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元朝灭亡后，蒙古各部中最为强大的是察哈尔部，其势力范围东起辽东，西至洮河，拥有八大部、二十四营，号称四十万蒙古。其部首领林丹汗是成吉思汗的后裔，名义上也是蒙古各部落的首领，其尝称：“南朝止一大明皇帝，北边止我一人。”（《崇祯长编》卷十一）冀图继承大元可汗的事业，东与八旗争雄，南讨明朝抚赏，号令漠南蒙古，是后金的宿敌，明主要防御和拉拢的对象。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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可惜，早在上一年（崇祯元年，即1628年），察哈尔部遭到了喀喇沁部的围攻，实力锐减。而喀喇沁部并不肯就此收手，又与其他多位蒙古部落联名主动和后金联络，请求皇太极一同出兵征讨共同的敌人——林丹汗，让察哈尔部彻底从地球上消失。不用说，皇太极同意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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皇太极充分地利用了这次机会重创夙敌察哈尔，同时也在征途中与喀喇沁各部“刲八牛，祭告天”，结成了生死与共的盟友。可以说，在后金的出兵干涉下，察哈尔已经一蹶不振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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那么，袁崇焕“抚西虏以制东夷”的战略设想就应该有所改变了。不过，袁崇焕并不想就此放弃，他把目光转向了实力较强的喀喇沁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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蒙古喀喇沁部除了实力强大之外，其所处的地理位置很特殊——就在蓟门之外，如果它能听命于明，将是蓟门的最佳守门员。但要与喀喇沁部修好，似乎不 大靠谱。因为在征讨察哈尔部的过程中，它已投靠了后金。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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而这一点，大明王朝上上下下都是心知肚明的。当时，宁远总兵满桂就以《塘报》的形式将此事奏报给了朝廷。（宁远总兵满桂《塘报》，束、伯二部三十六家俱归于大清。《崇祯长编》卷十，注：束不的、伯彦均为喀喇沁部首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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事实上，早在天启六年，袁崇焕置属国朝鲜的沦丧和袍泽毛文龙的生死于不顾，一心一意和皇太极修书议和的行动，就把蒙古部推向了后金的怀抱。在当时，蓟辽督师王之臣就指出：原本后金要与蒙古和好，蒙古不从；后金要与朝鲜交好，朝鲜不受。因为袁崇焕和后金的议和，蒙古和朝鲜开始怨恨明朝廷。到蒙古办事的大明官员曾遭到蒙古人的鞭挞，他们一边抽打一边恨恨地说：“汝汉人全无脑子，终日只说我等不助兵，汝却驮带许多金帛，着喇嘛替他吊孝求和，反倒教别人与他为仇，我等不如也投顺罢了。”（原文见《三朝辽事实录》卷十六）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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而这年（崇祯二年，即1629年）正月，包括喀喇沁部在内的五个蒙古部落（科尔沁、敖汉、奈曼、喀尔喀、喀喇沁五部落）已正式宣布加入后金军事编制，悉遵后金国制。郑重宣誓：“凡遇出师期约，宜各踊跃争赴，协力同心，共申敌忾，毋有后期。”《清太宗实录》卷五）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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但袁崇焕不死心，他认为，只要功夫深，铁棒磨成针，用痴心就可以换来情深，一切皆有可能。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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二月，喀喇沁部遭到了大饥荒，这场饥荒，后金主子帮不了他们，因为后金也同样饥荒。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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袁崇焕准备在这个关键时刻帮他们一把，在高台堡通市卖粮，以明的布米换他们那些并不值钱的柴薪，接济他们，将他们从皇太极身边拉走。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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消息传回，明政府的文武官员无不惊愕失色。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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以前喀喇沁部三十六家每遭遇饥荒，大明都会伸出援助之手，现在他们既已归附了后金，是大明的敌人，怎么还要救济他们呢？而且，他们既是后金的军事共同体，后金也在闹饥荒，现在正是困死后金的最好时机，你卖粮给他们，岂不等于卖粮给后金？！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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崇祯下了一道圣旨，提醒袁崇焕说，蒙古人买粮食，明明是接济后金，卖粮给他们，就是资助敌人，万万不可。（“西夷市买货物，明是接应东夷，藉寇资盗，岂容听许？”《明清史料一》甲编第八本，《兵部行稿》）禁止卖粮食给喀喇沁部三十六家。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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袁崇焕是这样回答的：喀喇沁部三十六家原是大明的藩篱，从未与后金相 通，只因与察哈尔部结仇遭到了察哈尔部的攻击才依附后金以求自保。现在天下饥馑，夷地荒旰，粒食无资，人俱相食，将有变乱。关宁防线已经能抗击后金入侵，蒙古人岂敢再与后金交好？惟有蓟门作为皇陵、京师的肩背，而兵力难及，我们不救他们一把，他们就会倒入后金，充当后金向导，从蓟门入寇京师，后果将不堪设想！所以我决定将他们招来，允许他们在关外的高台堡通市度命，只许以布米交易换柴薪，如违禁之物，一律肃法严禁，要他们写保证书，不得与后金相通。（《明清史料一》甲编第八本，“兵部行稿”）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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唉，担心蒙古人因为明不救济而燃起他们的仇恨，就和后金勾结，与明为敌，这是什么逻辑？！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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真是让人又好气又好笑，救你一把，是从人道主义出发，该感激就感激，不感激就拉倒，总不能因为不救济你，就成了欠你的，你就把我当成仇人，如果真是这样，还不如直接把你们饿死好了，省得到头来成为自己的一大隐患。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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可是，袁崇焕却一再保证自己所接济的这些蒙古部落“断不敢诱奴入犯蓟辽”。崇祯又气又急，再次下诏：“蒙古人勾结女真人，须严加提防。相关情报反映，蒙古人是在为女真人买布帛粮食，如此一来，何以制约建虏？着督抚严行禁止。”（原文见《明清史料一》甲编第八本，“兵部行稿”）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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该死的袁崇焕，居然认为“今诸夷指天说誓，必不忘中国”，甚至还认为“蒙古人为女真人购买一二匹布帛”（原文见《明清史料一》甲编第八本，“兵部行稿”）都是可以通融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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真是气死人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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鉴于现在正倚仗于袁崇焕，而袁崇焕本人又是赌咒发誓，又是拍胸膛保证蒙古人不会与后金相通，崇祯只好强调，这些蒙古部落是和后金一体的，将战略物资输送给他们，就无法遏制后金的经济，要袁崇焕严行禁止！如果实在要接济他们，就“查明部落多少，计口量许换米，不得卖与布帛米粮及夹带禁品口粮”，如有违反，则“以通夷罪论处”。（《明清史料一》甲编第八本，“兵部行稿”）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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应该说，崇祯提出的“计口量许换米，不得卖与布帛米粮及夹带禁品”是极其高明的一着。因为蒙古喀喇沁部真的发生了饥荒，则查明他们的人口，按照人头数接济口粮，是可以缓解他们的一时之需的。而且，他们要定期按照人数来领取口粮的话，就必须待在大明控制的地区，无法投奔后金；相比较之下，一旦“卖与布帛米粮”，他们购买了大批的布匹和粮食离去，不愿意接受明所接济的口粮，那就说明他们的饥荒是假的，离去是要与后金站同一阵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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然而，袁崇焕只是神秘兮兮地回答说：“现在我兵马未备，对蒙古人只能笼络，等兵马整饬完备，与奴兵开战，则以其为前驱，如不为我用，则另有安排，臣万不敢因为蒙古人背叛君父而贻误封疆大事，事属军情，不敢发抄，合词奏闻等因。”（《明清史料一》甲编第八本，“兵部行稿”）一意孤行，继续“市粟卖粮”，和蒙古人打得火热。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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如果自己的资金实在雄厚得不得了，抱着通过“市粟卖粮”收买敌人的侥幸心理玩一把就算了，但大明王朝的财政已经面临着一个巨大的赤字了，甚至连自己军队的军饷都发不出来。宁远、锦州的兵变就发生在几个月之前。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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可笑的是，袁崇焕为了救济蒙古人，竟竭力鼓吹汰兵减饷，要求大刀阔斧地裁减关河南磁州、山东兖州、真定恒山三处的兵马，“汰之归农，存饷解部”（《崇祯长编》卷十六）。仅仅数月之间，他就裁掉了关内一万五千多名士兵，关外则裁掉了七千余名。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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