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智取不行，就用强攻。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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清朝将佐纷纷鼓噪着趁松山大胜之势，电闪雷击，一举拿下宁远。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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祖可法、张存仁、马国柱、雷兴等一批大明降将的说法是：“今锦州既下，宁远惊骇，山海溃乱，燕京震动，明总兵吴三桂以松、锦失守之故，既踏可杀之罪，今祖氏全归，吴镇自不能安，又必有脱死之术。祖氏之子妇在宁远者，已心切来归矣。况其为祖镇之遗类，与其在门墙者，岂不畏死而求生乎！”放话说，只要兵临城下，宁远必不战自溃（《清太宗实录》卷五十九）。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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他们的话也不无道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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明军新败，人心惶惶。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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而且，宁远原先有锦州及松山诸城作屏障，诸城间援急可相救，现在松山诸城已失，宁远孤城，直接暴露在强大的清骑兵跟前，一旦再实施“围城救援”的必杀之招，宁远危矣。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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但皇太极自觉松山战后，清兵虽获大胜，但士卒也颇有疲乏，而且，宁远城 中多为松山溃逃之兵，乃是惊弓之鸟，可以传檄而定。所以，他决定弃“硬”用“软”，在派遣八旗兵屯驻于宁远西面向吴三桂施加军事压力的同时，进行劝降，对吴三桂说服教育，让他缴械投降。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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这一策略，得到了明降将张存仁的高度附和。他向皇太极讨好地说：“皇上宜颁敕谕于宁远城中镇将等官，开明松、锦生杀之理，顺逆之端，诛留分别，一一详示。吴三桂并非奇才良将，有不摇动其心者乎！”请求皇太极赶快给宁远吴三桂等人写劝降信，断言“仗我皇上之福，一纸赐书，胜于加兵数万，人心动摇，势如破竹，皇上乘机运策，因时速成”（《清太宗实录》卷六十）。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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皇太极含笑从之，亲自抓笔操刀，给吴三桂写了一封洋洋洒洒的劝降信，以“识时务者为俊杰”作为中心论点，鼓动说：“将军果能乘机构会，决意来归，则明哲之智，诚附之功。”呼吁吴三桂辨清形势，顺应历史潮流，趁早来归。当然，信中没有忘记离间吴三桂和崇祯两人一把，说：“松锦陷没，坐视而不能救，种种罪愆，尔明国皇帝宁有轻恕将军之理耶！”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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为了加强说服效果，他还给同守宁远的白广恩和柏副将都写了信，内容基本一样，引诱和招降，要求他们一起“开导吴将军”、“同心协谋，举城归顺”（《清太宗实录》卷六十）。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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吴三桂却是置若罔闻，不做任何回应。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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看着皇太极的信不起作用，明降将张存仁急了。他之前可是断言“仗我皇上之福，一纸赐书，胜于加兵数万，人心动摇，势如破竹，皇上乘机运策，因时速成”的，可从现在的情况看来，那一纸赐书，并不人心动摇，也没势如破竹，而是泥牛沉海，毫无反应。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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是不是吴三桂本人没收到信，或者收到了，没有看呢？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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张存仁沉不住气了，可不能让皇太极再写了，没办法，他亲自出马，以挚友的身份给吴三桂写了一封信。当然，与皇太极的信相比，这“挚友的身份”写成的信分量自然轻了许多。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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他在征得皇太极同意的前提下，动员已经投降并在清军营中的吴三桂所有的亲朋好友，人人都来给吴三桂写一封信。这其中包括有吴三桂的兄长吴三凤、舅父祖大寿、姨夫裴国珍、表兄胡弘先、好友邓长春、陈邦选、姜新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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一时间，“致明宁远总兵书”满天飞，对吴三桂构成了一股强大的政治攻势。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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陈邦选的信中写道：“何不随机应变，保全富贵身家？自古良臣择主而事，良禽择木而栖。弃暗投明，逃满身之罪案；通权达变，免瓜葛之嫌疑。况我皇上 仁圣天纵，有功者受大封于永远，抗守者必罚处不姑容。总爷少年悬印，聪明自然超群，宜勿持两可，拜下风速，则功赏出众，而宁城生灵顶恩于世世矣。岂有松、锦、杏、塔四城不存，而宁远尚得乐太平、仍图长久者！”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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姜新的信写得尤其煽情，其文有“大军已丧矣，松锦已失矣，文官洪军门（指洪承畴）归顺矣，武官祖镇台（祖大寿）等投降矣……宁前数城皆笼中鸟、釜底鱼，不过迟延旦夕耳”之句，意志稍薄弱者，难免动心。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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吴三桂读了这些信，会是什么反应呢？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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皇太极和那些写了信的全部作者都在满怀期待地等待着吴三桂的答复，准确地说，是等待着吴三桂打开城门，迎接他们入城的那一刻。可吴三桂的反应很简单：一律置之不理。皇太极们的期待在时间的推移中一点点落空、一点点破灭。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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春去夏至，秋尽冬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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崇祯十五年（1643年）十月，初冬的脚步已经款款而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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皇太极们的耐心快要被消磨殆尽了，为了得到吴三桂哪怕是片言只语的答复，他以他惯用的方式：任七兄阿巴泰为“奉命大将军”，远征关内（《清太宗实录》卷六十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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出征前夕，他第二次给吴三桂发出了劝降信，信中写道：“大清国皇帝敕谕宁远城吴大将军：今者明祚衰微，将军已洞悉矣。将军与朕素无仇隙，而将军之亲属俱在朕处，惟将军相时度势，早为之计也。”（《清太宗实录》卷六十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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为了不让这封信落下与第一封信泥牛沉海那样相同的命运，他又命令曾被吴三桂视如偶像的祖大寿再附上一封信，二信同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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