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按照当时的军制与官制，在外带兵的文臣，头衔最高的是督师，通常以大学士兼任，即俗称的“带兵宰相”，才称督师；其次是总督或经略，由兵部尚书或侍郎兼任；再次是巡抚，由侍郎兼任；巡抚之下才是武官中最高的总兵官。袁崇焕原来不是大学士，也不是尚书，却有了大学士才能得到的辽东最高官衔——督师。而以前辽东历任军事长官都只是经略或巡抚。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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这时的袁崇焕在家乡广东东莞赋闲，接到任命后，马不停蹄，一路赶往北京。从东莞到北京全程五千多里，袁崇焕走了三个月，七月，到了北京。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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七月十四日，崇祯在北京紫禁城平台（建极殿以北居中为云台门，其两侧为云台左右门，又名平台），召对朝廷大臣和蓟辽督师袁崇焕。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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面对风尘仆仆的袁崇焕，崇祯和颜悦色，“慰劳甚至”，殷切地询问道：“边事何日可定？”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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袁崇焕意气风发，应声答道：“臣期五年，为陛下肃清边陲！”（《崇祯实录》）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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崇祯龙颜大悦，说：“五年灭敌，朕不吝封侯之赏。”（《明季北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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时四辅臣钱龙锡等侍立，俱奏曰：“崇焕肝胆、意气、识见、方略，种种可嘉，真奇男子也。”（《明季北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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崇祯大为高兴，赐茶果瓜饼。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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袁崇焕于是慷慨请兵械转饷，高声说道：“边臣效命，动忧掣肘。吏部用人，兵部指挥，户部措饷，言路持论，皆与边臣尽相呼应，始可成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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崇祯连连颔首称是。当日，君臣一起进午餐。餐后，出至午门，给事中许誉卿请教袁崇焕五年平辽的方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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想不到，袁崇焕的回答竟是：“上期望甚迫，故以年慰圣心耳。”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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旁边的有识之士叹道：“主曰英明，后且按期责效，崇焕祸不旋踵矣！”（《崇祯实录》、《明季北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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袁崇焕得蒙厚恩，位极人臣，自然愿意为崇祯办事，即使肝脑涂地也在所不惜。但以他对后金的了解，他又何尝不知单单凭自己那“凭坚城、用大炮”的方法，作为防守还勉强可以，要将之作为一种进攻手段以收复辽东，基本属于痴人说梦。但是，身受隆遇，自己的人生观、价值观都一下子达到了千千万万人十辈子都达不到的一个巅峰，又岂可不好好珍惜，又岂可不舍身以维护？！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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不管能不能平辽，先应下再说！这就相当于一个准备上赛场比赛的选手，面对教练提问“有没有信心”时，都得先大声应：有信心！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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又或者，袁崇焕虽知自己无力通过战争来收复失地，却可以通过别的方式来拿到战场得不到的东西，比如说：议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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毕竟，“议和”比“五年复辽”要容易得多。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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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明史纪事本末补遗》就直言不讳地指出，其在“知兵力不敌”，无法“五年复辽”的情况下，已“思以捭阖纵横之计”，幻想以和议诱使后金让出已占领的辽东，归还被俘获的辽民。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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但要达成“议和”，除了后金答应配合外，还有很多问题亟须解决。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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首先，作为大明帝国的最高领导人崇祯就不同意！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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怎么办呢？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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袁崇焕的做法很大胆，很疯狂。他的做法是：绕过去。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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当然，为了做到滴水不漏，他事先还是打了预防针的。当日，他就对崇祯说：“以臣之力治全辽有余，调众口不足。一出国门，便成万里。嫉能妒功夫岂无人？即不以权力掣臣肘，亦能以意见乱岂臣谋。”（《崇祯纪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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出关前，袁崇焕又再次向崇祯强调说：“恢复辽东大计，不外于之前提到的‘辽人守辽土，以辽土养辽人，以守为正著，战为奇著，和为旁著’。法在于循序渐进而不能急于求成，在于脚踏实地而不在于弄花架子。这些都是我和边塞文武诸臣就能办好的，无须劳烦圣上多虑。至于哪些人能用，哪些人不可用，则决于圣裁。分配什么工作配备什么人员，一旦落实，则要做到用人不疑，疑人不用。边塞的臣子与内地的臣子不同，军中可惊可疑之事甚多，所以论及边臣的成败大局不必斤斤计较，而苛求于一言一行之微瑕，往往，凡有利于封疆之事都不利于边臣的自身。何况前线军情变幻莫测，一旦敌人又从中离间，边臣的工作就 很难开展。本来，我皇上爱臣至深亦知臣至深，臣无须为此多虑，但终有所危，不敢不告。”（原文见《崇祯长编》卷十一）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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借“守为正著，战为奇著”为前提，袁崇焕高调亮出了“和为旁著”的口号，为日后自己的“议和”活动打好了伏笔。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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而且他还点明了，“和为旁著”乃是战守机宜的需要，“军中可惊可疑之事甚多，所以论及边臣的成败大局不必斤斤计较，而苛求于一言一行之微瑕”，要求崇祯对他的所作所为不必太介意。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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