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到第三代宋真宗时，武将的权位已压至出不了变乱的地步。人们对辽宋的澶渊之盟，已多所议论。当时辽朝大军倾巢而出，主政的承天太后萧绰，其后夫汉人韩德让（当时名德昌，战后改姓耶律），[132]另加辽圣宗三个最重要的人物全在军中。辽军不善攻城，只是回避了一些重要城市的攻坚战，而悬军深入。这本是险棋，如果对手是个较高明的军事家，一方面避免硬拼，设法断其后勤供应，另一方面又乘虚直捣燕云，对辽朝是非常危险的。辽的军事部署固然不高明，却遭逢了更糟的对手。事实上，杨延朗（后改名延昭）就提出此策，说“幽、易数州可袭而取”，但“奏入，不报”。[133] 鼠目寸光的宋廷习惯于被动应战，根本不可能有此深谋远略和军事气魄。他只是一个战区司令，不能左右战略指挥。前沿总司令是败将兼庸将，北面都部署王超，他“阵於唐河，执诏书按兵不出战”。[134]宰相寇准排除参知政事王钦若和签书枢密院事陈尧叟的“南幸”之议，只是力主亲征，把战战兢兢的宋真宗强行推到澶州，最终达成了对宋方无疑是吃亏的和议。尽管如此，宋真宗其实认为此种和议是如天之赐，自此之后，宋廷进入文恬武嬉的状态。宋真宗为了弥补心理上的缺憾，不惜装神弄鬼，尊崇道教，伪造天书，大事封禅，挥霍民脂民膏，虚饰盛世，“一国君臣如病狂然”。[135] 宋朝的保守政治也就进一步深化。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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四十年后，辽朝乘宋朝困于对西夏的战争，进行勒索，宋朝被迫增加岁币，富弼出使归来，非常痛切地上奏说：“所可痛者，当国大臣议和之后，武备皆废，以边臣用心者谓之引惹生事，以搢绅虑患者谓之迂阔背时，大率忌人谈兵，幸时无事，谓虏不敢背约，谓边不必预防，谓世常安，谓兵永息，恬然自处，都不为忧……计中国之势，如人坐积薪之上，而火已然，虽焰未及其身，可谓危矣！北虏之强既如彼，中国之危又如此，而尚不急求所救之术，是欲秦之鱼烂，梁之自亡耶？臣备位枢府，夙夜忧畏，恨未得死所，少纾国难。”[136]在宋仁宗庆历年间，富弼与范仲淹、韩琦都是改革派，而受保守派的排挤，离开朝廷外任。十年之后，富弼和韩琦先后回朝任宰相，却被保守的官场磨光了锋芒，依旧安常习故，不思变革。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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辽宋与宋金的关系迥然不同，辽宋战争不过是宋的边患，而新兴的金朝却有灭宋的企图和军力。金军不同于辽军，不仅善于野战，也善于攻城，故能深入中原。北宋末年，当金军南侵之际，朝廷那群平时养尊处优、高官厚禄之辈乱成一团，束手无策。时为太常少卿的李纲却脱颖而出，超升兵部侍郎，很快又超升执政。他本是科举出身的文官，又不懂军事，在仓猝之间，却临危主动请缨，有效地组织了开封的防御，因而陡然在朝野和军民中享有很高的威望，却引起那帮高官极重的妒忌。他们力主降金，使尽各种花招，“疾李纲胜己，同力挤排”，耿南仲进言：“欲援太原，非纲不可。” 唐恪说：“火到上身，自拨，但责以成功，纲须自去，陛下切不可听其避免。”宋钦宗立即任命李纲为河北、河东路宣抚使。当时台谏官陈过庭、陈公辅、余应求等都看穿了耿南仲等人的用心，说李纲“不知军旅，将兵必败”，“为大臣所陷”，“不宜遣”。李纲本人也有自知之明，“再拜力辞”，说自己“且误国事，死不足以塞责”。宋钦宗却为之震怒，李纲不得不就任出行。[137]太原之战是决定北宋皇朝命运的关键性一战。史实证明，保守派再进一步，必然变为投降派。耿南仲“中制河东之师，必使陷没，以伸和议之必信”。[138]李纲并非在救援战中不尽己力，却在本来已是十分艰难的形势下，又遇到朝廷的多方掣肘，终于在太原陷落后被劾下台，贬黜出京。李纲的下台，固然是快了耿南仲之流的私愤，但受害最深的，其实还是听信谗言的宋钦宗本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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在蒙受靖康亡国奇耻深痛，并丧失半壁河山的南宋，保守政治的新特征，就是投降政治，甘愿忍受偏安的局面；而丧失重新大一统之志，也正是北宋保守和苟且的政风的延续。被某些史家称为“中兴贤相”的赵鼎是解州闻喜县人，他对家乡的失陷，国家的危难，曾有一阕《满江红》词，抒发其悲痛之心情：“试问乡关何处是，水云浩荡〔迷〕南北。”他初入中枢，也并非没有锐气，如谴责拥兵玩敌的庸将刘光世和张俊，举荐岳飞收复襄汉，面对金军大举进犯，力主皇帝亲征，也反对向金朝乞和。但几年之后，他又力主所谓“安靖不生事”，[139]反对罢刘光世的兵权，伙同秦桧，将南宋“行在”从建康后撤临安，以各种借口，主持对金屈辱讲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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特别是在南宋时，有一条政治定律，不论某人以往的政治主张和表现如何，一旦转变为主守，特别是主和，就决不可能企求他真有卧薪尝胆、雪复仇耻之志。陈康伯和史浩两个名相也都是实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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陈康伯在宋高宗绍兴末力主备战，抗金战争爆发后，“中外震骇，朝臣有遣家豫避者。康伯独具舟迎家入浙，且下令临安诸城门扄鐍率迟常时，人恃以安”，[140]处变不惊，确实起了好作用。但他在宋孝宗隆兴时，特别是著名的投降派汤思退复相后，却也倾向于和议。陈康伯与汤思退、周葵、洪遵四人联名上札子说，“群臣纷纷，乃谓臣等意欲讲和，以苟目前之安”。“此皆以利害不切于己，大言误国，以邀美名。宗社之重，岂同戏剧。今日议和，政欲使军民少就休息，因得为自治之计，以待中原之变”。“今日之和，乃所以成他日之恢复。惟在陛下无忘今日之纷纷，而力行其所未至，使臣等得效其区区之愚，不专为苟安之事，以实议者之言”。[141]其言虽辩，而观其实效，则是汤思退的降金阴谋在相当程度上得逞。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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史浩是宋孝宗的老师，在宋孝宗即位前，克尽献可替否之责，有“智囊”之称，[142]故深得宋孝宗的倚信。绍兴末年，宋金再战，宋军败退，时为太子的宋孝宗不胜其愤，向宋高宗主动请缨，史浩得知后，力劝太子不可将兵，终于使太子避免了宋高宗的猜忌，而得以继位。故宋孝宗即位后，史浩立即升任参知政事和宰相。他劝宋孝宗为岳飞昭雪平反。宋高宗当太上皇后，居德寿宫，纵容宦官开设酒库，犯榷酒之禁。有谏官袁孚上奏直言谏诤，宋高宗却为之震怒，宋孝宗只能下御批，将袁孚罢官。史浩出面调解，结果让袁孚主动辞职，宋孝宗又为之另加直秘阁的职名，给几方面都保留面子。史浩的聪明才智，表现在极善圆满地排解专制政体和官场的各种纠纷，但处置军国大事，却又是十足的庸劣。史浩对金只主张防守，宋孝宗听信其说，下令吴璘班师，招致了德顺之战的最终大败。宋孝宗最终明白：“此史浩误朕！”[143]史浩对金朝早就提出“欲以弟侄之礼事之”， [144]无非仍是稍稍争取点体面，而忍辱苟安。他“既参知政事，（张）浚所规画，浩必阻挠，如不赏海州之功，沮死骁将张子盖，散遣东海舟师，皆浩之为也”。[145]这当然也是误国失策的行为。史浩反对张浚用兵，并非没有道理，张浚虽然主战，从来是败事有余，而成事不足。表面看来，史浩属主守派。然而史浩后来再相，却找不出他有任何发愤图强、准备北伐的政绩，也证明他其实还是忍心于苟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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著名的抗战派胡铨曾一针见血地指出，“议者乃曰：‘姑与之和，而阴为之备；外虽和，而内不忘战。’此向来权臣误国之言”。“一溺于和，则上下偷安，将士解体，终身不能自振，尚又安能战乎？”[146]南宋的史实证明了其评论的正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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朱熹评论赵鼎说：“当国久，未必不出于和。”[147]这是南宋保守政治的特点，具有某种规律性。“安靖”一词就成了保守以至降金乞和的代名词。程敦厚上书，赞扬宋高宗降金为“致安靖之福”。[148]宋高宗等人给抗战派所加的罪名，就是“好作不靖，胥动浮言”，[149]“唱为不靖”，[150]“作为不靖，有害治功”，[151]“务于不靖，以售其奸”[152]之类。宋高宗特别强调：“其不靖害治者，显黜勿贷，庶知惩畏。”[153]宋宁宗时，危稹说：“谋国者欲以安靖为安靖，忧国者欲以振厉为安靖，自二议不合，是以国无成谋，人无定志。”[154]但主政的权臣，史浩之子史弥远其实是继承乃父的衣钵，“力主安靖之说”，[155]他给边臣赵范书信，“令谕四总管各享安靖之福”。 [156]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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宋朝的守内虚外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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南宋人吕祖谦在《历代制度详说》卷10《屯田》中抨击当时的防务说：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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夫警备于平居无事之时，屯守于阃奥至安之地，未尝有一日之战，而上下交以为至难，此所谓斥地与敌，守内虚外，以常为变，以易为难者耶！虽孙氏、东晋南北之常势，固不暇讲，况敢望其如汉唐之守边屯兵乎！况敢望如艺祖之世，郭进、李汉超之勋伐乎！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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他使用的“守内虚外”和“斥地与敌”两说，引起了现代研究者的重视。宋太宗在位后期的淳化二年（公元991年），曾对近臣们说：“国家若无外忧，必有内患。外忧不过边事，皆可预防。惟奸邪无状，若为内患，深可惧也。帝王用心，常须谨此。”[157]这是他当了十七年皇帝之后的经验谈。尽管宋太宗本人有高梁河战败中箭的大辱，但经历几番交锋，已倦于兵事，故不时提倡“清静致治之道”，说什么要“修德以怀远”，“四夷当置之度外”。[158]当时未与辽达成和议，仅仅是因为求和不成之故。的确，如前所述，他也看准了辽朝的边患不足以动摇自己的统治根基，而内心真正害怕的，是“内患”，是所谓“奸邪无状”。他没有说明“内患”和“奸邪”是什么，从史实上看，应是包括了赵匡胤的两个儿子和宋太宗之弟赵廷美，凡是可能祸及其统治者，都是奸邪。其中当然也包括猜忌武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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宋太祖由于黄袍加身的经历，当然也猜忌武将，宋太祖是宋朝各代皇帝中唯一的天才军事家。他命将出师，只在临行前作简要的指示和告诫，故王禹偁称他“所用之将专而不疑”。[159]现代陆海空天电一体化的作战，是可以“将从中御”的，但仍必须发挥战役指挥官的主动性和积极性。在古代战争中，通信迟缓，而军情瞬息万变，“将从中御”，[160]犯兵家之忌。宋太宗运筹于深宫之中，而致败于千里之外，“每事欲从中降诏，授以方略，或赐与阵图”，[161]像宋太宗那样，简直把前方将帅变成了由他牵线的木偶，这在中国古代军事史上，可能是绝无仅有的。军事的失利，正确的反对意见，也并未使宋太宗改弦易辙。王安石后来曾感慨说：“若御将如此，即惟王超、傅潜乃肯为将。稍有材略，必不肯于此时为将，坐待败衄也。”[162] 宋太宗所以“将从中御”，其实无非是把将帅当作自己皇位的假想敌，正是守内虚外的具体实践。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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如果说宋太宗是欲对辽求和而不可得，宋真宗终于迎来了屈辱的和平。他说：“方今四海无虞，而言事者谓和戎之利，不若克定之武也。”王旦说，“止戈为武，佳兵者，不祥之器”。“先帝（宋太宗）时，颇已厌兵。今柔服异域，守在四夷，帝王之盛德也”。“武夫悍卒”“凶於国而害於家，此不可不察也”。宋真宗“深然之”。[163]不但对辽，后来宋朝处理对西夏和金的关系，也往往依照战而后和，和而后安的格式行事。张方平说：“自古以来论边事者，莫不以和戎为利，征戍为害。”[164]“和戎为利”，这反映了赵宋历代多数统治者的主张。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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宋高宗在登基之初，其立国规模，就是接受黄潜善和汪伯彦之议，准备割让黄河以北的土地，而对金乞和。他被金军一再追逐，仓惶奔命，流离颠沛，求和而不可得，因为当时金朝自认为可以吞灭南宋。待到金朝愿意媾和，实因宋朝的军力已增长到足以抗衡的地步。其时南宋即使对金保持一种不战不和，武装对峙的状态，也完全可以存活下去。但宋高宗出于猜忌武将的防内需要等多种考虑，宁愿接受极其屈辱和苛刻的和议条款，杀害和迫害抗战派，向杀父之仇称臣下跪，就将“守内虚外”的传统，发展到了“斥地与敌”，以求偏安东南的地步。正如一位文士指责他“偷安独乐”，“结胡虏之好，罢天下之兵，诛大将而挫忠臣之锐，窜元戎而销壮士之心”，“自旷古来，未有受辱如朝廷也！未有忍辱如陛下也”！[165] 如此作为，在中华古史上也仅有此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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宋高宗为了降金乞和，编造各种口实，譬如说是为了尽自己所谓孝悌之道。待到母亲韦氏被放回，而难兄宋钦宗仍被金人扣押，分明悌道大亏。当时他所忧心的大将罢兵权问题亦已解决。有人建议对金出兵，救其难兄。宋高宗已经说不出任何其他理由，只能搬出祖宗家法，他说：“真宗皇帝澶渊之盟，敌人不犯边塞。今者和议，人多异论，朕不晓所谓，止是不恤国事耳!”[166]在他看来，只有向杀父之仇称臣，忍辱苟安，才算是继承“真宗皇帝”家法，而“恤国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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宋高宗后来当太上皇，八十寿诞时，对宋孝宗怒气冲冲地说：“杨万里殿策内比朕作晋元帝，甚道理！”[167]其实，将他比作晋元帝，倒是抬举了他。晋元帝虽然只能自守半壁江山，却并未斥地与敌，向杀父之仇纳贡称臣。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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宋朝多元化士风的主流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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春秋战国时代出现了所谓“士”，后世往往称文士、士人或士大夫。士人、士大夫等词沿用到宋代，其词义并无大的变化，看来与近代的知识分子一词有相近之处。一般说来，可以指有学问的读书人。宋人或可用“乡士大夫”和“卿士大夫”两词，用以区别有无官位。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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中国古代儒家是十分强调道德和气节问题的。但既然是阶级社会，各种各样的私利必然影响和驱动士人们的立身行事。朱熹说：“聖人之教，必欲其尽去人欲，而复全天理也。”[168]历朝历代的士人尽管号称受“圣人之教”，然而在事实上，只有少量士人是可以完全履践“圣人之教”，多数士人决不可能履践或完全履践“圣人之教”。故研讨一个时代的所谓士风，就决不可能是单一的，而是多元化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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人们强调宋儒风采，列举如范仲淹、李纲、宗泽、文天祥等一大批有志节之士人，是不难的。他们代表了忧国爱民、清正廉明、直言敢谏、举贤任能、忍辱负重、临危授命等优秀的政治传统，代表了中华民族的浩然正气。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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但从另一角度看来，他们在成千上万的士人中，毕竟居于少数派的地位。翻开史料，宋人哀叹士风的言论不少。宋太宗时，孙何就提出“士风偷薄”的问题。[169]宋哲宗初，程颐说：“近年以来，士风益衰，志趣污下，议论鄙浅，髙识远见之士益少，习以成风矣。”[170]宋徽宗刚即位时，游酢上奏说：“臣闻天下之患，莫大于士大夫无耻。士大夫至于无耻，则见利而已，不复知有义”。“士风之坏，一至于此”。[171]蒋猷“论士风浮薄，廷臣伺人主意，承宰执风旨向背，以特立不回者为愚，共嗤笑之”。[172]南宋初，胡寅上奏说：“今士风陵夷，四维未张，惟利是从，不顾义理。利在（金朝完颜）粘罕，则欲以释怨悦其心；利在（伪齐）刘豫，则欲以友邦通其好；利在迷国之宰辅，则欲为之羽翼，以助其飞。”[173]宋孝宗时，张大经“陈士风掊克、偷惰、诞慢、浮虚四弊”。[174]宋光宗时，刘光祖说：“比年以来，士大夫不慕廉靖，而慕奔竞，不尊名节，而尊爵位，不乐公正，而乐软美，不敬君子，而敬庸人，既安习以成风，谓苟得为至计。”[175]南宋后期的魏了翁说：“士风偷薄，世道颓靡，面誉背毁，心私迹公。”[176]应当说，上述议论反映的是更多士人的情况。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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南宋初，气节问题无疑是集中在反对降金乞和。当时一切有志节之士莫不反对屈辱媾和。李纲尽管被迫退闲，仍然上奏说，“原其所自，皆吾谋虑弗臧，不能自治自强，偷安朝夕，无久远之计”。“与其事不共戴天之雠，仰愧宗庙，俯失士民之心，而终归于亡，贻羞无穷，曷若幡然改图，正仇雠之名，辞顺理直，以作士民之气，犹可以履危而求安，转亡而为存”。[177]理学家程颐的弟子尹焞引《礼记·曲礼》之说，“父母之雠不与共戴天，兄弟之雠不反兵”。[178]按照儒家伦理，且不论割地、纳贡等问题，宋高宗向父母兄弟之仇下跪称臣，就是典型的丧失气节的行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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