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有人从阴阳五行加以诠释，说“明”为“火”，“清”为“水”，水能克火。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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有人从萨满文化作解释，“清”就是“青”，两字同音，青天通天，吉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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有人从民族方面去解释——皇太极声明过，他们不是金国的后裔，当然这里面也包含如果沿用历史上的“金”为国号，有刺激汉族“以宋为鉴”的禁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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有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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不管怎么猜，终究是一个历史之谜。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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崇祯九年（1636年）四月十一日，在群臣的拥戴下，皇太极举行隆重典礼，宣布即皇帝位，正式改国号“金”为“清”，改年号“天聪”为“崇德”。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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登位当日，满洲人代善、蒙古额哲、汉人孔有德奉上了写着满、蒙、汉三种文体的表文，以示皇太极是满洲、蒙古、汉人天下的共主，恭上“宽温仁圣皇帝”的尊号。得了“皇帝”之称，皇太极便把“汗”封赐给了外藩蒙古的王公。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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祭天称帝仅过一个月，皇太极又悍然发动了第三次入关征明的军事行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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很多人以为，皇太极是因为自己称帝了，就飘飘然地昏了头，想一举灭亡明廷，统治中原。实际上，皇太极是比较清醒的，与明帝国这个庞然大物相比，刚改号的大清国有几斤几两，皇太极是最清楚不过的。之所以急不可耐地入关征明，是因为朝鲜又不老实了，其叛盟背约，小动作不断，皇太极准备好好教训教训它，以武服人。但要打朝鲜就不得不防明军乘虚从自己背后进行捣乱。基于这个原因，皇太极觉得先得把明军打老实了，再东征朝鲜。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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崇祯九年（1636年）五月三十日，皇太极以阿济格为主帅，率十万八旗将士，绕长城从独石口入关，目标直指大明的京畿地。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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为了策应阿济格的行动，皇太极又命多尔衮、多铎、岳托、豪格等人往山海关进发，以牵制明廷的关宁军。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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在孙承宗、袁崇焕这些人的战略思想指导下，明朝的防守重心都囤积在山海关到宁远一线了，不用说，阿济格这次又顺利得手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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其分三路入关，会合于京畿延庆州（今北京市延庆县），先后攻取了近处的长安岭堡、雕鹗堡两个据点，败明军七次，“禾稼尽蹂躏，庐舍尽焚毁，台堡之人，俘斩甚众”（《清太宗实录》卷二十），俘获人畜一万五千二百三十，所经之处，“死者遍野尸横，井中各皆填满，秽污之气难闻”，“军民房舍十止存一”，“州库尽遭虏劫，并无钱粮”（《兵部为报后金兵攻破保安城情形事咨行稿》，见《历史档案》1982年第3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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消息传到北京，上下哗然。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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七月三日，北京全城戒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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崇祯简直要吐血。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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这已是登位以来遭受的第N次打击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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奏折上的晚明 五十一、流民军攻陷和州，清军直迫京城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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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杨嗣昌奏言：“窃臣犬马驽钝，加以草木幽忧，一切失其常度。 蒙恩破格起用，叠奉明旨星趋，首以安边荡寇勉臣料理。似乎安边第一，荡寇次之。微臣乃言必安内方可攘外……此实今日证治之切，根本之图。非敢缓言攘外也，求攘外之至急，不得不先安内耳。”（《杨文弱先生集》卷九《敬陈安内第一要务疏》）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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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必安内方可攘外”原文出自东汉人张仲景所著的《伤寒论·太阳病上》中的一句：“甘草甘平，有安内攘外之能。”很多人引用它来比喻对待国家内外交困时应该处理的先后顺序。现在，大明王朝也面临着女真人和流民军两大敌人，该怎么处理呢？从后面发展的事实来看，杨嗣昌所提出“欲攘外者必先安内”的建议无疑是正确的。这时候的皇太极，虽已称帝，但还是愿意接受和议的，而和议一旦能成，张献忠、李自成等流民军也是完全可以打压下去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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崇祯六年（1633年），原本已在河南武安布下了天罗地网，国内的流民军眼看就要一网打尽，该死的皇太极偏偏选择这个时候入关攻打大同，以至于明廷功败垂成，十几万流民军从网里冲出，涌入河南周边各地，遍地开花。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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为了收拾这个残局，崇祯可谓下尽了血本。他设置出一个明代有史以来最大的地方官——五省总督，管山西、陕西、河南、湖广、四川五省，先后由山西保德人陈奇瑜和泉州南安县人洪承畴担任，调动了关内几乎全部的精锐部队对流民军进行围剿。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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刚开始，政府军确是取得了巨大的胜利，先是陈奇瑜将包括李自成、张献忠在内的十几万流民军赶入了陕西南部的车厢峡，后是洪承畴将三十多万由张献忠、李自成、高迎祥、罗汝才、刘国能等大腕级人物带领的号称十三家七十二营的流民军压制在河南荥阳。但关键时刻，陈奇瑜和洪承畴都出现了掉链子现象，不是被流民军通过诈降化解了险情，就是被其钻了空子溜了出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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