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毛文龙形迹可疑，会不会真有谋叛之心？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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朝中大哗，谁也没底。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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崇祯没有轻易表态，毕竟，现在工作的重中之重是先整顿辽东防务。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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那么，由谁来主持辽东的防务工作呢？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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鉴于袁崇焕“不怕死”、“不爱钱”、“曾经打过”（语见《崇祯长编》卷八），朝中一些大臣，特别是暂摄兵部事的吕纯如，郑重其事地向崇祯推荐了袁崇焕，建议重新重用袁崇焕来支撑辽东局面。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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思来想去，也只有用他了。崇祯元年（1628年）四月初三日，崇祯任命袁崇焕为兵部尚书兼都察院右副都御史，督师蓟、辽、登、莱、天津军务，移驻山海关，着令他“即刻入京觐见”。罢蓟辽督师王之臣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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袁崇焕的官职，兵部尚书是正二品，虚衔；都察院右副都御史是本官；督师是派遣实职，管辖蓟（州）、辽（东）、登（州）、莱（州）、天津军务。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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因蓟州、天津、登莱等地另有巡抚专责，所以袁崇焕实际上主要管辖山海关外辽东地区的军政事务。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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按照当时的军制与官制，在外带兵的文臣，头衔最高的是督师，通常以大学士兼任，即俗称的“带兵宰相”，才称督师；其次是总督或经略，由兵部尚书或侍郎兼任；再次是巡抚，由侍郎兼任；巡抚之下才是武官中最高的总兵官。袁崇焕原来不是大学士，也不是尚书，却有了大学士才能得到的辽东最高官衔——督师。而以前辽东历任军事长官都只是经略或巡抚。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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这时的袁崇焕在家乡广东东莞赋闲，接到任命后，马不停蹄，一路赶往北京。从东莞到北京全程五千多里，袁崇焕走了三个月，七月，到了北京。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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七月十四日，崇祯在北京紫禁城平台（建极殿以北居中为云台门，其两侧为云台左右门，又名平台），召对朝廷大臣和蓟辽督师袁崇焕。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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面对风尘仆仆的袁崇焕，崇祯和颜悦色，“慰劳甚至”，殷切地询问道：“边事何日可定？”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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袁崇焕意气风发，应声答道：“臣期五年，为陛下肃清边陲！”（《崇祯实录》）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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崇祯龙颜大悦，说：“五年灭敌，朕不吝封侯之赏。”（《明季北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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时四辅臣钱龙锡等侍立，俱奏曰：“崇焕肝胆、意气、识见、方略，种种可嘉，真奇男子也。”（《明季北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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崇祯大为高兴，赐茶果瓜饼。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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袁崇焕于是慷慨请兵械转饷，高声说道：“边臣效命，动忧掣肘。吏部用人，兵部指挥，户部措饷，言路持论，皆与边臣尽相呼应，始可成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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崇祯连连颔首称是。当日，君臣一起进午餐。餐后，出至午门，给事中许誉卿请教袁崇焕五年平辽的方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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想不到，袁崇焕的回答竟是：“上期望甚迫，故以年慰圣心耳。”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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旁边的有识之士叹道：“主曰英明，后且按期责效，崇焕祸不旋踵矣！”（《崇祯实录》、《明季北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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袁崇焕得蒙厚恩，位极人臣，自然愿意为崇祯办事，即使肝脑涂地也在所不惜。但以他对后金的了解，他又何尝不知单单凭自己那“凭坚城、用大炮”的方法，作为防守还勉强可以，要将之作为一种进攻手段以收复辽东，基本属于痴人说梦。但是，身受隆遇，自己的人生观、价值观都一下子达到了千千万万人十辈子都达不到的一个巅峰，又岂可不好好珍惜，又岂可不舍身以维护？！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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不管能不能平辽，先应下再说！这就相当于一个准备上赛场比赛的选手，面对教练提问“有没有信心”时，都得先大声应：有信心！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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又或者，袁崇焕虽知自己无力通过战争来收复失地，却可以通过别的方式来拿到战场得不到的东西，比如说：议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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毕竟，“议和”比“五年复辽”要容易得多。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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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明史纪事本末补遗》就直言不讳地指出，其在“知兵力不敌”，无法“五年复辽”的情况下，已“思以捭阖纵横之计”，幻想以和议诱使后金让出已占领的辽东，归还被俘获的辽民。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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