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东江是毛文龙一生功业的基石，当然不会乐意接受。从战略上看，东江始终 是钳制后金的一枚重要棋子，如果没有东江，当年的宁远、宁锦两场“大捷”根本就不可能出现。而且，现在朝野对自己的弹劾和非议极多，一旦“移镇”，自身贬值，很可能会引起群臣的“打落水狗”现象。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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毛文龙犹豫中。他这一犹豫，朝廷的非议更多了，弹劾之声此起彼伏。毛文龙被迫陈情上疏、剖明心迹：“臣势处孤危，动遭掣肘，功未见其尺寸，怨已深于寻丈，而皇上知之否？中外臣工于兵家奇正之法，彝地山川之形或未深知，故人持一论终非煞著，惟臣居辽日久探讨独到，无奈地隔天寥，笔难代舌，而皇上知之否？属国残破之余缓急无望，一应接济合于夏秋两季，及时顿给以便转运其间，裒益调剂厥有权宜，而皇上知之否？”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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连问数句“而皇上知之否”，足见其内心的愤懑、不平、幽怨、委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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崇祯还算厚道，回复他：“毛文龙本以义勇简任东江，数年苦心，朕所洞鉴，人言何足置辩报闻。”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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但言官和朝臣却咬住毛文龙的“而皇上知之否”不放，指责他“语多桀骜”，弹劾有增无减，毛文龙一时成了众矢之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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崇祯元年八月，右都督山东总兵杨国栋更是上奏疏弹劾毛文龙“十大罪”，大骂毛文龙：“至如奉旨移镇，竟若罔闻，奉旨回话，绝无应答，煌煌天语，视如弁髦，此等滔天之罪尚可容于尧舜之世哉！”（《崇祯长编》卷十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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朝野上下顿时大哗，廷议、部议喊打喊杀，义愤填膺，到处充斥着声讨毛文龙的声音。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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怎么处置毛文龙，是影响辽东局势的重要大事。朝廷重臣纷纷就此事写信与已抵关门的蓟辽督师袁崇焕进行商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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这种背景下，袁崇焕杀意更浓了。在他看来，除掉毛文龙，不但可以为日后的和议铺平道路，还可以借此机会拖内阁下水，让内阁和自己成为同一根绳子拴着的蚂蚱，以后不得不全力支持自己的意见和行动——即让内阁成为自己推行和议的同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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于是，袁崇焕先投其所好，“频以书商之洽与龙锡”，频频以“斩帅”、“议和”两事与新上任的兵部尚书王洽、内阁首辅钱龙锡通书商议，当然，商议只是手段，结果是：不论这些朝中重臣支持与否——支持最好，不支持也决意要做。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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不过，袁崇焕暂时还腾不出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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其实，袁崇焕还没有到任，宁远已闹翻了天。闹的原因很简单：士兵索饷。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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崇祯元年（1628年），户部尚书毕自严奏称：岁入银三百二十六万两，实际收 入不满二百万两，边饷银三百二十七万两，赤字太大，难以供应，士兵已经长达四个月领不到粮饷，这种日子实在活不下去了，哗变终于在崇祯元年（1628年）七月二十五日爆发，四川兵与湖广兵率先发难，他们会盟歃血，发起兵变，捆绑了辽东巡抚毕自肃、总兵官朱梅、通判张世荣、推官苏涵淳等人，武力索饷。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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袁崇焕在路上闻此惊变，不敢怠慢，快马加鞭，于八月初六日到达山海关，次日单骑出关，驰往宁远，向各营士兵作政治思想教育，“宣上德意”，强调饷银很快就到，劝散了士兵。然后以迅雷不及掩耳之势惩治了“首恶”，瓦解了哗变官兵的斗志，暂时平息了动乱。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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之所以说是“暂时”的，是因为士兵完全是看在袁崇焕所说饷银很快就到的空头支票份上，如果饷银还迟迟不来，动乱将再度爆发。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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这个道理，谁都懂。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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不发工资，谁给你干活？！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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何况，就算你觉悟高，不考虑父母老婆孩子的生活，义务为国家守边疆，你自己也总得有口吃的，有衣服穿吧？！所以，你光跟士兵谈理想、谈人生是不够的，得上硬货。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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事实证明，袁崇焕将带来的饷粮发下去后，宁远很快就恢复了正常防务。而知道宁远的兄弟已经领到了饷银，锦州那边的守兵却一分钱也没得到，于是，同样的兵变也发生了。所以说，治军光讲思想、光讲素质是不够的，还得照顾到士兵的生活。生活都没着落，谁还跟你打仗？！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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袁崇焕因此屡次上疏请饷，而在请饷过程中，也更认识到了饷银的重要性。他准备在饷银问题上拿蒙古喀喇沁部一把、摆毛文龙一道。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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奏折上的晚明 三十六、裁员卖粮，讨好蒙古之举换来灾难性后果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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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兵部为夷情事，职方登吏司案呈，奉本部送兵科抄出督帅尚书袁题请：“臣会同蓟辽总督俞，查得哈利惧三十六家原在蓟辽抚赏，仇于 虎而未与奴通。自去年虎酋攻伯彦黄台吉，据此故穴，彦死之而我不能为各夷之依。夷遂依奴而自固。且夷地荒旰，粒食无资，人俱相食，且将为变。夫辽已能抗奴，夷即变奚为？惟蓟门陵京肩背，而兵力不加，万一夷为向导，通奴入犯，祸有不可知者。臣是招之来，许其关外高堡通市度命，但只许布米易换柴薪，如违禁之物，俱肃法严禁，业责无与奴通。”（《明清史料一》甲编第八本，“兵部行稿”）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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以上奏疏是袁崇焕为自己给蒙古喀喇沁部卖粮之事所作的辩解，包含的信息量极其庞大。值得注意的是：很多人读这份奏疏，误以为袁崇焕有先见之明，预料后金会绕开关宁防线，借道蒙古，从蓟门入寇，是崇祯帝没有重视。其实，只要细读，就不难发现，恰恰是袁崇焕一口咬定后金绝不会从蓟门入寇京师，他自己没有足够重视，这才发生了后面的悲剧。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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