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然而，中国经济史学会副会长、中国明史学会副会长陈支平先生却说：“心平气和的分析，三饷所加，不过每亩‘九厘’银，按明末的粮价折算，尚不足十斤稻谷，这在明末的亩产量中所占的比例，微乎其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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所有的人都应该能理解到，在国家发生战争时期，适量的增加赋税乃是无可避免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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满清入关之初，多尔衮曾大义凛然地指责说：“前朝弊政厉民最甚者，莫如加派辽饷，以致民穷盗起，而复加剿饷，再为各边抽练，而后加练饷。惟此三饷，数倍正供，苦累小民，剔脂刮髓。”然而又摆出一副悲天悯人的姿态，称“自顺治元年为始，凡正额之外，一切加派，如辽饷、剿饷、练饷及召买米豆尽行蠲免。”（《明清档案》第一册）然而，真正的事实却是：这蠲免“三饷”的谕旨并未严格加以贯彻，除多尔衮边外筑城加派九省额外钱粮二百五十余万两、顺治亲政命抵额粮，及顺治末一度加征练饷，“以前项辽饷在万历年间加派，故复照旧派征”（《明 清档案》第一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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因此，明史学家顾诚在《南明史》中指出：“顺治十八年还食言自肥，恢复了明朝剿饷，加赋五百多万两。”加饷之外，“清军在征服中国各地的过程中，‘大兵所至，田舍一空’。经济最发达的江浙地区，更遭受异常残酷的焚杀和掠夺，扬州、江阴、嘉定、苏州、嘉兴、金华几个经济繁盛都市，差不多都被焚杀精光”（《中国农学史》）。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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因为满州贵族对汉人的野蛮、灭绝人性的统治，中国各地人口锐减，全国的耕地面积急剧萎缩，生产遭受空前的破坏，满州贵族在北京附近以至山东、河南境内大量圈占的土地共达一百六十八至五百二十七顷，这还不包括牧场和各省六万多顷的驻防旗田。许多汉人被满州贵族强迫为耕奴。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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根据《明代与清初耕地数的历史比较》一文统计，明代崇祯时期，全国人口约为两亿，而满清在康熙初期约为五千万，人口损失近四分之三。万历三十六年，明朝的耕地面积是1161万8948顷，等于11亿6189万多亩土地，而清代顺治十八年，全国耕地数量是五百多万顷，也就是五亿多亩。耕地面积损失过半。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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这样的背景下，顺治九年征收的农业赋税为“2428万两白银”，顺治十八年“为银2157万余两、粮648万石”。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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对比“万历初期‘两税收入实征白银266万7680两，若将本色米按照时价（米一石价银一两，麦一石价银0.8两），则两税收入可达2217万7358两”。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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也就是说，中国百姓以明代百分之五十的耕地承受比明代百分之一百还多的赋税！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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大明王朝结束，华夏大地迎来的，将是一段凄风苦雨的岁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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一千年前的中国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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作者: 鲁东观察使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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出版: 河南文艺出版社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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ISBN: 9787555900122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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