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但要达成“议和”，除了后金答应配合外，还有很多问题亟须解决。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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首先，作为大明帝国的最高领导人崇祯就不同意！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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怎么办呢？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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袁崇焕的做法很大胆，很疯狂。他的做法是：绕过去。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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当然，为了做到滴水不漏，他事先还是打了预防针的。当日，他就对崇祯说：“以臣之力治全辽有余，调众口不足。一出国门，便成万里。嫉能妒功夫岂无人？即不以权力掣臣肘，亦能以意见乱岂臣谋。”（《崇祯纪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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出关前，袁崇焕又再次向崇祯强调说：“恢复辽东大计，不外于之前提到的‘辽人守辽土，以辽土养辽人，以守为正著，战为奇著，和为旁著’。法在于循序渐进而不能急于求成，在于脚踏实地而不在于弄花架子。这些都是我和边塞文武诸臣就能办好的，无须劳烦圣上多虑。至于哪些人能用，哪些人不可用，则决于圣裁。分配什么工作配备什么人员，一旦落实，则要做到用人不疑，疑人不用。边塞的臣子与内地的臣子不同，军中可惊可疑之事甚多，所以论及边臣的成败大局不必斤斤计较，而苛求于一言一行之微瑕，往往，凡有利于封疆之事都不利于边臣的自身。何况前线军情变幻莫测，一旦敌人又从中离间，边臣的工作就 很难开展。本来，我皇上爱臣至深亦知臣至深，臣无须为此多虑，但终有所危，不敢不告。”（原文见《崇祯长编》卷十一）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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借“守为正著，战为奇著”为前提，袁崇焕高调亮出了“和为旁著”的口号，为日后自己的“议和”活动打好了伏笔。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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而且他还点明了，“和为旁著”乃是战守机宜的需要，“军中可惊可疑之事甚多，所以论及边臣的成败大局不必斤斤计较，而苛求于一言一行之微瑕”，要求崇祯对他的所作所为不必太介意。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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不用说，因为藏得这么深，崇祯并没看出他真正的意思，给他的批复是：“嘉其忠心劳苦，所有战守机宜，悉听便宜从事，至于可能会出现的流言蜚语朕自有鉴别，用不着担心。”（原文见《崇祯长编》卷十一）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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除了崇祯这一关外，漫长的议和道路上还横亘着两块又臭又硬的大石：毛文龙、王在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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奏折上的晚明 三十五、士兵也被拖工资，讨饷引发的兵变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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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平辽总兵毛文龙请诣阙、直剖心迹言：“臣势处孤危，动遭掣肘，功未见其尺寸，怨已深于寻丈，而皇上知之否？中外臣工于兵家奇正之法，彝地山川之形或未深知，故人持一论终非煞著，惟臣居辽日久探讨独到，无奈地隔天寥，笔难代舌，而皇上知之否？属国残破之余缓急无望，一应接济合于夏秋两季，及时顿给以便转运其间，裒益调剂厥有权宜，而皇上知之否？”（《崇祯长编》卷九）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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袁崇焕自知五年不能平辽，只能以和议来了局，而和议是毛文龙万不能从的，那么，毛文龙只能是有死无生了。而毛文龙自己也深知，功高见忌，在这个党争不息的年代，自己势处孤危，动辄就会遭受到掣肘，封赏还没有一尺，积怨已深于十丈，就连他这份奏疏上的连问几声 “皇上知之否”，也被群臣攻讦为“语多桀骜”。或者，毛文龙也隐隐知道，自己去日无多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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毛文龙所统东江镇的兵员多为辽东流民组成，他们被后金侵占了家园，而导致家破人亡，妻离子散，对后金仇恨很大，就毛文龙本人而言，“原驻鞍山堡内毛文仪等一百余口，一门老幼，绑献奴酋诛戮，抄屠一方甚惨”（《东江疏揭塘报节抄》卷五），天启六年二月初六日《塘报》，铁山之役，其家族又有三百余人遭后金搜斩无遗，前后合四百余人死于后金之手，更与后金有不共戴天之仇。其于天启七年五月十六日上疏奏称：“从古有款虏之事，独此虏获决不可款。”（《东江疏揭塘报节抄》卷六）要和议，恐怕会引起他们的极大不满。若袁崇焕置他们的情绪于不顾，执意去跟后金议和，东江镇很可能为了搅局而频频对后金发起攻击，议和就很难达成。所以，平台召对的当日，内阁首辅钱龙锡在私下询问过袁崇焕“五年复辽”方略，袁崇焕坦然相告：“恢复当从东江做起，文龙可用则用之，不可用则处之亦不难。”（《崇祯长编》卷二十九）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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说实话，此时正是收拾毛文龙的最佳时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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因为崇祯已经开始着手处理“东江献俘”一事了。他给内阁和兵部下达了最高指示：“文龙献俘，似或非实。前者冒饷亦多，该部详查以闻。”要大家好好调查冒饷之事，摸摸毛文龙的底。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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为此，钱龙锡和袁崇焕于七月二十四日一起入朝觐见崇祯，崇祯赐袁崇焕尚方宝剑。（“大学士钱龙锡，过崇焕语及之，遂定计出，癸未赐崇焕尚方剑。”《明季北略》卷四）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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也许，得赐尚方宝剑的那一刻，袁崇焕杀心已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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毛文龙之外，还必须解决王在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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王在晋原先在辽东经略的位子上被孙承宗拱下来，一直在南京赋闲职。崇祯继位，急需用人，将其召为刑部尚书，负责清算阉党。随着阉党的覆灭，又将其迁回兵部，任兵部尚书。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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原本，崇祯也考虑过启用已经退休了的孙承宗，孙承宗也很会来事，上了一道奏疏，大陈自己当年在辽东的功绩，说：“臣来关外，止有八里铺一堡，中前所一城，以安哨马。臣与各将吏拮据四年，有四十七城堡，有三十万辽民，有三万辽兵，有五万弓弩火铳手，有六百兵船，有五百兵车，有六万马嬴牛驼，有官衙民舍 五万有奇，有盔甲器械火药弓矢百余万。其官兵屯田五千余顷，官屯银一十五万有奇，盐钱利银三万四千有奇，采青省饷部银十八万。”（《崇祯长编》卷十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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孙承宗这种只提成绩，不提成本的行为彻底将王在晋激怒。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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王在晋于是参了一本，说：“天启二年，广宁攻陷，廷推经略，举臣以往。原议于八里铺筑外城，收欢喜岭于内，锁三道关于前，而枢辅孙承宗却谓八里铺太近，当规划在关门二百里外，筑墙于宁远、窟窿山之前。而臣调南京，孙枢辅经略辽东，马世龙登坛授剑，迄今并无一砖一石之堆积，筑墙于八里铺或筑墙于宁远的两种方案都报废。孙、马二人率意冥行，变乱成法，兵无不虚，饷无不耗，将无不贪。臣初议止用兵六万、马万匹，欲清旧辽饷以养民，乃忽议添兵十四万、马数万，遂竭海内之力以供饷，功既无成，财复大匮。柳河之败，止存兵五万八千，即如枢辅疏以十二万，此六万二千之兵归于何有？非失机陷阵，则虚藉挂粮，世龙百喙，何能自解也？”（《崇祯长编》卷十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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