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清官不仅须忍受生活上的清苦，而在官场大都是蹭蹬不得志。等级授职制的官场筛选规律，往往是黄金下沉，而粪土上浮。得上司青睐，能排挤同列而上浮者是粪土；而被上司厌恶，受同列排挤而下沉者是黄金。中国成语有“结党营私”一词，确有科学的内涵。盖在官场中，欲营私就必须结党，不结党则不足以营私。受众多贪官排挤者正是清官。在官场中，施展各种歪门邪道而得利，而窜升者，则是贪官。正如宋朝陈宓所说：“大臣所用，非亲即故，执政择易制之人，台谏用慎黙之士，都司枢掾，无非亲昵，贪吏靡不得志，廉士动招怨尤。”[90]这正是官场的常态。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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宋朝著名的抗金英雄宗泽是元祐六年（公元1091年）进士，而奸相兼大贪官王黼则是崇宁二年（公元1103年）进士。[91]宗泽“质直好义”，是个“自奉甚薄”的清官，[92]却因拒绝执行宋徽宗的错误政令，屡遭贬黜和处分，屈沉下僚，直到北宋末，还只是当一个磁州知州。然而晚十二年的进士王黼却得到宋徽宗的宠用，“宣和元年（公元1119年），拜特进、少宰。由通议大夫超八阶，宋朝命相未有前比也”。[93]就在同年，“知登州宗泽坐建神霄宫不虔，除名，编管”。[94]宗泽抵制宋徽宗耽溺道教，劳民伤财，兴修神霄宫之类宫观，受到极重的处分。宗泽年近七旬，在国难当头时，方得崭露头角，在临终前不到两年，生命大放异彩，却是非常可悲痛的异彩，否则，他肯定在史册上是默默无闻的。两人的荣枯岂不形成很鲜明的对照。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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金朝末年，陈规上奏说：“县令之弊无甚于今，由军卫监当、进纳劳效而得者十居八、九，其桀黠者乘时贪纵，庸懦者权归猾吏。近虽遣官廉察，治其奸滥，易其疲软，然代者亦非选择，所谓除狼得虎也。”[95]在古史上，贪官惩治贪官，新贪官取代旧贪官，换来换去，就是“除狼得虎”，当然非独金季而然。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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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历代名臣奏议》卷67载郑介夫说，官员“满替”，“彼贪污者家计既富，行囊亦充，赴都纵贿，无所不至，每每先得美除。彼廉介者衣食所窘，日不暇给，至二、三年闲废于家，虽已给由，无力投放，及文书到部，复吹毛求疵，百端刁蹬。幸而入选，在都待除，淹困逾年，饥寒不免。则急进者可以速化，恬退者反有体覆保勘之挠，是朝廷诱人以奔竞也。今大小官正七（品）以上者省除，从七（品）以下者部注。然解由到省，例从部拟，吏部由此得开贿门”。“民间有云：‘使钱不悭，便得好官；无钱可干，空做好汉。’”他所反映的是元成宗时的情况，清官的遭遇，与宋金如出一辙。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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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孟子·滕文公下》说：“富贵不能淫，贫贱不能移，威武不能屈。”古今的史实证明，这是很高的道德修养的境界，但中国古代的一些清官确实以自己的立身行事履践着这条古训，是极为难能可贵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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人言可畏，舆论对压制贪腐，无疑有巨大的作用。由于贪官的缺德，从来也没有一个贪官，敢于在光天化日之下，理直气壮地承认自己就是要当贪官，以当贪官为荣。秦桧和严嵩是个鲜明对比。专职纠劾贪腐的台谏官，不过是由秦桧牵线的一群恶犬，他们只是按其政治需要，去吠咬异己，而对秦桧，只能是挖空心思地用各种谀词，去称颂“圣相”的盛德。然而严嵩却根本没有那种势焰，他当权之际，一个又一个的正直的官员，前仆后继，不断向嘉靖皇帝参劾他的奸贪。但嘉靖在相当长的时期内，完全不听正论，而支持、包庇和纵容严嵩的奸恶。“前後劾嵩、世蕃者，谢瑜、叶经、童汉臣、赵锦、王宗茂、何维柏、王晔、陈垲、厉汝进、沈鍊、徐学诗、杨继盛、周鈇、吴时来、张翀、董传策皆被谴。经、鍊用他过置之死，继盛附张经疏尾杀之”。[96]在等级授职制下，即使有正论，当时又起了什么作用，起作用者倒是倡正论者反而惨遭严嵩的迫害。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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在等级授职制下，百姓的好恶和口碑，决不可能决定一个官员的升沉和荣辱，而上级或最高权力的青睐，才是升沉和荣辱的关键。金世宗说：“凡小官得民悦，上官多恶之，能承事上官者，必不得民悦。”[97]《聊斋志异》卷８《梦狼》说：“黜陟之权，在上台，不在百姓。上台喜，便是好官，爱百姓，何術能令上台喜也？”于是尽管百姓骂声不绝，许多贪官照样节节蹿升，神气活现。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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中国的古史过于悠久，历代兴亡的往事也积累得过多。一方面是每代开国，总是企求长治久安，致力于堵塞各种招致败亡的漏洞；另一方面又是从来无不亡之国，无不败之朝。尽管每朝每代的覆灭，总是各有许多具体的条件和情况，而其中一个根本性的因素，一条贯穿历代败亡的基线，说来说去，还只是“腐败”两字。腐败的根源，说来说去，也无非是专制主义中央集权下的等级授职制。各朝各代大致都有清官，但清官不起主导作用，不能从根本上消除腐败，更无法挽救危亡。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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即以明朝为例，《明史》卷258《韩一良传》说，“庄烈帝初在位，锐意图治”，“澄城人韩一良者，元年授户科给事中，言：‘陛下平台召对，有文官不爱钱语，而今何处非用钱之地？何官非爱钱之人？向以钱进，安得不以钱偿。以官言之，则县官为行贿之首，给事为纳贿之尤。今言者俱咎守令不廉，然守令亦安得廉？俸薪几何？上司督取，过客有书仪，考满、朝觐之费，无虑数千金。此金非从天降，非从地出，而欲守令之廉，得乎？’”[98] 《春明梦馀录》卷48载崇祯皇帝说：“吏、兵二部，用人根本。近来弊窦最多，未用一官，先行贿赂，文、武俱是一般。近闻选官动借京债若干，一到任所，便要还债。这债出在何人身上，定是剥民了。这样怎的有好官？肯爱百姓。”在明季的危局中，崇祯皇帝非常感叹岳飞这句名言，但他面对的，则是文武官员依然醉生梦死，文官爱钱又怕死，武官怕死又爱钱的现实，不亡何待？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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如今的名牌产品，往往带来伪冒的问题。古代的清官也可算是名牌，就难逃伪冒的厄运。《儒林外史》第八回说：“三年清知府，十万雪花银。”这大约是来自清代的民谚。《世祖仁皇帝圣训》卷４５载康熙四十三年说：“目今巡抚皆有廉声，而司道以下，何尝不受州县馈遗。总之，此时清官或分内不取，而巧取别项，或本地不取，而取偿他省。更有督抚所欲扶持之人，每岁暗中助银，教彼掠取清名。不逾一、二年，随行荐举。似此互相粉饰，钓誉沽名，尤属不肖之极。”同书卷46康熙四十八年说：“今部院中欲求清官，甚难。岳飞云：‘文官不要钱，武官不惜命，则天下太平矣。’”他对岳飞有民族偏见，力图在军事上贬低岳飞的战绩，但对岳飞这句名言，却是感慨甚深。康熙五十五年又说：“或有人自谓清官，纵妻子、奴仆暗受贿赂，以此为清，朕断不许。如此清官，何益之有？”雍正的《世宗宪皇帝上谕内阁》卷71载：“余甸以清官自居，乃亦收受朱成元之馈送。”他们身为九重之主，对假清官的了解，其实也是片断的、皮毛的，决不可能深悉假清官的所有花招。他们明知清官有伪冒，也可抓出个别假清官，但对众多的假清官，事实上也束手无策，无可奈何。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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一切事物都会有正反两面。清官固然可敬，也可能成为众多贪官的遮羞布。中华民族的反贪如果只是停留在清官戏的水平上，只能说明我们民族没有长进。我们需要的是依据马克思主义的巴黎公社原则，指导和实施反贪。我们有比清官文化高明得多的马克思主义理论。清官戏也许会给许多善良的百姓解气，但中国古代的大量史实证明，在人治和等级授职制下，指望依靠一个或少量清官作为青天大老爷，推进或完成反贪，其实不过是痴心妄想。今日的公仆应与古代的清官根本不同。古代的清官是在儒家思想的教育下出现的，但既然存在着人治，存在着等级授职制，他们还是高居于百姓之上的官老爷。他们留下的优秀传统是值得继承的，但在现时代，“清官”的观念无疑是陈旧和过时了。公仆应是在马克思主义教育下出现的，除孔繁森等很少数自觉自愿的公仆外，多数事实上觉悟不高的人（“觉悟不高”当然不是指他们的口头或书面语言），没有法治，没有直接选举制的驱迫，他们是难以成为公仆的，却可能成为贪官或贪官的后备军，这是今日的客观现实，特别是在贪官们已经将社会风气和道德搅得相当糟的情况下。有人当众强调自己是“清官”，其用意当然是与贪官划清界线，然而实际上却证明他还是不能摆脱中华专制传统的影响。由此可见，划清清官与公仆的界线，在今日尤为重要、必要和迫切。但愿马克思主义所昭示的巴黎公社原则能够照耀中华大地艰难的反贪腐进程，最后用一句文革前常用的口头禅：伟大巴黎公社原则万岁！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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公罪不可无，私罪不可有——古代哲人为官之道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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宋朝范仲淹有两句很有名的格言，一是人们熟知的“先天下之忧而忧，后天下之乐而乐”，二是“作官公罪不可无，私罪不可有”。此语出自《晁氏客语》的记载，我是从著名的美籍史学家刘子健先生的作品中得知的。唐宋时，官员犯罪，分公罪和私罪。据《宋刑统》卷２，“公罪谓缘公事致罪，而无私曲者”，“私罪谓不缘公事私自犯者，虽缘公事，意涉阿曲，亦同私罪”。用现代的话说，政治上必须坚持原则，不怕得罪上级和皇帝，不怕受罪；而个人操守，则务求清白，决不能贪赃枉法。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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中国古代是个等级森严的社会，实行的是专制主义中央集权的等级授职制。尽管如此，执照儒家的教义，是不能求利而不求义。义就是凡事须讲究原则。据《三朝北盟会编》卷191，有个低官杨炜写信批评副相李光说：“某闻忠孝从义，而不从君、父。”忠孝是古人的重要道德规范，但忠孝须讲原则，不能说绝对服从君主和父亲的错误，也是忠孝。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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在等级授职制的官场里，只有像范仲淹那样的哲人，才能提炼和总结出“公罪不可无，私罪不可有”的为官之道。一般说来，做官无非是希望步步高升，得罪上级和皇帝，就无法指望升迁，甚至受惩罚，得死罪。《聊斋志异》卷８《梦狼》说：“黜陟之权，在上台，不在百姓。上台喜，便是好官，爱百姓，何术能令上台喜也？”说破了官场中阿谀奉承的真谛。坚持原则，不计较个人的升黜荣辱，当然是一种很高的情操和修养。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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北宋苏轼说：“平居必〔常〕有〔忘〕躯犯颜之士，则临难庶几有徇义守死之臣。若平居尚不能一言，则临难何以责其死节？”[99]欲在官场中阿谀奉承，迎合上级和皇帝，就决不能说真话和直言。宋朝优养士大夫，超过前朝后代，然而到北宋末的危亡时刻，那些称颂“四海熙熙万物和，太平廊庙只赓歌”[100]的宠臣辈，一个个立即显露出鼠辈的本色。面对金军凌厉攻势，当时主要有两个屈沉下僚的李纲和宗泽临危脱颖而出，敢于以大气魄和大器识身膺救国重任，但宋廷从皇帝到群臣，却容不得两人施展抱负，而使他们沦为悲剧人物。这两人正是按范仲淹的为官之道，而立身行事。李纲曾因上奏直言，“谪监南剑州沙县税务”，[101]贬为一个最低等的税务所长。宗泽更是整整在官场屈沉了三十五年。宋徽宗迷信道教，宗泽却因“建（道教）神霄宫不虔”，受很重的“除名，编管”处分，[102]他“半生长在谪籍中”。[103] 他们宁愿受打击，被贬黜，也要坚持原则不动摇。唯其如此，所以在国难当头时，方能挺身而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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朱熹《朱子语类》卷129说，“至范文正（仲淹谥号）方厉廉耻，振作士气”，“至范文正时便大厉名节，振作士气”，“本朝惟范文正公振作士大夫之功为多”，他对宋朝士大夫名节观的发展和振作，产生了重大的影响。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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但此种影响也不应估计过高。事实上，范仲淹的为官之道对少数优秀士大夫，即真正是精英的人物，是产生影响的，对多数士大夫却并未产生影响。宋仁宗时，包拯说：“官吏至众，黩货暴政，十有六、七。”[104]宋哲宗时，李新说：“廉吏十一，贪吏十九。”[105]等级授职制的官场是个贪墨的大染缸，大多数士大夫经历官场的染色，只能成为国家和民族的蠹虫，他们贪污腐化有种，横征暴敛有能，奉承拍马有才，结党营私有份，钩心斗角有术，文过饰非有方，妒贤嫉能有为。史实证明，他们是决不会受范仲淹的为官之道感化的，其为官之道只能是公罪不可有，私罪不可无。等级授职制的官场决不可能培育人们高尚的道德和情操，在大多数，以至绝大多数的情况下，官场中代代相传、无师自通者，无非是一套黑道，或曰潜规则，只能成为贪官污吏的大学校。从另一方面看，等级授职制的官场又是埋没真正的精英和清官的坟场。如果没有两宋交替时的浩劫，如李纲和宗泽那样的正人君子，就只能泯灭在众贪官之下，决不可能在史书上留名。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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从如今的现实看来，也同样如此。今日的公仆应与历史上的清官有严格区分，进行公仆意识的教育，固然是必要的，却不是主要的。除了孔繁森等很少数自觉自愿的公仆外，多数干部事实上觉悟不高。“觉悟不高”当然不是指他们的口头或书面语言，如陈希同、陈良宇之流，难道不会说反贪的道理，做反贪的报告？没有法治，没有直接选举制的驱迫，他们是难以成为公仆的，却可能成为贪官或贪官的后备军，特别是在贪官们已经将社会风气和道德搅得相当糟的情况下。唯有积极地、逐步地以马克思主义特别强调的直接选举制取代等级授职制，才是民族进步的必由之途，整治积弊的根本之举。有人说，直接选举就是资产阶级自由化，是西方式民主，这是完全错误的，说明他们对马克思主义一窍不通。难道坚持马克思主义批判的、陈腐的等级授职制，反而是正理和正道？坚持自古相传的等级授职制，将其视为所谓中国特色文明的、不得撼动的传家宝，只能是阻绝中华民族的进步之途，使各种严重积弊，包括近二十年间愈来愈严重的教科文单位衙门化，以及由此引发的各种学术腐败，得不到根本性的扭转，其结果如何，自不待言。以直接选举制取代等级授职制，方是按马克思主义的教导行事。尽管如此，今天宣传范仲淹的为官之道，也是很有必要的，至少可以使某些公仆们自省，古代哲人尚有“公罪不可无，私罪不可有”的为官之道，自己又当如何做公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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读《海客述奇》 谈科学精神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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饶有兴味地拜读了吴以义先生《海客述奇》一书（上海科学普及出版社，2004年版）。此书叙述的是清朝晚期的同光年间，相当于公元1865——1880年，一些中国知识分子来到当时全世界最先进、最富强的英国，面对着近代科学的奇幻和万花筒般的新世界，而引发观感，并做出记录。作者在结语中评论：“只见奇花异果的猎奇式的考察，但要真正清楚整棵大树，弄清枝干的来龙去脉，没有系统的学习，是不可能的。至于所谓科学精神，是西洋科学的精髓所在，就更不容易理解洞察了。”笔者对科学史、清史和近代史没有研究，但还是愿意谈一点读后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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中华文明在明清时代的落伍，是不争的史实，而拉开差距的最重要时代，其实正是被有些人吹捧的康、雍、乾时。宋朝的王安石在科举中实行儒家经义取士，从此经学、教育和科举成了三位一体，把经学和教育的功能单纯地、狭隘地拘限于为参加科举考试而入仕，而官位成了读书人唯一的追逐目标。明朝又推行八股文。这些都是对中国士大夫更深、更厉害的思想禁锢。在此种教育和文化环境下，培养出来的最优秀士人，其最伟大的理想无非是赢得金榜题名，然后治国平天下。反观西方，近代所有的哲学名家都是自然科学家。不少科学家有乐于献身科学，造福人类的襟怀，这在中国古代前述的三位一体环境中，是不可能产生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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此外，依今天的知识反省中华传统文化之源的经学和诸子，中国人哲学思维是偏重于政治哲学和伦理哲学，而不重视自然哲学。中华的传统思维，是偏向于不作细致的、个别的观察，仅凭藉想象，就不费气力地构筑其宇宙模式。宋人周惇颐的《太极图》就是一个典型，他说，“无极而太极，太极动而生阳”，“静而生阴”，“阳变阴合，而生水、火、金、木、土”。依照古代大儒的思维，是偏喜抽象，偏喜综合，偏喜概括，偏喜想象，偏喜模糊，甚至混沌，而不求具体，不求分析，不求实证。按现代科学实验可分两种层次，一是理论科学实验，二是技术科学实验。中国古代恰好是缺乏理论科学实验的思维和传统，这无疑是扼制了近代自然科学的产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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欧洲正好相反，按恩格斯在《社会主义从空想到科学的发展》中所说，“真正的自然科学只是从十五世纪下半叶（相当于中国明朝景泰、天顺、成化、弘治时）才开始”，“把自然界分解为各个部分，把自然界的各种过程分成一定门类，对有机体的内部按其多种多样的解剖形态进行研究，这是最近四百年来在认识自然界方面获得巨大进展的基本条件”。这就是从具体的实证研究出发，走着由具体到抽象，由个别到一般的思路，似乎是人类进入近代科学的必由道路。尽管欧洲学者在相当长时间内把自然界视为一成不变的，但实证的结果，终于突破了这种思维的局限，把自然界视为是不断运动和变化的。吴以义先生在此书35页援引达尔文妻所说“在科学探索中养成的那种凡是没有证明即不能相信的习惯”，正是代表欧洲学者步入近代科学殿堂的基本思路，而中国古儒恰好不具备此种思路，没有作具体实证研究的思路，就很难进入近代科学的殿堂。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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