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而要说经济萧条，有一半对，有一半不对。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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说它不对，是因为明朝末年正是资本主义萌芽时期，东南沿海一带商业贸易高度繁荣，富商巨贾，数不胜数。不妨回头想想，宁远兵变时，毕自肃他们找谁借钱来解燃眉之急了？商人！毛文龙盘踞东江，粮饷紧缺，谁帮他们渡过难关了？商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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行了，这个不多说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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说它对，是因为西北一带确实萧条得不成样子，大饥荒、人相食现象屡见不鲜。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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为什么会这样？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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得说一说当时的自然灾害问题。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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十七世纪初期到中叶，也就是明朝晚期，是全球气候变冷的时期（即小冰期），中国连续发生在历史上也极为罕见的超大规模自然灾害。在公元1601至公元1644年的四十多年时间里，史书上记载了两次“八年大旱”，即连续八年出现严重干旱现象。在河南，还出现了整整三年时间里没下过一滴雨的残酷现实。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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大旱过后，随之而来的是特大蝗灾和鼠疫。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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在这种巨大的自然灾害面前，单以“萧条”二字形容就显得太苍白无力了，还是引用史书上所记载的吧：“天行瘟疫，朝发夕死。至一夜之内，一家尽死孑遗，百姓惊逃，城为之空。”（《辽州志》卷七《祥异》）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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说贪官污吏层层盘剥之事肯定有，说苛捐杂税数不胜数却未必。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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中国经济史学会副会长陈支平教授指出：“自从明初洪武年间根据宋元以来的征赋情况制定了所谓的赋税原额以来，虽然明代经过一二百年的社会发展，人口不断增长，土地不断开垦，但是政府所能赖以征收的赋役的‘原额’，却基本上是不动的，其实际征收量不但不能随着人口增长和土地开垦的实际情况而增长，反倒是有所下降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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所以说，认为明末苛捐杂税增多，农民赋税加重，最后导致官逼民反，其实是不准确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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正是因为明朝政府征收的赋税过低，这才使得“中央政府的财政经不起些微的变故，一旦发生变故很快便会陷入不敷出的困境”。“国家财政用于社会公益的开 支并不突出，而一遇到一些局部战争，国家财政的危机马上便显现出来。这种捉襟见肘的财政困境，是与一个人口众多、土地辽阔的中央集权制国家极不相衬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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在这个背景下，即使明政府在万历时期和崇祯时期都曾加收了几次大规模的赋税。但陈支平的观点仍是：“明代后期有所谓的‘三饷’加派，可以算是封建社会晚期最臭名昭著的田赋加收了，但心平气和的分析，三饷所加，不过每亩‘九厘’银，按明末的粮价折算，尚不足十斤稻谷，这在明末的亩产量中所占的比例，微乎其微，但是无论是明人、清人，或是今人，好像都认为明代的灭亡，三饷加派是一个重要的原因。而当国家发生战争时，适量的增加赋税并非全无道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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就是这样的加饷，崇祯朝的户部尚书毕自严跟崇祯算过一笔账：朝廷每年的赋税送至京师归户部掌握的收入只有三百九十六万四千二百两银子，而支出竟高达五百二十五万二千五百两，亏空就将近一百二十九万两白银。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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许多部队的军饷都是一拖再拖，甚至有欠饷达五六年之多的。这也是当年熊廷弼、王在晋力主放弃关外，收缩防线的原因所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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作为保障国家机器正常运作的军队生活尚且得不到保证，那么普通的小平民其生活悲惨程度就可见一斑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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下面列举一份崇祯初年由地方官员呈报给崇祯的奏疏，其中详细地描述了饥民饿死的惨状。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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崇祯元年七月，陕西巡按御史李应期上疏：“连年凶旱、饥荒，灾祸相连，今年更是酷烈异常。臣自凤翔巡历延庆、平凉抵西安，但见五月不雨，以至于秋季，三伏亢旱，禾苗尽枯，赤野青草断烟，百姓流离，络绎载道。途经之处，灾民成群结队，拥道告赈。”（原文见《平寇志》卷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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百姓遭遇这样的灾难，政府能做的就是救济和赈灾。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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崇祯也想赈灾，但手里没钱。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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而这些灾民与其坐以待毙，不如抢掠以苟活一时，于是铤而走险，“白昼摽掠，弱血强食”（《平寇志》卷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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看到灾民抢得这么爽，饥兵也自溃为盗，跟着一起造反。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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对这些因为灾荒而作乱的寇贼，崇祯的心情是复杂的，他说“寇亦我赤子，宜抚之”（《国榷》卷九十一）。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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负责招抚的三边总督杨鹤很认真地贯彻执行崇祯的招抚政策，可是，一番忙碌下来，绝望了，他说：“诸贼穷饿之极，无处生活。兵至，则稽首归降；兵去，则抢掠如故。此必然之势。”（《杨鹤对诏狱供状》，见《明末农民起义史料》第 二十九页）。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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