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眼看形势越来越紧迫，陈、魏等人又有了新的想法。吴三桂不是“以裹尸自任”、“为父弟乞恩”吗？那么，撤宁远与否，不妨问问吴三桂的父亲吴襄的意见，反正，吴襄现在就在京师嘛。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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他们建议崇祯召见吴襄，征求他的意见。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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于是，二月十二日，崇祯在中左门召见户兵两部和吴襄，征询他对放弃宁远退守山海关的看法。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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吴襄的回答铿锵有力，他说：“祖宗之地尺寸不可弃！”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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崇祯急眼了，知他是害怕承担“弃地”的责任，不敢说真话，便安慰他说：“此朕为国家大计，非谓卿父子弃地也。”顿了顿，问：“贼势甚迫，料卿子方略足以制之乎？”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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吴襄大言炎炎地说：“臣揣贼据秦晋未必来，即来亦遣先驱尝我耳。若逆闯（指李自成）自送死，臣子必生擒之以献陛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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崇祯以为自己的耳朵出了问题，失声笑道：“逆闯已百万，卿何言之易？”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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吴襄解释说：“贼声言百万，实不过数万耳。中原乌合，未遇边兵交手战。往时诸将皆无制之兵，见贼辄至溃降——以五千人往，则益贼五千；以一万人往，则益贼一万；遂使贼势愈炽，我兵愈衰。今彼屡胜而骄，初未见大敌也。朱仙镇之战，左帅可谓大敌矣，而败在我兵多降贼；郏县之战，秦督可谓大敌矣，而败在我兵皆秦人。若以臣子之兵当之，直成直成擒耳！”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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吴襄认为闯军全是乌合之众，虽名百万，实不堪一击，脑子里想的是流民军揭竿之初无组织、无纪律、装备差、武器落后的状态，不错，十年前，这个状态下的流民军就常常被曹文诏、左良玉、卢象升撵着屁股打，那个时候，数十个或上百个政府正规军就可以追着上千成万的流民军打，可是，经过长时间的发展、壮大，现在的闯军已非复当日的流民军了，时势已异，吴襄在家中养老弄孙，哪知这巨大变化？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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看他吹得神乎其神，崇祯便问：“卿父子之兵几何？”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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吴襄忙顿首请罪：“臣罪万死！臣兵按册八万，核其实，三万余人，非几粮不足以养一兵。此各边通弊，不自关门始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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虚报军额，冒领军饷，这在平时该拉出去枪毙了。但这会儿顾不上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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崇祯只是淡淡地问：“此三万人皆骁勇敢战乎？”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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吴襄说：“若三万人皆战士，成功何待今日？臣兵不过三千人可用耳。”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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崇祯大奇，问：“三千人何以当贼百万？”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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吴襄得意非凡地说：“此三千人非兵也，乃臣襄之子，臣子之兄弟。臣自受国恩以来，臣所食者粗粝，三千人皆细酒肥羊；臣所衣者布褐，三千人皆纨罗纻绮，故臣能得其死力。”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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既然这样，崇祯又问：“需饷几何？”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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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百万！”吴襄报出了一个天文数字。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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崇祯惊呼：“即论三万（人），何用多饷？”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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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百万犹少言之也。三千人在外，皆有数百金（亩？）庄田，今舍之入内，给何地屯种？额饷少十四（个）月，作何法请补？关外尚有六百万生灵，委之非算，今驱以同入（关），用何道安插？推此而论，百万（两）恐不足以济，臣何敢妄言！”吴襄夸夸其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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动用这三万兵，就要耗费百万两的军饷，崇祯黯然神伤地说了一句：“国库止有七万金，搜一切金银什物，补凑二三十万耳。”（以上对话详见《绥寇纪略补遗》卷上）由于吴襄一口咬定“祖宗之地尺寸不可弃”，崇祯从他的嘴里没有得到自己 想要的答案，撤与不撤宁远，仍无定画。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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而以陈演、魏澡德为首的廷臣们已经死心塌地地抱定了“弃地非策”（《流寇志》卷九）的主意，一再声明：“无故弃地二百里，臣不敢任其咎。”关外的辽兵迟迟不能调遣入内。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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大明王朝的丧钟很快就要敲响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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