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中书门下:吕夷简罢相位,判澶州;陈尧佐罢副相,知永兴军;晏殊罢副相,知亳州。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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枢密院:张耆罢枢密使,判陈州;夏竦罢副枢密使,知颍州;范雍罢副枢密使,知陕州;赵稹罢枢密副使,知河中府。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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被任命者的名单如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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中书门下:新任命张士逊为首相,李迪为次相,王随为参知政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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枢密院:新任命李谘为枢密副使,王德用为佥署枢密院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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同时得到提拔的还有蔡齐、范讽、范仲淹等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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至此,朝中风向大变,舆论纷纷支持清算刘太后与她的支持者。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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范仲淹怕此事形成运动,影响朝局稳定,上书劝谏说:“太后接受先帝遗诏嘱托,保佑陛下十多年,应该遮掩她那些细小的过失,成全他的大恩德。”皇帝感慨,思考良久,下达诏书,不准人们继续随便议论太后时期的旧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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在这样一个敏感的时刻,有一则谣言突然添乱。谣言说:荆王赵元俨为天下兵马大元帅。皇帝警觉起来,下令逮捕传播此谣言者,抓获了数百人。皇帝重视这件事,催促御史彻查。蔡齐经过仔细审理,没有发现此事与八王赵元俨有联系。但皇帝还是不放心,督促他复查,蔡齐上奏说:“小人无知,不值得治罪,假如再追究下去,恐怕荆王不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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蔡齐的意思为:其一,此事不是八王所为,可能是太后一党故意用来转移视线的烟幕弹,不可上当;其二,假如真的与八王有关,这件事处理起来恐怕更棘手。皇帝醒悟过来,鞭打了其中的几个人,不再追究此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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调整完人事,皇帝赵祯才真正有了大宋朝当家人的感觉,可这个感觉并不是很轻松,毕竟不当家不知柴米贵。朝廷的一些具体事务,可不是靠吃粗茶淡饭、穿洗过的旧衣服,以做天下道德表率就能解决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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先帝赵恒推行仁政,关注民生,可谓开明。可是这世间之事有利必有弊,仁政是个好东西,可是它也有副作用。世间的利益是有限的,追求高福利,试图照顾到社会的各个阶层,那么就容易使财政不堪重负,就容易使整个社会的运作效率低下。举两个最让皇帝赵祯头疼的例子。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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一、军队问题: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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宋朝开国之初,兵马只有12万左右。到太祖后期的开宝年间,增加到了37.8万人,其中禁军19.3万人。当时军队数量的增长,是因为不断有大仗打,可以理解。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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先帝真宗接手政权时,太宗皇帝留给他的军队规模约为66.6万人,其中禁军为35.8万人。按道理,朝廷在公元1005年就进入了和平建设时期,军队规模应该不断缩小,可是实际情况是,到先帝后期,军队数量却增加到了91.2万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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那么,和平时代军队数量为什么还增长呢?原来,在先帝眼里,军队被看成了一个有着收容功能的大箩筐。军队人员的成分由四部分人组成——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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其一,正常招募的官兵。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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其二,官二代。朝廷有众多的官员与勋臣,他们的子女需要安排工作。往哪儿安排呢?首要选择就是军队,给个小武官职务,就可以领饷充数,得个铁饭碗。据说最多时,朝廷一年荫补到军队中的官二代就有三四千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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其三,囚犯。朝廷追求宽慈,监狱中不能有太多囚徒,因此经常大赦。而每次大赦,许多犯罪人员实际上不适合立即让他们回归社会,怎么办呢?到军队当兵,将需要镇压的人变为参与镇压的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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公元1017年,江南提点刑狱范应辰曾上书批评此事,说:“如今那些奸邪之徒,暗中估量国家大赦的日期,肆无忌惮地干凶残之事。好不容易将他们逮捕,将要判他们的罪时,忽然碰上君王的恩泽,将他们放出去当兵卒,发给他们衣服食粮,这就如同有人偷盗,却给他奖赏有什么区别呢?”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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其四,流民。每当发生饥荒或洪灾,人民流离失所,国家除了正常赈灾外,一般喜欢让他们中的适龄青年当兵,以免他们沦为盗匪。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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而宋朝的兵与唐朝的兵不同:唐朝早期的兵为府兵,国家免他们赋税徭役,但不给他们发薪水,弓马都需要花钱自备,因此军费开支非常低;宋朝实行募兵制度,军队是需要发饷的,军费开支巨高。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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最近,网上有人惊讶于宋朝的财政收入远高于唐朝,而财政还常常拮据。殊不知,其中一个重要原因就在于军费。那时,一个禁军士兵每月的总收入折合成铜钱大约为二至三贯,再加上其他军费开支,九十万军队的月开支估计不会少于三四百万贯,折合成每年的军费,将高达三四千万贯。这是个非常惊人的数字,对朝廷的财政压力可想而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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为此,朝廷多次提出裁减军队,但都因瞻前顾后,下不了决心。早在朝廷与辽国签订和约之初,先帝赵恒就意识到禁军中“年老患病的人很多,应该精简”,但当枢密使王继英提出大刀阔斧裁军的奏议时,皇帝又后退了,说:“你说得虽然对,但现在刚与北边的敌人和解,刚允许西面的戎人纳贡,假如立即裁军,恐怕引起军队的情绪不稳,他们会说:现在国家不需要我们了,为了省钱就要把我们裁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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公元1018年春天,向敏中对先帝赵恒说:“现在边境安宁,军队数量却未见减少,怕只会增加无谓的开支。”皇帝回答说:“现在京师的兵力可以想法裁减,只保留精锐部分。”可是朝廷最终下不了决心,不了了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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