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但孔有德不是袁崇焕，他的人生观里没有国家利益、民族大义一类的东西，作为领导，他不但不想办法制止士兵动乱，反而加入到动乱队伍中去，带领士兵一起打劫。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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打劫完毕，自知罪不可赦，就一不干、二不休，折返山东半岛，在耿仲明的协助下占领了登州，以登州为根据地，发展海盗事业，并攻打莱州。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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这场动乱一直持续了好几个月，崇祯一度担心孔有德会控制整个山东东部地区，下令从保定和天津调集大军投入战争，最终迫使孔有德放弃登州，渡海逃往辽东。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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逃亡途中，又与黄龙的东江巡海舰队发生了多次激烈海战，弹尽粮绝，不得不由辽东沿海的运河岸登陆，投入金军，成功成为一名恶名昭彰的大汉奸。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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因为孔有德的投降，皇太极凭空得到了由孔有德带来的二十多门葡萄牙澳门 造炮局原装的红夷大炮，还得到了由葡萄牙军事顾问所直接传授的大批军事技术人才，掌握了弹药制造及瞄准知识与仪器操作等先进技术，不仅如此，还得到了一大批足以让后金建立水军的战船。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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作为大明辽东前线练兵基地的登、莱两州，却在这场长达十八个月的动乱中被蹂躏得不成样子，近在京畿的山东地区有十余万生灵无辜丧生，数位朝廷封疆大吏和大批地方官员被杀。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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这种情况下，明既不敢，也无力再修大凌河。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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宁远兵与孔有德所带领的登莱兵之所以发生哗变，主要原因是领不到军饷。而领不到军饷，却不是偶然的。其实，无论宁远兵还是登莱兵，都是明廷对抗后金的主要军事力量，这些军队在军饷、器械、建设各方面都是朝廷所重点照顾的。既然重点关注对象都发生了缺饷事件，其他军区的拖饷、欠饷、缺饷情况的严重性就可想而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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樊树志的《晚明史》中就说：“在最初的造反者队伍中起重要作用的是大批哗变的士兵，即所谓逃卒、叛卒。从万历年间辽东战事爆发以来，军饷就逐年拖欠，而且越来越严重。截至天启七年为止，延绥、宁夏、甘肃、固原四镇积欠饷银达二百四十四万多两，常有几个月甚至一年不发饷的事，到崇祯初年不少地方欠饷达三十六个月。士兵们纷纷‘稽饷而哗’，‘亡命山谷间，倡饥民为乱’。户部侍郎南居益在崇祯二年谈到‘大盗蜂起’的原因时说‘皆缘饥军数数鼓噪城中，亡命之徒揭竿相向，数载以来，养成燎原之势’。”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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发生这种现象的原因很简单：朝廷着实没钱。要不，也不至于连重点关注的军队、抗击后金军事依靠的宁远兵都发不出粮饷，而辽东巡抚毕自肃也不至于因为筹措不到粮饷而投环自尽。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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如果要问为什么没钱，一般史书的回答是明朝末年，朝廷腐败，经济萧条，贪官污吏层层盘剥，苛捐杂税数不胜数，等等等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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实际上，问题远没有这么简单。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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说朝廷腐败，其实也没有多腐败，就拿崇祯本人来说，那是相当节俭，他穿破旧衣服，变卖宫内的物品，自己用的器物都是粗陋的木器、铁器。他倾尽所有，把内帑全部拿出来充当军饷，他宠爱的田妃死了，陪葬品全是些由铜铁制成的器具。有一次接见朝臣，崇祯的内衣袖子没遮好，露了出来，袖口已经磨破。大臣见了，目瞪口呆。崇祯觉察大臣的目光有异，低头看了看，马上窘迫得赶紧把那破衣袖往里塞。这位大臣感动得流着泪说：“皇帝瘦而天下肥，此乃千古美 谈，陛下不必感到难为情，陛下这是为天下人作表率啊！”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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当然，不能因为崇祯本人节俭、简朴，就说明廷不腐败，明廷官员成百上千，林子这么大，什么鸟都会有，大大小小的官员中肯定少不了有腐败的，但这种腐败并非崇祯这一朝才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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而要说经济萧条，有一半对，有一半不对。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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说它不对，是因为明朝末年正是资本主义萌芽时期，东南沿海一带商业贸易高度繁荣，富商巨贾，数不胜数。不妨回头想想，宁远兵变时，毕自肃他们找谁借钱来解燃眉之急了？商人！毛文龙盘踞东江，粮饷紧缺，谁帮他们渡过难关了？商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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行了，这个不多说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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说它对，是因为西北一带确实萧条得不成样子，大饥荒、人相食现象屡见不鲜。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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为什么会这样？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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得说一说当时的自然灾害问题。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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十七世纪初期到中叶，也就是明朝晚期，是全球气候变冷的时期（即小冰期），中国连续发生在历史上也极为罕见的超大规模自然灾害。在公元1601至公元1644年的四十多年时间里，史书上记载了两次“八年大旱”，即连续八年出现严重干旱现象。在河南，还出现了整整三年时间里没下过一滴雨的残酷现实。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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大旱过后，随之而来的是特大蝗灾和鼠疫。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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在这种巨大的自然灾害面前，单以“萧条”二字形容就显得太苍白无力了，还是引用史书上所记载的吧：“天行瘟疫，朝发夕死。至一夜之内，一家尽死孑遗，百姓惊逃，城为之空。”（《辽州志》卷七《祥异》）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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说贪官污吏层层盘剥之事肯定有，说苛捐杂税数不胜数却未必。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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中国经济史学会副会长陈支平教授指出：“自从明初洪武年间根据宋元以来的征赋情况制定了所谓的赋税原额以来，虽然明代经过一二百年的社会发展，人口不断增长，土地不断开垦，但是政府所能赖以征收的赋役的‘原额’，却基本上是不动的，其实际征收量不但不能随着人口增长和土地开垦的实际情况而增长，反倒是有所下降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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