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到第三代宋真宗时,武将的权位已压至出不了变乱的地步。人们对辽宋的澶渊之盟,已多所议论。当时辽朝大军倾巢而出,主政的承天太后萧绰,其后夫汉人韩德让(当时名德昌,战后改姓耶律),[132]另加辽圣宗三个最重要的人物全在军中。辽军不善攻城,只是回避了一些重要城市的攻坚战,而悬军深入。这本是险棋,如果对手是个较高明的军事家,一方面避免硬拼,设法断其后勤供应,另一方面又乘虚直捣燕云,对辽朝是非常危险的。辽的军事部署固然不高明,却遭逢了更糟的对手。事实上,杨延朗(后改名延昭)就提出此策,说“幽、易数州可袭而取”,但“奏入,不报”。[133] 鼠目寸光的宋廷习惯于被动应战,根本不可能有此深谋远略和军事气魄。他只是一个战区司令,不能左右战略指挥。前沿总司令是败将兼庸将,北面都部署王超,他“阵於唐河,执诏书按兵不出战”。[134]宰相寇准排除参知政事王钦若和签书枢密院事陈尧叟的“南幸”之议,只是力主亲征,把战战兢兢的宋真宗强行推到澶州,最终达成了对宋方无疑是吃亏的和议。尽管如此,宋真宗其实认为此种和议是如天之赐,自此之后,宋廷进入文恬武嬉的状态。宋真宗为了弥补心理上的缺憾,不惜装神弄鬼,尊崇道教,伪造天书,大事封禅,挥霍民脂民膏,虚饰盛世,“一国君臣如病狂然”。[135] 宋朝的保守政治也就进一步深化。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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四十年后,辽朝乘宋朝困于对西夏的战争,进行勒索,宋朝被迫增加岁币,富弼出使归来,非常痛切地上奏说:“所可痛者,当国大臣议和之后,武备皆废,以边臣用心者谓之引惹生事,以搢绅虑患者谓之迂阔背时,大率忌人谈兵,幸时无事,谓虏不敢背约,谓边不必预防,谓世常安,谓兵永息,恬然自处,都不为忧……计中国之势,如人坐积薪之上,而火已然,虽焰未及其身,可谓危矣!北虏之强既如彼,中国之危又如此,而尚不急求所救之术,是欲秦之鱼烂,梁之自亡耶?臣备位枢府,夙夜忧畏,恨未得死所,少纾国难。”[136]在宋仁宗庆历年间,富弼与范仲淹、韩琦都是改革派,而受保守派的排挤,离开朝廷外任。十年之后,富弼和韩琦先后回朝任宰相,却被保守的官场磨光了锋芒,依旧安常习故,不思变革。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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辽宋与宋金的关系迥然不同,辽宋战争不过是宋的边患,而新兴的金朝却有灭宋的企图和军力。金军不同于辽军,不仅善于野战,也善于攻城,故能深入中原。北宋末年,当金军南侵之际,朝廷那群平时养尊处优、高官厚禄之辈乱成一团,束手无策。时为太常少卿的李纲却脱颖而出,超升兵部侍郎,很快又超升执政。他本是科举出身的文官,又不懂军事,在仓猝之间,却临危主动请缨,有效地组织了开封的防御,因而陡然在朝野和军民中享有很高的威望,却引起那帮高官极重的妒忌。他们力主降金,使尽各种花招,“疾李纲胜己,同力挤排”,耿南仲进言:“欲援太原,非纲不可。” 唐恪说:“火到上身,自拨,但责以成功,纲须自去,陛下切不可听其避免。”宋钦宗立即任命李纲为河北、河东路宣抚使。当时台谏官陈过庭、陈公辅、余应求等都看穿了耿南仲等人的用心,说李纲“不知军旅,将兵必败”,“为大臣所陷”,“不宜遣”。李纲本人也有自知之明,“再拜力辞”,说自己“且误国事,死不足以塞责”。宋钦宗却为之震怒,李纲不得不就任出行。[137]太原之战是决定北宋皇朝命运的关键性一战。史实证明,保守派再进一步,必然变为投降派。耿南仲“中制河东之师,必使陷没,以伸和议之必信”。[138]李纲并非在救援战中不尽己力,却在本来已是十分艰难的形势下,又遇到朝廷的多方掣肘,终于在太原陷落后被劾下台,贬黜出京。李纲的下台,固然是快了耿南仲之流的私愤,但受害最深的,其实还是听信谗言的宋钦宗本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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在蒙受靖康亡国奇耻深痛,并丧失半壁河山的南宋,保守政治的新特征,就是投降政治,甘愿忍受偏安的局面;而丧失重新大一统之志,也正是北宋保守和苟且的政风的延续。被某些史家称为“中兴贤相”的赵鼎是解州闻喜县人,他对家乡的失陷,国家的危难,曾有一阕《满江红》词,抒发其悲痛之心情:“试问乡关何处是,水云浩荡〔迷〕南北。”他初入中枢,也并非没有锐气,如谴责拥兵玩敌的庸将刘光世和张俊,举荐岳飞收复襄汉,面对金军大举进犯,力主皇帝亲征,也反对向金朝乞和。但几年之后,他又力主所谓“安靖不生事”,[139]反对罢刘光世的兵权,伙同秦桧,将南宋“行在”从建康后撤临安,以各种借口,主持对金屈辱讲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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特别是在南宋时,有一条政治定律,不论某人以往的政治主张和表现如何,一旦转变为主守,特别是主和,就决不可能企求他真有卧薪尝胆、雪复仇耻之志。陈康伯和史浩两个名相也都是实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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陈康伯在宋高宗绍兴末力主备战,抗金战争爆发后,“中外震骇,朝臣有遣家豫避者。康伯独具舟迎家入浙,且下令临安诸城门扄鐍率迟常时,人恃以安”,[140]处变不惊,确实起了好作用。但他在宋孝宗隆兴时,特别是著名的投降派汤思退复相后,却也倾向于和议。陈康伯与汤思退、周葵、洪遵四人联名上札子说,“群臣纷纷,乃谓臣等意欲讲和,以苟目前之安”。“此皆以利害不切于己,大言误国,以邀美名。宗社之重,岂同戏剧。今日议和,政欲使军民少就休息,因得为自治之计,以待中原之变”。“今日之和,乃所以成他日之恢复。惟在陛下无忘今日之纷纷,而力行其所未至,使臣等得效其区区之愚,不专为苟安之事,以实议者之言”。[141]其言虽辩,而观其实效,则是汤思退的降金阴谋在相当程度上得逞。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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史浩是宋孝宗的老师,在宋孝宗即位前,克尽献可替否之责,有“智囊”之称,[142]故深得宋孝宗的倚信。绍兴末年,宋金再战,宋军败退,时为太子的宋孝宗不胜其愤,向宋高宗主动请缨,史浩得知后,力劝太子不可将兵,终于使太子避免了宋高宗的猜忌,而得以继位。故宋孝宗即位后,史浩立即升任参知政事和宰相。他劝宋孝宗为岳飞昭雪平反。宋高宗当太上皇后,居德寿宫,纵容宦官开设酒库,犯榷酒之禁。有谏官袁孚上奏直言谏诤,宋高宗却为之震怒,宋孝宗只能下御批,将袁孚罢官。史浩出面调解,结果让袁孚主动辞职,宋孝宗又为之另加直秘阁的职名,给几方面都保留面子。史浩的聪明才智,表现在极善圆满地排解专制政体和官场的各种纠纷,但处置军国大事,却又是十足的庸劣。史浩对金只主张防守,宋孝宗听信其说,下令吴璘班师,招致了德顺之战的最终大败。宋孝宗最终明白:“此史浩误朕!”[143]史浩对金朝早就提出“欲以弟侄之礼事之”, [144]无非仍是稍稍争取点体面,而忍辱苟安。他“既参知政事,(张)浚所规画,浩必阻挠,如不赏海州之功,沮死骁将张子盖,散遣东海舟师,皆浩之为也”。[145]这当然也是误国失策的行为。史浩反对张浚用兵,并非没有道理,张浚虽然主战,从来是败事有余,而成事不足。表面看来,史浩属主守派。然而史浩后来再相,却找不出他有任何发愤图强、准备北伐的政绩,也证明他其实还是忍心于苟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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著名的抗战派胡铨曾一针见血地指出,“议者乃曰:‘姑与之和,而阴为之备;外虽和,而内不忘战。’此向来权臣误国之言”。“一溺于和,则上下偷安,将士解体,终身不能自振,尚又安能战乎?”[146]南宋的史实证明了其评论的正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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朱熹评论赵鼎说:“当国久,未必不出于和。”[147]这是南宋保守政治的特点,具有某种规律性。“安靖”一词就成了保守以至降金乞和的代名词。程敦厚上书,赞扬宋高宗降金为“致安靖之福”。[148]宋高宗等人给抗战派所加的罪名,就是“好作不靖,胥动浮言”,[149]“唱为不靖”,[150]“作为不靖,有害治功”,[151]“务于不靖,以售其奸”[152]之类。宋高宗特别强调:“其不靖害治者,显黜勿贷,庶知惩畏。”[153]宋宁宗时,危稹说:“谋国者欲以安靖为安靖,忧国者欲以振厉为安靖,自二议不合,是以国无成谋,人无定志。”[154]但主政的权臣,史浩之子史弥远其实是继承乃父的衣钵,“力主安靖之说”,[155]他给边臣赵范书信,“令谕四总管各享安靖之福”。 [156]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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宋朝的守内虚外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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南宋人吕祖谦在《历代制度详说》卷10《屯田》中抨击当时的防务说: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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夫警备于平居无事之时,屯守于阃奥至安之地,未尝有一日之战,而上下交以为至难,此所谓斥地与敌,守内虚外,以常为变,以易为难者耶!虽孙氏、东晋南北之常势,固不暇讲,况敢望其如汉唐之守边屯兵乎!况敢望如艺祖之世,郭进、李汉超之勋伐乎!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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他使用的“守内虚外”和“斥地与敌”两说,引起了现代研究者的重视。宋太宗在位后期的淳化二年(公元991年),曾对近臣们说:“国家若无外忧,必有内患。外忧不过边事,皆可预防。惟奸邪无状,若为内患,深可惧也。帝王用心,常须谨此。”[157]这是他当了十七年皇帝之后的经验谈。尽管宋太宗本人有高梁河战败中箭的大辱,但经历几番交锋,已倦于兵事,故不时提倡“清静致治之道”,说什么要“修德以怀远”,“四夷当置之度外”。[158]当时未与辽达成和议,仅仅是因为求和不成之故。的确,如前所述,他也看准了辽朝的边患不足以动摇自己的统治根基,而内心真正害怕的,是“内患”,是所谓“奸邪无状”。他没有说明“内患”和“奸邪”是什么,从史实上看,应是包括了赵匡胤的两个儿子和宋太宗之弟赵廷美,凡是可能祸及其统治者,都是奸邪。其中当然也包括猜忌武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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宋太祖由于黄袍加身的经历,当然也猜忌武将,宋太祖是宋朝各代皇帝中唯一的天才军事家。他命将出师,只在临行前作简要的指示和告诫,故王禹偁称他“所用之将专而不疑”。[159]现代陆海空天电一体化的作战,是可以“将从中御”的,但仍必须发挥战役指挥官的主动性和积极性。在古代战争中,通信迟缓,而军情瞬息万变,“将从中御”,[160]犯兵家之忌。宋太宗运筹于深宫之中,而致败于千里之外,“每事欲从中降诏,授以方略,或赐与阵图”,[161]像宋太宗那样,简直把前方将帅变成了由他牵线的木偶,这在中国古代军事史上,可能是绝无仅有的。军事的失利,正确的反对意见,也并未使宋太宗改弦易辙。王安石后来曾感慨说:“若御将如此,即惟王超、傅潜乃肯为将。稍有材略,必不肯于此时为将,坐待败衄也。”[162] 宋太宗所以“将从中御”,其实无非是把将帅当作自己皇位的假想敌,正是守内虚外的具体实践。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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如果说宋太宗是欲对辽求和而不可得,宋真宗终于迎来了屈辱的和平。他说:“方今四海无虞,而言事者谓和戎之利,不若克定之武也。”王旦说,“止戈为武,佳兵者,不祥之器”。“先帝(宋太宗)时,颇已厌兵。今柔服异域,守在四夷,帝王之盛德也”。“武夫悍卒”“凶於国而害於家,此不可不察也”。宋真宗“深然之”。[163]不但对辽,后来宋朝处理对西夏和金的关系,也往往依照战而后和,和而后安的格式行事。张方平说:“自古以来论边事者,莫不以和戎为利,征戍为害。”[164]“和戎为利”,这反映了赵宋历代多数统治者的主张。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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宋高宗在登基之初,其立国规模,就是接受黄潜善和汪伯彦之议,准备割让黄河以北的土地,而对金乞和。他被金军一再追逐,仓惶奔命,流离颠沛,求和而不可得,因为当时金朝自认为可以吞灭南宋。待到金朝愿意媾和,实因宋朝的军力已增长到足以抗衡的地步。其时南宋即使对金保持一种不战不和,武装对峙的状态,也完全可以存活下去。但宋高宗出于猜忌武将的防内需要等多种考虑,宁愿接受极其屈辱和苛刻的和议条款,杀害和迫害抗战派,向杀父之仇称臣下跪,就将“守内虚外”的传统,发展到了“斥地与敌”,以求偏安东南的地步。正如一位文士指责他“偷安独乐”,“结胡虏之好,罢天下之兵,诛大将而挫忠臣之锐,窜元戎而销壮士之心”,“自旷古来,未有受辱如朝廷也!未有忍辱如陛下也”![165] 如此作为,在中华古史上也仅有此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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宋高宗为了降金乞和,编造各种口实,譬如说是为了尽自己所谓孝悌之道。待到母亲韦氏被放回,而难兄宋钦宗仍被金人扣押,分明悌道大亏。当时他所忧心的大将罢兵权问题亦已解决。有人建议对金出兵,救其难兄。宋高宗已经说不出任何其他理由,只能搬出祖宗家法,他说:“真宗皇帝澶渊之盟,敌人不犯边塞。今者和议,人多异论,朕不晓所谓,止是不恤国事耳!”[166]在他看来,只有向杀父之仇称臣,忍辱苟安,才算是继承“真宗皇帝”家法,而“恤国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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宋高宗后来当太上皇,八十寿诞时,对宋孝宗怒气冲冲地说:“杨万里殿策内比朕作晋元帝,甚道理!”[167]其实,将他比作晋元帝,倒是抬举了他。晋元帝虽然只能自守半壁江山,却并未斥地与敌,向杀父之仇纳贡称臣。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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宋朝多元化士风的主流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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春秋战国时代出现了所谓“士”,后世往往称文士、士人或士大夫。士人、士大夫等词沿用到宋代,其词义并无大的变化,看来与近代的知识分子一词有相近之处。一般说来,可以指有学问的读书人。宋人或可用“乡士大夫”和“卿士大夫”两词,用以区别有无官位。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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中国古代儒家是十分强调道德和气节问题的。但既然是阶级社会,各种各样的私利必然影响和驱动士人们的立身行事。朱熹说:“聖人之教,必欲其尽去人欲,而复全天理也。”[168]历朝历代的士人尽管号称受“圣人之教”,然而在事实上,只有少量士人是可以完全履践“圣人之教”,多数士人决不可能履践或完全履践“圣人之教”。故研讨一个时代的所谓士风,就决不可能是单一的,而是多元化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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人们强调宋儒风采,列举如范仲淹、李纲、宗泽、文天祥等一大批有志节之士人,是不难的。他们代表了忧国爱民、清正廉明、直言敢谏、举贤任能、忍辱负重、临危授命等优秀的政治传统,代表了中华民族的浩然正气。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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但从另一角度看来,他们在成千上万的士人中,毕竟居于少数派的地位。翻开史料,宋人哀叹士风的言论不少。宋太宗时,孙何就提出“士风偷薄”的问题。[169]宋哲宗初,程颐说:“近年以来,士风益衰,志趣污下,议论鄙浅,髙识远见之士益少,习以成风矣。”[170]宋徽宗刚即位时,游酢上奏说:“臣闻天下之患,莫大于士大夫无耻。士大夫至于无耻,则见利而已,不复知有义”。“士风之坏,一至于此”。[171]蒋猷“论士风浮薄,廷臣伺人主意,承宰执风旨向背,以特立不回者为愚,共嗤笑之”。[172]南宋初,胡寅上奏说:“今士风陵夷,四维未张,惟利是从,不顾义理。利在(金朝完颜)粘罕,则欲以释怨悦其心;利在(伪齐)刘豫,则欲以友邦通其好;利在迷国之宰辅,则欲为之羽翼,以助其飞。”[173]宋孝宗时,张大经“陈士风掊克、偷惰、诞慢、浮虚四弊”。[174]宋光宗时,刘光祖说:“比年以来,士大夫不慕廉靖,而慕奔竞,不尊名节,而尊爵位,不乐公正,而乐软美,不敬君子,而敬庸人,既安习以成风,谓苟得为至计。”[175]南宋后期的魏了翁说:“士风偷薄,世道颓靡,面誉背毁,心私迹公。”[176]应当说,上述议论反映的是更多士人的情况。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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南宋初,气节问题无疑是集中在反对降金乞和。当时一切有志节之士莫不反对屈辱媾和。李纲尽管被迫退闲,仍然上奏说,“原其所自,皆吾谋虑弗臧,不能自治自强,偷安朝夕,无久远之计”。“与其事不共戴天之雠,仰愧宗庙,俯失士民之心,而终归于亡,贻羞无穷,曷若幡然改图,正仇雠之名,辞顺理直,以作士民之气,犹可以履危而求安,转亡而为存”。[177]理学家程颐的弟子尹焞引《礼记·曲礼》之说,“父母之雠不与共戴天,兄弟之雠不反兵”。[178]按照儒家伦理,且不论割地、纳贡等问题,宋高宗向父母兄弟之仇下跪称臣,就是典型的丧失气节的行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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