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李明睿所说的迁都，并不是要像明成祖朱棣将国都从南京迁到北京一样，大兴土木，几十万乃至上百万军民，浩浩荡荡，一起搬家。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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所谓“迁都”，不过是说着好听，其实，就是逃跑。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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崇祯一走，大臣百姓跟着走，走多少是多少，走到哪儿算哪儿。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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当年，宋高宗赵构为了逃命，“迁都”都不知迁了多少次，宋州、扬州、建康、越州、杭州，都是他曾经停留过的“行在”，后来才把都城定在了杭州。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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宋高宗当年的情况根本就不能与现在的崇祯同日而语。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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至少，大明政府所能控制的地盘，就比当年的宋高宗多出好几倍。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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而且，在南京，大明朝廷还设置有一套完好的后备行政班子。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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实际上，在崇祯十六年六月，周皇后就提过迁都的建议了，她“以寇急”曾试探崇祯说：“吾南中尚有一家居。”这句话的深层次含义“盖意在南迁也”。（《明史·后妃传》）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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应该说，崇祯是有意向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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可是，无论如何，迁都都是个极其敏感的话题，不久，就出现了“上以边寇交炽，与周辅延儒议南迁，命无周延儒下狱”（《三垣笔记》）之事。现在旧议重提，崇祯忧心忡忡地对李明睿说：“此事重，未可易言。”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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当然，他也坦白，说：“此事我久已欲行，因无人赞襄，故迟至今。汝意与朕合，但外边诸臣不从，奈何？此事重大，尔且密之，切不可轻泄，泄则罪坐汝。”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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改日，崇祯广征大臣们的意见。他这一广征群臣意见的行为，曾被许多不了解明朝政治制度的人以为他是爱惜自己的名声，不肯落下“逃跑”之名，所以想由有名望的大臣来提，好让群臣做替罪羊。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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其实这是一种很深的误解。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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虽然，明太祖朱元璋开国之初所追求的是君主独断的政治模式，为此，还特 意废除了宰相之职。但随着历史的发展，君主的权力还是受到了越来越大的限制，内阁还是朝着宰相机构的职能靠近，且因为明朝内阁所拥有“票拟”之权，使得其对皇帝权力的限制超过了过去的宰相。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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所谓票拟，便是代皇帝草拟各种文书，主要是关于六部、百司各类政务奏请文书的批答。其中不乏是与皇帝共同讨论后作出决定所拟成的，但绝大多数是内阁先拟好批答文字，连同原奏请文书一起送皇帝审批。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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不难看出，这种方式跟唐、宋朝那种由中书、门下、翰林院等多种机构结合一起草拟下行诏令和审核上行奏章的方式要集中、简便和有效得多。但由此一来，虽然宰相已废，表面上皇帝直接指挥六部、百司政务，实际上许多关于国计民生的大事都得依靠“票拟”定夺，皇帝的意志和权力受到了内阁诸臣极大的左右和限制。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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可以说，明朝每一项政治措施都在内阁票拟的控制之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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这一方面可以用来解释为什么万历可以多年不上朝，而国家机器却能正常运作的原因。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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反过来，也可以理解到正德皇帝在南巡时所遭遇的阻力为何这么大，嘉靖的大礼仪事件为何这么激烈，万历的国本之争中，要另立一个太子是多么难。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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可以说，越到明朝晚期，皇帝手中的权力越弱，皇帝甚至已经变成了退居幕后的国家最高统治者，而行政权已经几乎完全落在了内阁和六部的手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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所以，要迁都，就必须取得内阁和六部众官员的同意。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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然而，朝堂上反对声如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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廷上的衮衮诸公，全都熟知“土木堡之变”的那一段旧事，在当时的北京保卫战前夕，不是有人曾经提议和支持过迁都吗？那些人的名字，都被牢牢地钉在了历史的耻辱柱上。而反对迁都的于谦，则成了光照千秋的大英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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英雄和狗熊之间，你会怎么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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退一万步说，就算李自成真的推翻了大明王朝，改朝换代，我们也不过改换门庭，换个主子而已。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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