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这年年底，高迎祥、张献忠在河南连续失败，兵力损失过半，残部再返陕西。而李自成在兴平等地亦多次失利。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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崇祯九年（1636年）七月，洪承畴率军在临潼大败高迎祥部，将之围困了三个多月，追至整厔（今陕西周至）成功俘获了高迎祥，将之解京磔死。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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形势一片大好。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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然而，清军入边，连陷昌平等十六城，卢象升被调，驰援京师。流民军压力减轻，张献忠乘机复起，联合罗汝才等部二十余万人，沿江东进，分散活动于蕲州、霍山一带；而李自成也招揽了高迎祥的大部分溃兵，从“闯将”进化为“闯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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崇祯十年（1637年），闯王李自成的表现相当活跃，其进军四川，沿路破城十余座，攻克了甘肃的宁州、羌州，入七盘关，但在十一年（1638年）返陕时，在洮河一带遭洪承畴及孙传庭军袭击，败走岷州。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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乘胜宜勇追穷寇，崇祯十二年（1639年）十月，洪承畴令总兵马科、左光先领兵截击李自成，李自成军溃不可支，回师转东，洪承畴又令曹变蛟潼关设伏邀击，李自成大败，仅余十八骑走入陕南商洛山中，“关中贼略尽”。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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随着卢象升阵亡钜鹿，京师危机未解，崇祯不得不把洪承畴从西线调入，与孙传庭一起率军拱卫。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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洪承畴率总兵官左光先、贺人龙等十五万人马，出潼关，赶赴京师。崇祯帝下旨郊劳，隆重地接见。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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崇祯十二年（1639年）正月，崇祯帝授洪承畴兵部尚书兼右副都御史总督蓟辽军务。但洪承畴被任命总督蓟辽军务不久，清军饱掠了河北、山东之后，已回到沈阳。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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崇祯十三年（1640年），明王朝在侦知皇太极准备攻打锦州的行动，很多大臣已经想起了天启三年皇太极围锦州的那一场“围城打援”，无不脸色大变。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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在对辽战事上，洪承畴还是个新手，新人初来乍到，还未明确意识后果的严重性，他只是急令前锋总兵祖大寿、辽东总兵吴三桂等扼守锦州、松山。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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在洪承畴看来，清军刚从内地剽掠不久，而皇太极又多次提出要和明廷达成和议的建议，他觉得清军是有诚意和议的，如若清军胆敢向西威胁我国，即立刻 进讨，主动权完全操在明军一方。洪承畴由是对崇祯说：“建虏多次乞讨抚赏，今后若向西威胁我国，则和议可待，否则，那是自寻死路，我必革赏进剿。”（《崇祯实录》卷十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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崇祯的军事见识远不能同哥哥天启帝相比，他同意了洪承畴的意见，下诏“倍加侦备，勿得少有弛懈”，要“该督抚镇密筹方略”（《崇祯实录》卷十二），限定日期上报朝廷。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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辽东巡抚方一藻给崇祯帝回奏的方略也是一派盲目乐观，他竟然认为皇太极在义州屯军是下下之策，还煞有介事地给崇祯掰着手指头算，说人家是千里馈粮，士兵处于半饥半饱状态，力疲马乏；义州新开荒的田地贫瘠，亩产量低下，时间一长，不战自乱。我军只须站定脚跟，陈兵于松山、锦州之间，群策群力，先示弱诱敌，再以大军进逼，奇兵、正兵结合，稳操胜劵。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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所幸，洪承畴随着对辽东战事的深入研究，越来越感觉到事态的严重性，他向崇祯指出：“敌人屯军于锦州义州之间，就是为了打持久战。”进而认为：“今日筹划辽事并非只守不战，乃是守而兼战，唯其如此，才可以成其守；而战又非浪战，必在正兵之外另出奇兵，然后可以守可以战。”针对“守而兼战”的特点，他提出的战略部署是：以吴三桂、刘肇期官兵一万分驻松山、杏山之内，以他自己的官兵一万五千四百人出镇前屯、中后之间，以防蓟官兵一万六千人分布于中协四路、东协建（昌）、冷（口），西协墙路之界，以山（海关）、永（平）抚臣朱国栋驻守山海关关门，以镇臣马科出中前。（中国第一历史档案馆藏：《明档》第一百五十三卷第二号）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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崇祯将他的方案交由兵部讨论，兵部只做了两点补充：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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一、辽东巡抚方一藻应居宁远而不宜移驻塔山。其原因是塔山地处低洼，容易遭到敌人的围困。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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二、督臣洪承畴应暂驻前屯，不宜驻中后，这样比较安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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于是，崇祯签字批准了洪承畴的作战方略，专门让户部抓紧发令将天津米豆运到前方，并特别强调宁远饷司“务要多方接济”。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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新任的兵部尚书陈新甲的意思却是速战速决，否则明军在关外的时间一旦过长，粮饷难继，易使战事陷于被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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洪承畴不赞成速战，而认为应该稳扎稳打，步步推进。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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因为蓟镇、永平等地“汉夷杂沓”，他先令总兵白广恩屯蓟镇，曹变蛟屯丰润，大同总兵王朴到永平南关，重在防御。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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崇祯十三年（1640）五月，清军已经向锦州逼近，洪承畴这才出师山海关；崇祯十四年（1641年）初，率曹变蛟、白广恩及吴三桂、王廷臣等部到达宁远。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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这时候，清军已经掘濠围困锦州了，他们“内打栅木，外挑濠堑，水泄不通，人影断绝”。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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洪承畴亲往松山视察，松山城与锦州相隔十八里，清军在离锦州五六里地下寨，从松山远眺，可看得一清二楚。但见“锦城濠栅已成，奴众精骑，尽绕松城，势虽困锦，实乃伺松”（《明清史料》乙编二百九十六页）。洪承畴暗暗吃惊，深感兵寡不足御敌，又向崇祯请调宣府总兵杨国柱、大同总兵王朴、蓟镇总兵唐通、榆林总兵马科，共七万兵马。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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