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清骑军利于野战，短于攻坚，攻城夺寨，并不是他们所擅长的。但明军的战略大方向已错，成败已无可更改。三城失陷，从锦州至山海关四百里间如今只剩 下宁远，孤零零的宁远城，就像飘摇在惊涛骇浪中的一片叶子，朝不保夕。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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在这种孤立无助的背景下，城内的军民默默地承受着由绝望、恐惧和死亡所聚积起来的巨大精神压力。每天都有人因为压力超过了承受力的极限而精神崩溃，杀人或自杀，癫狂之态随处可见。逃亡和投降的事更是屡有发生。其中的守备孙友白，就是从宁远城中逃出降清最富有影响力的代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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作为宁远城中的最高级长官，吴三桂还在坚持着。但吴三桂不是神，他也是人。每一个人都有求生的本能。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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在松山之战中，在求生本能的驱使下，他当了一回可耻的逃兵，他可不想再当第二次。可是一旦在宁远城中死去，不但自己和父亲两代人辛辛苦苦积累下的偌大家财皆化为泡影，而且还会辜负那个停留在田弘遇家里的天下第一美人儿的苦盼。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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可怜无定河边骨，犹是春闺梦里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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吴三桂应该不愿意自己的爱情是这样的结局。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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降清，他是万不能从的；就此战死，又有万千的不甘！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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可他也相当清楚，在三城失去之后，他和他的将士们继续留在这四百里间唯一的一座孤城已经没有了任何意义，难道就因为这样一座孤城，就能代表关外并没全部丢失，辽东还在明室的手中吗？难道能依靠这样一座孤城，就能牵制全部的清军主力吗？难道可以凭借这样一座孤城，可以咸鱼翻身，收复曾经失去的土地吗？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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笑话、痴话、梦话而已。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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他咬了咬牙，给朝廷写了一份决心书，表达了要与宁远城共存亡的决心。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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信中，写满了慷慨悲壮，但也不知不觉地透露出了一种无可奈何、莫可名状的恐惧……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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奏折上的晚明 五十九、衮衮诸公空误国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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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诏曰：朕嗣守鸿绪十有七年，深念上帝陟降之威，祖宗付托之重，宵旦兢惕，罔敢怠荒。乃者灾害频仍，流氛日炽，忘累世之豢养， 肆廿载之凶我，赦之益骄，抚而辄叛，甚至有受其煽惑，顿忘敌忾者。朕为民父母，不得而卵翼之民，为朕赤子，不得而怀保之。坐令秦豫邱墟，江楚腥秽，罪非朕躬，谁任其责？所以使民罹锋镝、蹈水火、血流成壑、骸积成山者，皆朕之过也。使民输刍挽粟、居送行斋、加赋多无艺之征、预支有称贷之苦者，又朕之过也。使民室如县罄、田尽污莱、望烟火而无门、号冷风而绝命者，又朕之过也。使民日月告凶，旱潦荐至，师旅频仍、疫厉为殃、上干天地之和、下聚室家之怨者，又朕之过也。（《明史纪事本末》卷七十九《甲申之变》）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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兵临城下，崇祯这道《罪己诏》既是对自己十七年工作业务能力的总结，也是对时局无力回天的悲叹，更多的是唱响了大明王朝的葬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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吴三桂在写决心书的时候，只知道自己去日无多，并不知道大明帝国已经走到了生命的尽头。他的决心书是在明崇祯十七年传回到朝廷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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这一年的正月初一，李自成在西安草即位诏，传布远近。诏中有“兹尔明朝，久席太宁，浸弛纲纪。君非甚暗，孤立而炀蔽恒多；臣尽行私，比党而公忠绝少。赂通官府，朝端之威福日移；利擅宗绅，间左之脂膏殆尽。肆昊天聿穷乎人爱，致逃民爰苦于祲灾”之句，世人读之，无不动容。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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李自成尊西夏国主李继迁为太祖，改名李自晟，宣布正式建国，国号大顺，改元永昌，置百官，其中牛金星为天佑殿大学士，位列丞相；宋献策为军师。增设六政府尚书，设弘文馆、文谕院、谏议、直指使、从政、统会、尚契司、验马寺、知政使、书写房等官。以五等爵大封功臣。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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正月初八日，李自成的百万大军自西安出发，东渡黄河，兵分两路，直扑北京：其一路出山西，经太原、宁武、大同、宣化等地，趋居庸关；另一路出河南，经卫辉、彰德诸府，入河北，经邢台、河间，趋保定。约定会师于北京。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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显然，这两条行军路线是经过了深思熟虑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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只要攻破了太原，就可翻越太行山，蹂躏真州、保州，直犯京师，而宁武、大同、宣化等地乃是大明王朝重兵集结之地，其担心京师危急必会出援，此时不免内外受敌。而其另一路偏师经卫辉、彰德诸府，入河北，经邢台、河间，趋保定，可乘瓦解之势，收天下精兵，“转掠居庸，断北路勤王之师，而后京师坐困， 落其掌握矣”。（吴伟业《绥寇纪略补遗》卷九）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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且两路大军在行进途中，都不断散发讨明檄文，并向明兵部转送通牒，表明大顺与大明势不两立的立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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崇祯心忧如焚，对诸臣不无抱怨地叹气说：“卿等能无分忧哉！”（《明史纪事本末》卷七十九）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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左中允李明睿在散朝后悄悄给崇祯支招，说：“自蒙召，道闻贼氛颇恶，今近逼畿甸，诚危急存亡之秋，可不长虑却顾？惟有南迁，可缓目前之急，徐图征剿之功。”（《流寇志》卷九）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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