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申福遵命执行，为了报答皇帝大人，又集结了几千由乞丐、群氓的队伍保卫京城。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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北京城内外，可谓众志成城。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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年届七旬、已经退休在籍的孙承宗从老家高阳（今河北高阳）赶到了京城，崇祯帝任命他为兵部尚书、中极殿大学士，督理军务。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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孙承宗就当前形势做了一番研究，却弄不明白袁崇焕的布防，他对崇祯说：“臣闻袁崇焕驻蓟州，满桂驻顺义，侯世禄驻三河，此为得策。又闻尤世威回昌平，世禄驻通州，似未合宜。”他认为三河位于蓟州与通州之间，守住三河即可粉碎敌军进犯通州逼向京师的企图，也可以防其南下香河、武清，包抄京师南翼，三河能固守，通州则自安，而昌平却是闲着。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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不过，对于当下应急措施，老头子也提不出什么有效的点子，只是老生常谈地强调些诸如修整器械、激励将士、稳定民心的话。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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皇太极攻占了遵化，留兵八百镇守，自己亲统后金军继续南下，向北京进发，逼近蓟州。十一月十二日，后金前哨到达离蓟州不远的马伸桥，与袁崇焕的 辽兵相遇，小败一场。但这只是一场小规模的遭遇战，影响不到战局的发展。皇太极因此知道袁崇焕已经从关宁防线回撤。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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这样，一场真正的战斗即将开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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十一月十三日，皇太极和袁崇焕这一对老对手在蓟州城下再一次进行生死较量：皇太极长途奔袭，千里大迂回，志在必得；袁崇焕白纸黑字，信誓旦旦地向崇祯皇帝保证——“必不令越蓟西一步”。一场恶战，势不能免。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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不过，诡异的是，十一月十三日的这场战斗过程按照流传下来的史料来看，竟然有截然不同的多种版本，令后人无所适从，难以判断。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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首先，按照大明一方当事人，袁崇焕手下副总兵周文郁的《辽师入卫纪事》记载，战斗过程应该是这样：十一月十三日，袁崇焕从侦察兵口中得知，后金全军已过石门驿，便“令马步兵尽出城外列营”，扎定营地，摆好阵形，然而，迎战的仅“有奴骑二百余，分四队扎我军之东南”，该二百后金兵分成四队，每队平均五十人，与袁崇焕近万辽兵静静对峙，袁崇焕为持稳重，一直不肯轻战，然而，后金主力始终没有出现。等了两个多时辰（约等于现代的四个小时），袁崇焕沉不住气了，下令发炮，于是四队后金兵排成一字，飞速退去。此后，“竟日无一骑复至，使我欲战而无可战”，袁崇焕只好另传令收兵。到了第二天（十一月十四日），“乃探奴大队，潜越蓟西矣”。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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再看后金方面的记载，先是《满文老档》：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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十一月十三日，大军至蓟州，擒获大明一名生员，命令其“持书往谕驻城道员、军官及庶民降”，复又获明兵一名。当夜，越过蓟州的五里外驻营。十四日，大军发往三河县。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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该记载与《辽师入卫纪事》所记的相同之处均为双方在蓟州城下并无军事冲突，但却多出了招降之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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而按《清实录》记，事情应该是这样：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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皇太极统率大军自遵化起行，向北京进发，十三日，到达蓟州，前哨与五百明军相遇，双方开战，后金“生擒十五人，获马二十匹”。而后，“以书谕蓟州城内官民等，令之降”。第二天，大军至三河县。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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按该条记载，双方军队还是进行了一些接触，但依然是小规模的，跟《满文老档》相同的是，有招降情节。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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当年的蓟州城下辽兵与后金双方的具体表现到底如何，已经很难还原了，但从双方当事人所记载的原始材料来看，有一点是相同的，双方并未展开我们想象 中的血战，后金军的数万大军则完全在袁军的视线范围之外，从容前进，于十四日顺利到达三河。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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也就是说，袁崇焕并没有尽到御敌于蓟门之外的责任——至少，没有为之努力。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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而后金在蓟州的招降行为却有可能是真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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结合到袁崇焕有过款敌议和的前科，人们有理由怀疑他仍然在蓟门城下款敌议和，只不过，他再次被皇太极耍了一把，后金军队乘隙直奔京城，将袁崇焕甩在了后面。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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时任南礼部祠祭主事的徐石麒当时就认定：“崇焕阳主战而阴实主款也，甚至杀东江毛文龙以示信。嗣先帝之不许，遂嗾奴阑入胁款，仍戒以弗得过蓟门一步，崇焕先顿甲以待。是夕敌至，牛酒犒劳。夜未央，敌忽渝盟，骑突薄城下，崇焕师反殿其后。”（黄宗羲《弘光实录抄》转引徐石麒疏）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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而崇祯十三年的进士林时对根据时人说述，写成《荷牐丛谈》一书，书中也称：“崇焕阳主战，而阴实主款。故至东江，即杀文龙，示信以就款局。瞰上弗之许，遂嗾敌阑入胁款，仍戎以无得过蓟州一步。己巳冬，东兵至，崇焕牛酒相慰劳。夜半，倏渝盟，拔骑突薄都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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徐石麒也罢，林时对也罢，他们都不是目击者，所说不足为凭，但他们都对后金的几万大军和袁崇焕的上万辽军蓟门城不开战，并且能在一日之间顺利通过蓟门的诡异现象给出了近乎情理的解释。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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