辽东防务由蓟辽督师兼辽东巡抚王之臣负责。王之臣属阉党，崇祯的惩治阉党行动不可避免地触动到他的每一根神经，很难使之安心工作，朝内人事变更巨大，辽东防务也就因此遭到搁置、懈怠。而辽东皮岛方面更是出现了令人感到诡异而震惊的情况。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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天启七年（1627年）四月十三日，朝鲜官员郑忠信向朝鲜国王报告，说是看到五名后金使者护送着一名大明使者，用四五匹马驮着货物从蛇岛出来，往义州方向而去。他曾向使者询问此行目的，却秘而不宣。（《朝鲜李朝实录中的中国史料》第九册，仁祖大王实录七年）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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他说，毛文龙应该是与后金相通。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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朝鲜国王顿感事不宜迟，赶紧派人向明朝廷反映。恰好，明户部大臣黄中色正好押送粮食到了皮岛，得到了朝鲜国王的告密。黄中色一下子就震住了，一面派亲信四下打探，一面传书登莱。登莱等地的明军也闻之色变，在海上加强了警戒。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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然而，五月十六日，岛上突然传出毛文龙抓捕了五名后金使者的消息，其中唯一的翻译马通事被斩，另外四人则“俘解至阙”（《东江疏揭塘报节抄》卷七）。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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为什么其余四人不杀，独独杀死了会满、汉两种语言的马通事？是不是杀人灭口？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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登莱巡抚武之望上疏提出了自己的疑问：“臣私下里认为我国与建虏言语不通，所有事情的来龙去脉、生死出入全凭翻译官马通事的一张嘴，若果翻译官心中有鬼，在翻译过程中做了手脚，则事情的真与假，降与擒都无从分辨，如果不另找翻译官，细加查审，则这些俘虏到死都搞不清其所以然。可惜登州并没有精通建虏语言的人，臣等不能辨其来历。”（《明熹宗实录》）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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