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本应在十七年前降临在袁崇焕头上的厄运，现在，降到了洪承畴的头上。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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饶是如此，洪承畴还是率领明军在城内坚持了五个多月，每天只以一碗稀粥充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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崇祯白头搔更短，浑欲不胜簪，他“屡旨剿援”，换来的结果却是“未发一兵，未通一信”（《明清史料》乙编，第四本，兵科行御前发下兵科给事中张缙彦稿）。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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兵部尚书陈新甲和群臣共商解围之策，但谁也想不出“剿虏奇策”，只是磕牙花，聊闲天，有人说，要解围，必须先与松山城内的困兵“通消息”，取得联系，来个内外夹攻！有人说，可以“用水师捣巢”。有人说，得先“设法运粮”（中国第一历史档案馆藏：《明档》卷二十五，第十本），话说得好听，却全是些漫无边际、不着调的话。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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陈新甲羞愤交加，连连说：“新甲忧劳欲死，今日解围无策！”（中国第一历史档案馆藏：《明档》卷二十五，第十本）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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明兵部实际上已经放弃松山、锦州了。洪承畴也曾作困兽斗，组织过几次突围，次次都撞得头破血流而返。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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时间推至崇祯十五年二月，在这种“转饷路绝，阖城食尽”（夏燮《明通鉴》卷八十八）的情况下，松山城中军心已散。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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二月十八日，松山副将夏承德密约降清，率部众捉住洪承畴和诸将领与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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皇太极下令将洪承畴、祖大乐解往沈阳，其余丘民仰、曹变蛟、王廷臣及其部二百多人，连同所部士兵三千余人悉数处斩，仅仅饶过夏承德的部下和家属， 缴获“甲胄军械一万五千二百多件，各种火器三千二百七十多位”（《崇德七年奏事档》二月二十四日，见《清代档案史料丛编》第十一辑）。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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不日，又下令把松山城“毁如平地”（《明清史料》丙编，第一本，松锦记事残叶）。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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松山城既破，锦州明守军士气瓦解，且“城内粮尽，人相食，战守计穷”（《太宗皇帝大破明师于松山之战书事文》），祖大寿被迫二次降清。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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皇太极将不属于祖大寿的部属悉数屠戮，斩副将以下官员十七人，兵丁八千余人，俘获一万二千四百多人，甲胄军械七千二百多件，各种火器六百多位（《崇德七年奏事档》二月二十四日，见《清代档案史料丛编》第十一辑）。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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而随着锦州、松山的陷落，明军对塔山、杏山已无力再守，只好将兵力收缩入宁远，锦宁防线宣告破灭。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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应该说，松山一战对明朝影响极大，用当时朝鲜人的话来说，是“中朝（指明朝）之运，亦已衰矣”（《李朝实录》）。《国榷》也说，此战，“九塞之精锐，中国之粮刍，尽付一掷，竟莫能续御，而庙社以墟矣！”（《国榷》卷九十七，五千九百零五页）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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其影响并不在于丢失了松、锦、塔、杏四城，对于明而言，松、锦、塔、杏等“蕞尔之地”根本不足惜，主要是明的军事力量遭到了毁灭性的打击。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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早在二十多年前，许多有识之士（包括熊廷弼、王在晋、阎鸣泰等）就认为，沈辽既已失陷，就应该把兵力收缩回整山海关一线，而以关外漫长的几百里路作为明清双方的缓冲带，既可以凭借山海关天险捍敌于关门之外，又可以缩短后勤供应的路线，更重要的是不必要投入天文数字级的财力、人力、物力来构建一条华而不实的关宁锦防线。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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为了修建关宁锦防线，大明帝国砸锅卖铁，国库亏空，最终搞得倾家荡产，连赈济国内灾民的一点点基本资金也没有了，只能坐看变乱四起。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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为了镇守关外偌大的荒凉之地，三番四次地尽调国内的精锐部队出关，无数次把彻底清剿流民军的大好机会葬送掉，松山一战，大明帝国现有的精兵已尽，最后只能眼睁睁看着流民军把屠刀架到自己的脖子上。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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残酷的事实证明，大凌河也罢，锦州城也罢，松山城也罢，宁远城也罢，无论是努尔哈赤还是皇太极，都没有过要将它们夺过来当做自己军队驻地的想法，而这些地方，全都是明帝国军队的“死地”。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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没有过硬的野战军团，不能与清军展开大规模的野地大决战，就只能凭长城 坚守，将军队开出关外，就会遭到清军的“围城打援”。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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清军“围城打援”战术很简单，却很实用。对明帝国来说，这是一招直到其国灭也不能破解的战术，至刚至猛，无坚不摧，凌厉逼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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奏折上的晚明 五十六、关于王朴和吴三桂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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南京山西道御史米寿图疏：“关外监军光禄寺卿张若麒，原属刑曹，本不知兵……督臣洪承畴，孤军远出，以当积强横跳之虏，关外之存亡，神京之安危，决于一战，此何等事？忠臣义士，心胆堕裂，自当虚心与督臣商酌……何乃贼臣若麒，攘臂奋袂，挟兵曹之势，收督臣之权……催战必败，三尺童子可知，若麒一味催战，视国事如儿戏……若麒坐陷封疆，得罪宗社，自当立斩，以谢天下。”（《明清史料》，崇祯十五年四月二十二日兵科抄出《南京山西道御史米寿图题请立斩致陷封疆巨贼》，转自引李光涛《明清史论集》，《洪承畴援辽始末》）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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