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Cover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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潘家园书声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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忆黎澍先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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所谓马克思主义史学家,当然是一个信仰问题,自愿以马克思主义治史的问题。但在相当长的时间内,却“异化”为身份问题,这当然是荒谬的。例如在文革前,辈分较低的,如黎澍先生等人,官方宣传就不称之为马克思主义史学家,似乎资历还不够格。然而这个名词如今又被滥用,不少挂羊头,卖狗肉者,指鹿为马者,也被冠以此种看来似乎是崇高的称号。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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黎澍先生是中国近代史专家,曾著有《辛亥革命前后的中国政治》,这是我在学生时代读过的。如今看来,黎澍先生当然也是有过失的,例如他曾批判尚钺先生为史界修正主义,“修正主义”当时是一个很大的政治帽子。但黎澍先生的史观真正发生改变,则是在文革之后,并且也尽力更正过去的错误。他那部《再思集》(中国社会科学出版社,1985年版)就记录了他对中国历史和现实的重新深入思考。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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马克思主义哲学十分强调必然性,恩格斯说,“偶然性只是相互依存性的一极,它的另一极叫做必然性。在似乎也是受偶然性支配的自然界中,我们早就证实,在每一个领域内,都有在这种偶然性中为自己开辟道路的内在的必然性和规律性。然而适用于自然界的,也适用于社会”。[1]“历史事件似乎总的说来同样是由偶然性支配着的。但是,在表面上是偶然性在起作用的地方,这种偶然性始终是受内部的隐蔽着的规律支配的,而问题只是在于发现这些规律”。 [2]记得在我们学生时代,不知给我们这些学子进行了多少必然性的教育。然而当中华民族经历了大饥荒和文革两次奇灾惨祸之后,痛定思痛,这两次大事件是何缘由,有何必然性?这当然是每个真诚信仰马克思主义的人,必须正视而回答的问题,而不应回避的问题。黎澍先生是作出了马克思主义的回答的第一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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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不识庐山真面目,只缘身在此山中”。[3]但是,经过两次史无前例的大劫难以后,毕竟是有一批共产党人,开始识破庐山真面目。如周扬先生过去是中宣部常务副部长,很多人挨整,由他出面的。如今方知,当年从局外人看来,他似乎是“左”的,但在中宣部内部,他却是“右”的,但许多“左”的动作,还须由他出面。文革结束后,周扬先生确是觉悟的一人,据说每次见到过去挨整的人,总是主动向人赔罪和道歉。他提出所谓“异化”的理论问题,据有的记载披露,是有感于本应是为人民谋利益的公仆,却成了高踞人民之上的官老爷,结果遭到严厉批判。我后来开玩笑说,如果我是周扬,倒不必提什么同化或异化,就是提巴黎公社原则,提批判等级授职制,提马克思主义强调直接选举制,看看那些“理论家”如何批老祖宗。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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