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这年年底,高迎祥、张献忠在河南连续失败,兵力损失过半,残部再返陕西。而李自成在兴平等地亦多次失利。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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崇祯九年(1636年)七月,洪承畴率军在临潼大败高迎祥部,将之围困了三个多月,追至整厔(今陕西周至)成功俘获了高迎祥,将之解京磔死。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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形势一片大好。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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然而,清军入边,连陷昌平等十六城,卢象升被调,驰援京师。流民军压力减轻,张献忠乘机复起,联合罗汝才等部二十余万人,沿江东进,分散活动于蕲州、霍山一带;而李自成也招揽了高迎祥的大部分溃兵,从“闯将”进化为“闯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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崇祯十年(1637年),闯王李自成的表现相当活跃,其进军四川,沿路破城十余座,攻克了甘肃的宁州、羌州,入七盘关,但在十一年(1638年)返陕时,在洮河一带遭洪承畴及孙传庭军袭击,败走岷州。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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乘胜宜勇追穷寇,崇祯十二年(1639年)十月,洪承畴令总兵马科、左光先领兵截击李自成,李自成军溃不可支,回师转东,洪承畴又令曹变蛟潼关设伏邀击,李自成大败,仅余十八骑走入陕南商洛山中,“关中贼略尽”。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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随着卢象升阵亡钜鹿,京师危机未解,崇祯不得不把洪承畴从西线调入,与孙传庭一起率军拱卫。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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洪承畴率总兵官左光先、贺人龙等十五万人马,出潼关,赶赴京师。崇祯帝下旨郊劳,隆重地接见。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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崇祯十二年(1639年)正月,崇祯帝授洪承畴兵部尚书兼右副都御史总督蓟辽军务。但洪承畴被任命总督蓟辽军务不久,清军饱掠了河北、山东之后,已回到沈阳。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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崇祯十三年(1640年),明王朝在侦知皇太极准备攻打锦州的行动,很多大臣已经想起了天启三年皇太极围锦州的那一场“围城打援”,无不脸色大变。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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在对辽战事上,洪承畴还是个新手,新人初来乍到,还未明确意识后果的严重性,他只是急令前锋总兵祖大寿、辽东总兵吴三桂等扼守锦州、松山。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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在洪承畴看来,清军刚从内地剽掠不久,而皇太极又多次提出要和明廷达成和议的建议,他觉得清军是有诚意和议的,如若清军胆敢向西威胁我国,即立刻 进讨,主动权完全操在明军一方。洪承畴由是对崇祯说:“建虏多次乞讨抚赏,今后若向西威胁我国,则和议可待,否则,那是自寻死路,我必革赏进剿。”(《崇祯实录》卷十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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崇祯的军事见识远不能同哥哥天启帝相比,他同意了洪承畴的意见,下诏“倍加侦备,勿得少有弛懈”,要“该督抚镇密筹方略”(《崇祯实录》卷十二),限定日期上报朝廷。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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辽东巡抚方一藻给崇祯帝回奏的方略也是一派盲目乐观,他竟然认为皇太极在义州屯军是下下之策,还煞有介事地给崇祯掰着手指头算,说人家是千里馈粮,士兵处于半饥半饱状态,力疲马乏;义州新开荒的田地贫瘠,亩产量低下,时间一长,不战自乱。我军只须站定脚跟,陈兵于松山、锦州之间,群策群力,先示弱诱敌,再以大军进逼,奇兵、正兵结合,稳操胜劵。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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所幸,洪承畴随着对辽东战事的深入研究,越来越感觉到事态的严重性,他向崇祯指出:“敌人屯军于锦州义州之间,就是为了打持久战。”进而认为:“今日筹划辽事并非只守不战,乃是守而兼战,唯其如此,才可以成其守;而战又非浪战,必在正兵之外另出奇兵,然后可以守可以战。”针对“守而兼战”的特点,他提出的战略部署是:以吴三桂、刘肇期官兵一万分驻松山、杏山之内,以他自己的官兵一万五千四百人出镇前屯、中后之间,以防蓟官兵一万六千人分布于中协四路、东协建(昌)、冷(口),西协墙路之界,以山(海关)、永(平)抚臣朱国栋驻守山海关关门,以镇臣马科出中前。(中国第一历史档案馆藏:《明档》第一百五十三卷第二号)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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崇祯将他的方案交由兵部讨论,兵部只做了两点补充: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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一、辽东巡抚方一藻应居宁远而不宜移驻塔山。其原因是塔山地处低洼,容易遭到敌人的围困。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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二、督臣洪承畴应暂驻前屯,不宜驻中后,这样比较安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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于是,崇祯签字批准了洪承畴的作战方略,专门让户部抓紧发令将天津米豆运到前方,并特别强调宁远饷司“务要多方接济”。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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新任的兵部尚书陈新甲的意思却是速战速决,否则明军在关外的时间一旦过长,粮饷难继,易使战事陷于被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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洪承畴不赞成速战,而认为应该稳扎稳打,步步推进。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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因为蓟镇、永平等地“汉夷杂沓”,他先令总兵白广恩屯蓟镇,曹变蛟屯丰润,大同总兵王朴到永平南关,重在防御。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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崇祯十三年(1640)五月,清军已经向锦州逼近,洪承畴这才出师山海关;崇祯十四年(1641年)初,率曹变蛟、白广恩及吴三桂、王廷臣等部到达宁远。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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这时候,清军已经掘濠围困锦州了,他们“内打栅木,外挑濠堑,水泄不通,人影断绝”。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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洪承畴亲往松山视察,松山城与锦州相隔十八里,清军在离锦州五六里地下寨,从松山远眺,可看得一清二楚。但见“锦城濠栅已成,奴众精骑,尽绕松城,势虽困锦,实乃伺松”(《明清史料》乙编二百九十六页)。洪承畴暗暗吃惊,深感兵寡不足御敌,又向崇祯请调宣府总兵杨国柱、大同总兵王朴、蓟镇总兵唐通、榆林总兵马科,共七万兵马。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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