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调吴襄进京，授以要职，究其原意，无非是笼络吴三桂，让其感恩守土，同时，也可通过掌握吴襄，以之为人质，断绝吴三桂降清的心思。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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现在，看到了吴襄，崇祯不禁眼前一亮。既然关内的明军难以抵挡流民军的进攻，关上的兵又不可调，那么，关外的辽兵呢？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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关外的辽兵如何？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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关外的辽兵已经不是一次两次充当救火队员了，崇祯二年（1629年）的“己巳之变”、崇祯五年（1632年）的“孔有德之乱”等等重大事件里，都闪现着关外辽兵的影子，且都是在关外辽兵出现后才取得了胜利。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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而两年前吴三桂入援驱走清军“奉命大将军”阿巴泰的往事还历历在 目呢。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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除了关外辽兵能战之外，崇祯也觉得年轻的吴三桂是一员不可多得的将才，一旦调其入京，说不定会扭转乾坤，反败为胜。于是，崇祯十七年（1644年）正月十九日，他正式向大臣们提出这个想法，征询大家的意见。在他看来，这应该是能够解除京师危机的唯一可行之法了，大臣的反应应该是一致支持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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可是，他错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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他的设想一经抛出，在朝堂之上，立刻引起了一场旷日持久的纷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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鉴于当年因为“和议”计划失败，他弃杀兵部尚书陈新甲那血淋淋的教训，大臣们纷纷反对。因为，谁都知道，把吴三桂及其关外辽兵调入京师，就等于是把宁远拱手相让给清兵，而等京师的危险解决了，秋后算账，赞成调吴三桂的人到时不免落下“弃地”的罪责。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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首辅陈演掷地有声地说：“一寸山河一寸金，锦州告急，宁兵万不可调。”反对撤宁远（李清《三垣笔记附识中》）。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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崇祯急了，只好硬着头皮解释说：“宜调三桂兵马助剿，余兵尚多，乘敌三边新安顿未定之时，此着似不可失。”（《春明梦余录》卷二十四）强调只调吴三桂和他手下的五千精兵，剩下的兵马原地不动，并没有完全放弃宁远。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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为了尽快通过此议，他语气极不满意地责备各阁臣说：“此等重大军机应行与否，原应先生每（们）主持担任，未可推诿，延缓误事。”（蒋德璟《悫书》卷十一）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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首辅陈演想了想，先表示赞同崇祯的话，说：“第关宁迫切神京，所系尤重。”但紧跟着，话锋一转，说：“三桂兵五千为奴所畏，不独宁远恃之，关门亦恃之。虽缓急未必能相救，而有精兵在彼，人心自壮。倘一旦调去，其余皆分守各城堡之兵，未必可用也。”接着，又说：“臣等迂愚无当，诚不敢以封疆尝试，伏乞圣裁。”（蒋德璟《悫书》卷十一）将崇祯的话驳回。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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崇祯气得干瞪眼。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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新提升为兵部尚书的张缙彦补了一句：“三桂之调不调，视宁远之弃不弃，两言而决耳。”（蒋德璟《悫书》卷十一）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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崇祯看着他，希望他能“两言而决”，拿出个最终方案。可是他的嘴却恰到好处地闭上了，紧紧的，再也不说一个字。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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崇祯无可奈何，只好悻悻地强调说：“收守关之效，成荡寇之功，虽属下策，诚亦不得已之思。”（蒋德璟《悫书》卷十一）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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应该说，崇祯这是在表态了，可陈演还嫌不够明确，他不肯承担责任，不敢往上踢皮球了，却又往下踢，他召集阁臣们开会，坚定不移地要找一个肯承担责任的替罪羊。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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可这些阁臣哪一个不是人精？一个个都玩起太极推手来，你说你的，我说我的，就是不说“调兵”两字。会议议了好几天，就是议不出一个明确的结论。到最后，陈演向崇祯汇报的结果是：“请行督、抚、镇再议宁远弃后，关门作何守法？军民作何安顿？急欲完其不敢任之局也。”（《春明梦余录》卷二十四）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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阁臣不肯承担责任，就让督、抚、镇等各级官员来承担。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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崇祯只好下达谕旨：“差官前去，及取回奏。”（《春明梦余录》卷二十四）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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边镇各督抚收到征求撤宁远意见的谕旨时，日子已经过去了二十多天。偏偏，很多督抚也不肯承担“弃地”的责任，都在考虑和拖延中。宝贵的时间就这样一点一点地逝去。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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二月八日，李自军大军攻下山西首府太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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形势已经变得刻不容缓。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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蓟辽总督王永吉抓住顺天巡抚杨鹗的手，叹了口气说：“上倚吾蓟门一旅，今所调习整练者几何？而可以御贼计，莫若搬关外四城而守关。召吴帅三桂之兵亟入，以卫京师。都下公卿莫肯先发，吾两人于责无所诿，其何可以不请！”（《绥寇纪略补遗》上）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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