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申福遵命执行,为了报答皇帝大人,又集结了几千由乞丐、群氓的队伍保卫京城。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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北京城内外,可谓众志成城。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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年届七旬、已经退休在籍的孙承宗从老家高阳(今河北高阳)赶到了京城,崇祯帝任命他为兵部尚书、中极殿大学士,督理军务。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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孙承宗就当前形势做了一番研究,却弄不明白袁崇焕的布防,他对崇祯说:“臣闻袁崇焕驻蓟州,满桂驻顺义,侯世禄驻三河,此为得策。又闻尤世威回昌平,世禄驻通州,似未合宜。”他认为三河位于蓟州与通州之间,守住三河即可粉碎敌军进犯通州逼向京师的企图,也可以防其南下香河、武清,包抄京师南翼,三河能固守,通州则自安,而昌平却是闲着。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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不过,对于当下应急措施,老头子也提不出什么有效的点子,只是老生常谈地强调些诸如修整器械、激励将士、稳定民心的话。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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皇太极攻占了遵化,留兵八百镇守,自己亲统后金军继续南下,向北京进发,逼近蓟州。十一月十二日,后金前哨到达离蓟州不远的马伸桥,与袁崇焕的 辽兵相遇,小败一场。但这只是一场小规模的遭遇战,影响不到战局的发展。皇太极因此知道袁崇焕已经从关宁防线回撤。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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这样,一场真正的战斗即将开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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十一月十三日,皇太极和袁崇焕这一对老对手在蓟州城下再一次进行生死较量:皇太极长途奔袭,千里大迂回,志在必得;袁崇焕白纸黑字,信誓旦旦地向崇祯皇帝保证——“必不令越蓟西一步”。一场恶战,势不能免。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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不过,诡异的是,十一月十三日的这场战斗过程按照流传下来的史料来看,竟然有截然不同的多种版本,令后人无所适从,难以判断。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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首先,按照大明一方当事人,袁崇焕手下副总兵周文郁的《辽师入卫纪事》记载,战斗过程应该是这样:十一月十三日,袁崇焕从侦察兵口中得知,后金全军已过石门驿,便“令马步兵尽出城外列营”,扎定营地,摆好阵形,然而,迎战的仅“有奴骑二百余,分四队扎我军之东南”,该二百后金兵分成四队,每队平均五十人,与袁崇焕近万辽兵静静对峙,袁崇焕为持稳重,一直不肯轻战,然而,后金主力始终没有出现。等了两个多时辰(约等于现代的四个小时),袁崇焕沉不住气了,下令发炮,于是四队后金兵排成一字,飞速退去。此后,“竟日无一骑复至,使我欲战而无可战”,袁崇焕只好另传令收兵。到了第二天(十一月十四日),“乃探奴大队,潜越蓟西矣”。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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再看后金方面的记载,先是《满文老档》: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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十一月十三日,大军至蓟州,擒获大明一名生员,命令其“持书往谕驻城道员、军官及庶民降”,复又获明兵一名。当夜,越过蓟州的五里外驻营。十四日,大军发往三河县。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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该记载与《辽师入卫纪事》所记的相同之处均为双方在蓟州城下并无军事冲突,但却多出了招降之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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而按《清实录》记,事情应该是这样: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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皇太极统率大军自遵化起行,向北京进发,十三日,到达蓟州,前哨与五百明军相遇,双方开战,后金“生擒十五人,获马二十匹”。而后,“以书谕蓟州城内官民等,令之降”。第二天,大军至三河县。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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按该条记载,双方军队还是进行了一些接触,但依然是小规模的,跟《满文老档》相同的是,有招降情节。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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当年的蓟州城下辽兵与后金双方的具体表现到底如何,已经很难还原了,但从双方当事人所记载的原始材料来看,有一点是相同的,双方并未展开我们想象 中的血战,后金军的数万大军则完全在袁军的视线范围之外,从容前进,于十四日顺利到达三河。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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也就是说,袁崇焕并没有尽到御敌于蓟门之外的责任——至少,没有为之努力。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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而后金在蓟州的招降行为却有可能是真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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结合到袁崇焕有过款敌议和的前科,人们有理由怀疑他仍然在蓟门城下款敌议和,只不过,他再次被皇太极耍了一把,后金军队乘隙直奔京城,将袁崇焕甩在了后面。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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时任南礼部祠祭主事的徐石麒当时就认定:“崇焕阳主战而阴实主款也,甚至杀东江毛文龙以示信。嗣先帝之不许,遂嗾奴阑入胁款,仍戒以弗得过蓟门一步,崇焕先顿甲以待。是夕敌至,牛酒犒劳。夜未央,敌忽渝盟,骑突薄城下,崇焕师反殿其后。”(黄宗羲《弘光实录抄》转引徐石麒疏)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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而崇祯十三年的进士林时对根据时人说述,写成《荷牐丛谈》一书,书中也称:“崇焕阳主战,而阴实主款。故至东江,即杀文龙,示信以就款局。瞰上弗之许,遂嗾敌阑入胁款,仍戎以无得过蓟州一步。己巳冬,东兵至,崇焕牛酒相慰劳。夜半,倏渝盟,拔骑突薄都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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徐石麒也罢,林时对也罢,他们都不是目击者,所说不足为凭,但他们都对后金的几万大军和袁崇焕的上万辽军蓟门城不开战,并且能在一日之间顺利通过蓟门的诡异现象给出了近乎情理的解释。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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