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下面列举一份崇祯初年由地方官员呈报给崇祯的奏疏,其中详细地描述了饥民饿死的惨状。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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崇祯元年七月,陕西巡按御史李应期上疏:“连年凶旱、饥荒,灾祸相连,今年更是酷烈异常。臣自凤翔巡历延庆、平凉抵西安,但见五月不雨,以至于秋季,三伏亢旱,禾苗尽枯,赤野青草断烟,百姓流离,络绎载道。途经之处,灾民成群结队,拥道告赈。”(原文见《平寇志》卷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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百姓遭遇这样的灾难,政府能做的就是救济和赈灾。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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崇祯也想赈灾,但手里没钱。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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而这些灾民与其坐以待毙,不如抢掠以苟活一时,于是铤而走险,“白昼摽掠,弱血强食”(《平寇志》卷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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看到灾民抢得这么爽,饥兵也自溃为盗,跟着一起造反。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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对这些因为灾荒而作乱的寇贼,崇祯的心情是复杂的,他说“寇亦我赤子,宜抚之”(《国榷》卷九十一)。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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负责招抚的三边总督杨鹤很认真地贯彻执行崇祯的招抚政策,可是,一番忙碌下来,绝望了,他说:“诸贼穷饿之极,无处生活。兵至,则稽首归降;兵去,则抢掠如故。此必然之势。”(《杨鹤对诏狱供状》,见《明末农民起义史料》第 二十九页)。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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是啊,没有钱,怎么抚?就算从国家财政里再挤榨出一点资金招抚了他们,可又怎么安置他们?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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剩下的唯一一条路就只能是剿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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从崇祯四年到崇祯七年,大明政府的主要精力全都放在了征剿流贼上。在征剿过程中,还涌现了一大批风云人物。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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这其中最为耀眼的有曹文诏、洪承畴、左良玉、卢象升、陈奇瑜、孙传庭、杨嗣昌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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到崇祯六年(1633年)九月,曹文诏、洪承畴、左良玉等人曾将十几万民兵围困在河南武安,只要待以时日,就能一次性解决“流寇”问题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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为什么说是一次性解决了“流寇”问题呢?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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因为被困在包围圈里的全是些翻手为云、覆手为雨的大佬级的人物,比如:闯王(高迎祥)、西营八大王(张献忠)、曹操(罗汝才)、闯将(李自成);此外,还有贺双全、新虎、九条龙、领兵山、勇将、满天飞、一条龙、一丈青、哄天星、一字王、蝎子块、满天星、七条龙、八大王、皂莺、张妙手、老张飞、诈手、闯塌天、马鹞子、南营八大王、哄世王、哄天王、猛虎、独虎、老回回、皮里针、张飞、石塌天、八金龙、瓦背儿、薛仁贵、刘备、鞋底光、逼上路、一块云、三只手、混世王、上天龙、金翅鹏、高小溪等。(详见《流寇和编》卷六)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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面对官兵的压迫性围困,他们绝望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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然而,谁也想不到,皇太极竟然在关键时刻救了他们一把。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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奏折上的晚明 五十、这一年,大清的旗帜竖起来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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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满洲国皇帝、臣皇太极敢昭告于皇天后土之神曰:“臣以眇躬,嗣位以来,常思置器之重,时深履薄之虞,夜寐夙兴,兢兢业业,十年于此,幸赖皇穹降佑,克兴祖、父基业,征服朝鲜,混一蒙古,更获玉 玺,远拓疆土。今内外臣民,谬推臣功,合称尊号,以副天心。臣以明人尚为敌国,尊号不可遽称,固辞弗获,勉徇群情,践天子位,建国号曰大清,改元为崇德元年。窃思恩泽未布,生民未安,凉德怀惭,益深乾惕,优惟帝心昭鉴,永佑家邦。臣不胜惶悚之至,谨以奏闻。”(《清太宗实录》卷二十八)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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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635年皇太极征伐察哈尔部是一件划时代的大事,在这次军事行动中,他得到了那颗从汉朝传到元朝的中原传国玉玺。这一年,后金改号为“清”。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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明人不修大凌河,皇太极就暂时停止了对明廷的打击,而把注意力转向蒙古察哈尔的林丹汗。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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崇祯五年(1632年)三月,皇太极再次远征林丹汗,拟一举荡平察哈尔,统一蒙古。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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四月一日,皇太极西渡辽河,历经都尔鼻、西拉木轮河,在昭乌达(今昭乌达盟)征召喀喇沁等蒙古诸部,集结起十万兵力。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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