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奏折上的晚明 五十四、救火大队长洪承畴能否救得了已颓江山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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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总督洪承畴奏：“凡镇、将官兵，自今春出川，以至入秦，今 秋又入川，以至出汉，数月用命血战，而忘其艰危，半载东西奔疲，而忘其病惫，四股大贼相机剿降，而不敢言其功苦……六队一大股皆已全完，即闯将同零伙散贼，暂尔逃命，臣已督催各镇、将官兵，急图围剿，计必擒斩于官兵之手，不则亦困毙山林之间。”（《清代档案史料丛编》第六册，《陕西总督洪承畴题农民军出川近况》）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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洪承畴有将帅之才，而读他的这份奏疏，可以印证杨嗣昌所议“必安内方能攘外”的正确性，如果能和清人议和，明政府是能够平定国内动乱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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洪承畴，字彦演，号亨九，福建南安（今福建泉州府南安县）人。明万历四十四年进士。初授刑部江西清吏司主事，历员外郎、郎中等职，在刑部任事六年。天启二年（1622年）擢升浙江提学佥事，后升迁两浙承宣布政左参议、升陕西督道参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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应该说，在这十几年的宦海生涯中，洪承畴显得波澜不惊，平淡无奇。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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直到那一年——崇祯二年（1629年），流民军王左桂、苗美率兵进攻韩城，身为文官的洪承畴领兵出战。洪承畴斩杀敌兵三百人，解了韩城之围，他的名字才广为世人所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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实际上，这一年，正是农民起义风云初起之期，高迎祥、张献忠、李自成等先后起义，单单陕西境内就有近百支流民军部。相当数量的官军边兵，因缺饷哗变，也加入了流民军的洪流。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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明廷令三边总督杨鹤“剿抚兼施，以抚为主”。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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事实证明，杨鹤的政策是行不通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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王左桂接受了杨鹤的招抚不足一个月，花光了手上的招抚金，马上拎起刀子反朝廷，反政府。他招呼也不打，大举攻打韩城，把杨鹤吓得魂飞魄散。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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所谓沧海横流，方显英雄本色。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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洪承畴一介文士，在危难之时拔剑而起，解困扶危。也就是从这时开始，洪承畴走进了崇祯的视线。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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崇祯三年（1630年）六月，洪承畴被任为延绥巡抚。他一改杨鹤的招抚政策，大力剿匪，不但大力剿匪，且并“杀降”！短短一年的时间里，杀掉的“降 军”多达数万，令人瞠目结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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不过，也似乎不能全怪洪承畴，这都是给那些降而复叛，叛而又降，在降与叛之间反反复复地循环永远不知疲倦的流民军所逼的。在明末，诈降似乎是所有流民军的“光荣传统”，不但小股流民军如此，就连李自成、张献忠这些大名鼎鼎的人物，对诈降的流程也是驾轻就熟，明军历经多次出兵围剿，他们都对就是剿而不死，主要原因就在于此。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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崇祯四年（1631年），主抚的三边总督杨鹤被罢官入狱，洪承畴继任陕西三边总督，从此站上了时代的风口浪尖。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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洪承畴高举“全力清剿”大旗，集中兵力进攻陕西农民军。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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崇祯五年（1632年）春天，洪承畴在庆阳的西澳对陕西境内的数支流民军进行围剿，双方激战数十次，斩杀流民军首领杜三、杨老柴，一扫官军多年颓气，朝廷称此战为“西澳大捷”。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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陕西待不下去了，各部流民军先后东进，涌入山西，其中有高迎祥、张献忠、李自成、罗汝才等，共二十余万人，号称三十六营，一度攻破大宁、隰州、泽州、寿阳等城，气势大盛。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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崇祯六年（1633年）九月，洪承畴会同曹文诏、左良玉等人将这些流民军驱逐至河南武安，层层包围，应该说，这次是对流民军实施“一锅端”的大好时机，可惜，皇太极绕道蒙古，兵进大同，曹文诏在关键时刻改调，高迎祥、张献忠、罗汝才、李自成等人再次祭出诈降一招，骗过了王朴，从容突破明军的包围圈，经渑池县突破黄河防线，转进至明军力量薄弱的豫西、楚北。他们以郧阳为中心，改变了以往战术，分部来往穿插于豫楚川陕之间，利用官军分兵守境，互不协同的弱点，“以无厚入有间”，进行游击性质的流动作战。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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明军不得不分兵把守要隘，疲于奔命，陷入战线过长，兵力分散的困境。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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洪承畴于是做出了调整，他梳理出主次，以重兵攻打重点地区，将高迎祥部先后击败于确山、朱仙镇（今河南开封市西南）等地，逐入西部山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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崇祯七年（1634年），五省总督陈奇瑜在车厢峡又中张献忠等人的诈降计，错失将流民军一网打尽的良机，落了个丢官弃职的下场。此时的洪承畴仍任陕西三边总督，但以功加太子太保、兵部尚书衔，总督河南、山西、陕西、湖广、四川五省军务，成为明廷的主要军事统帅。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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这一年，他调动官军入陕，命总兵贺人龙、左光先对高迎祥部进行夹击，大获全胜，一直追杀到灵宝、汜水（均在河南）。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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崇祯八年（1635年）初，流民军一分为三，分袭陕西、山西，东入凤阳，焚毁皇陵。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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八月，崇祯以卢象升为五省总督，专治中原；洪承畴专治西北，分区作战，相互协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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