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认真分析起来，说温体仁想借参袁崇焕而攻击政敌以脱困境倒还说得过去。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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温体仁政治领悟力极高，能“因事图之，使其机自发而发”（《幸存录》），议人论事，往往一矢中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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这次弹劾袁崇焕，他着重在“东奴入犯。皆由袁崇焕以五年灭奴欺皇上，而阴与华亭奸辅，临邑罪枢，密谋款敌。遂引之长驱，以胁城下之盟”（“华亭”即钱龙锡之号，《鸥陂渔话》）上做文章。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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读了他的奏章，崇祯再也坐不住了，不管京城的险情尚未完全解除，毅然决然传见袁崇焕。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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召见的地点，依然是平台。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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见了袁崇焕，崇祯劈头盖脸就问：“前杀毛文龙，今逗留何也？”（《国榷》、《崇祯实录》、《崇祯遗录》、《明史纪事本末补遗》所记略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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崇祯貌似简单的两句问话，所含的信息量非常大。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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之前袁崇焕未经请示，不明不白地处死了毛文龙，大明帝国的朝野已掀起了轩然大波。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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很多人都认定：袁崇焕杀毛文龙的目的是为了议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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也许是毛文龙坚定主战的意志会影响到议和的进程，必须除掉；也许杀毛文龙根本就是后金作为议和的条件。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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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明史纪事本末补遗》就称：“（袁崇焕）无以塞五年平辽之命，乃复为讲款计。建州曰：‘果尔，其以文龙头来。’崇焕信之，且恐文龙泄其款计，遂身入皮岛诱文龙。”（《明史纪事本末补遗·毛帅东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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而《石匮书后集·毛文龙传》则记：“（袁崇焕）谋以岁币议和，女直许之。乃曰，无以为信。其函毛文龙首来。与幕下士谋。乃上疏巡视海边诸岛。”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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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国榷》也记：“而建虏以（文龙）扼其背，甚忌之。阴通款崇焕，求杀文龙。而崇焕中其计不觉也。惜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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不管怎样，“海上之血未干，奴酋之兵已到，已见关宁之备御是假，东江之牵制是真”（《辽海丹忠录》）。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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而崇祯所说的“逗留”二字，则是对其在入援京城作战不力的直接指责。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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当时，有人说“亲见崇焕差官往来，语言甚密者”；又有人说在“城上瞭望，有见敌兵与我兵嬉笑偶语，往来游戏者”；又有人说“满桂战不力差人往崇焕营，速其放炮，及放炮，皆无钱粮者”（《石匮书后集·袁崇焕传》）。这些事， 崇祯未必就信，但袁崇焕之不能尽力扞御，坐视淫掠，在崇祯看来却是无可辩驳的事实。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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崇祯突如其来的质问，袁崇焕一时语塞，无言以对。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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既不能答，崇祯也就不再废话了，“著锦衣卫拏掷殿下。校尉十人，褫其朝服，杻押西长安门外锦衣卫大堂，发南镇抚司监候”。（《明季北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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崇祯此举，实在过于情绪化了，遭到了东阁大学士兼礼部尚书成基命的劝阻，其称“临敌易将，兵家所忌”，要求崇祯慎重考虑。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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崇祯的回答却是：“势已至此，不得不然。”言语之间，充满了对袁崇焕的失望、怨愤、不满和不信任之情。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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处理完袁崇焕，崇祯命满桂总理关宁兵马，与祖大寿、黑云龙、马世龙、施弘谟一同立功（《崇祯长编》卷二十九）。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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崇祯没有料到，这么一来，就把祖大寿吓坏了。成基命“睨大寿心悸状”，再次顿首叩拜，请求崇祯慎重考虑，说：“敌在城下，非他时比。”（《国榷》）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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无奈崇祯心意已决，无可更改，下旨晓谕各营士兵，云：“袁崇焕自任灭胡，今胡骑直犯都城，震惊宗社。夫关宁兵将，乃朕竭天下财力培养训成，远来入援。崇焕不能布置方略，退懦自保。致胡骑充斥，百姓残伤，言之不胜痛悼。”（《国榷》）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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