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从荥阳出来的流民军，还干了一件很恶心的事：他们到凤阳刨了明太祖朱元璋的祖坟！崇祯差点没背过气去。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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崇祯八年（1635年）六月，明军第一悍将曹文诏又在赴汉中追击民军的过程中，中伏殉国。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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崇祯悲愤之余，又另设一个五省总督，管辖江北、河南、湖广、四川、山东 五地，由常州宜兴人卢象升担任。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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当时全国共有十三个省，五省总督洪承畴管西北五个，卢象升则管东南五个，看得出，崇祯是想把清除天下流寇的任务交给这两个人全权处理了。流民军大部分人马这时主要在中原活动，卢象升负主剿匪责任。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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崇祯九年（1636年）正月，卢象升在凤阳大会诸将，对流民军发起一场铺天盖地式的打击。而闯塌王、八大王、摇天动等七家义军数十万人在总盟主闯王高迎祥的带领下攻陷了和州，正在前往攻打滁州的路上，他们的目的是攻打南京。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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卢象升率大军在滁州城东五里桥与流民军展开会战。这一战，流民军“连营俱溃，逐北五十里，朱龙桥至关山，积尸填沟委堑，滁水为不流”，伤亡极大。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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此后，卢象升又一路追杀，在河南南阳，大破流民军于七顶山，流民军精骑殆尽。高迎祥率残部渡汉水仓皇南逃。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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如果卢象升乘机再发起一次追击，历史就可以改写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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可惜，历史就是历史，没有如果。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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皇太极，又是皇太极，添乱来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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皇太极四月在沈阳称帝，五月底就发兵入关搞破坏。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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没办法，崇祯一面诏令卢象升入援京师，一面手忙脚乱地调遣京畿的兵马分头据守京西南、与山西交界的地带的紫荆关、倒马关、龙泉关、固关。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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然而，阿济格并没有走山西，而是经延庆入居庸关，直取昌平。昌平总兵巢丕昌投降，昌平城里的户部主事王桂、赵悦，判官王禹佐、胡惟宏，提督内监王希忠等悉数被杀。昌平天寿山的明德陵也被清军焚毁。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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紧接着，清军自西山南趋良乡（北京房山县），经沙河、清河镇，直迫京城。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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崇祯魂飞魄散，“命文武大臣分守都门”（《明崇祯实录》卷九），急令兵部传檄山东、山西、大同、保定及关外等地驻军入援京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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阿济格根据皇太极的指示，并不以攻城略地为主要目的，而是在京师周围流动作战，消耗明军实力，挫败其锐气。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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七月十五日，清军离开沙河和清河，攻克宝坻，入定兴，下房山，战涿州，攻固安，克文安、永清（均在北京南），分兵攻漷县（北京通县）、逐安、雄县、安州、定州，趋鄚州口，转攻香河，破顺义。紧接着，兵锋一指，转向东北，至怀柔，陷西和，占河西务（香河南，大运河西岸）。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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在长达一个多月的时间里，清军以京师为中心，“遍蹂畿内”（《明史纪事本末补遗》卷六），遇神杀神，遇佛灭佛，“克十二城，五十六战皆捷，获人畜 十七万九千八百二十”（《清太宗实录》卷三十一）。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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而卢象升还在驰援京师的路上。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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八月三十日，阿济格率军经雄县北去，自冷口东归。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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明督师兵部尚书张凤翼和总督宣、大兵马梁廷栋均挥军尾随而行，眼睁睁地看着清军出关，不敢发一矢，不敢动一刀一枪。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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清军押着十八万掳掠来的人畜，旁若无人，“俱艳饰乘骑，奏乐凯归”。甚至，他们还气焰嚣张地丢下了写着“各官免送”字样的木牌羞辱明军将吏（《国榷》卷九十五）。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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兵部尚书张凤翼自知难辞其咎，在军营中服毒身亡，梁廷栋遭到言官的参劾议罪，处死。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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崇祯九年（1636年）九月，卢象升终于抵达京师，鉴于宣府、大同一带防守空虚，朝廷改任其为总督宣（府）、大（同）、山西军务。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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听说卢象升御边，流民军如释重负，“遂大逞，骎骁乎不可复制矣”。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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