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宋高宗为了掩饰自己的无气节，施行“人知劝惩”[179]的清洗抗战派的政策。反对还是赞助降金乞和，成为官员们升迁还是降黜的首要标准。士大夫们要守节，就必然不能赞成降金乞和，就必然要降黜甚至受严重迫害；反之，要博取高官，就必须赞成屈辱苟安。杨愿是秦桧的一条凶狠的鹰犬，又是一个最工于柔媚的执政。他攻击抗战派说：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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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多饰虚名，不恤国计。沮讲和之议者，意在避出疆之行；腾用兵之说者，止欲收流俗之誉。”[180]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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然而在早年，杨愿并非没有激愤的正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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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谋以活国者，国常存而身随之安；谋以活身者，国常亡而身随之危。今一举而迁金陵，求活身也，非活国也。虏既灭吾国矣，陛下将活其国以自存乎？将活其身而国终于亡乎？”[181]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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这与前引的降金言论，简直判若两人，是什么使杨愿完成一百八十度的大转变呢？其实也无非是“利欲熏心”四字。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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在宋高宗和秦桧的威逼和利诱下，正如朱熹所说，“向者冒犯清议，希意迎合之人，无不夤缘，骤至通显，或乃踵桧用事”。“士大夫狃于积衰之俗，徒见当时国家无事，而桧与其徒皆享成功，无后患，顾以亡雠忍辱为事理之当然，主议者慕为桧，游谈者慕其徒，一雄唱之，百雌和之”。[182] 大批的士大夫不能不失节。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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当时通过科举当进士，可能还胜似今日当院士，成为文士们的头等大事。秦桧党羽汪勃上奏说：“陛下兼爱南北之民，力定和议，与天下更始，崇儒重道，同符祖宗。臣愚以为今年科场，当国学初建，万方多士将拭目以观取舍，为之趋向。欲望戒敕攸司，苟专师孔孟，而议论粹然，一出於正者，在所必取；其或采摭专门曲说，流入迂怪者，在所必去。”宋高宗看后说，“勃论甚善”，“此所以正人心也”，他下“诏有司，凡私意臆说尽黜之”。[183]士人们要得到金榜题名，就非附会降金政策不可。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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绍兴十二年（公元1142）殿试，陈诚之的策文引证汉高祖、汉光武帝等事例说，“臣之深思，窃以休兵息民为上策”，“今陛下任贤（当然是指秦桧）不贰”，“行之以诚一，则振中兴之业，又何难乎”？得头名状元。第二名秦桧养子秦熺自不待论，第三名杨邦弼的策文说，“陛下躬信顺以待天下，又得贤相，相与图治，中兴之功，日月可冀”。[184]此后的科举就一直沿袭此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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绍兴十八年（公元1148）科举，本拟定头名的董德元因为已有右迪功郎的官位，改为第二，他是个无耻之徒，后来当上秦桧独相时的末班执政，其策文说：“晋之失不在于虚无，失于用兵故耳；唐之失不在于词章，亦失于用兵故耳。”用以推崇宋高宗的对金政策。被定为状元的王佐的策文说，“王羲之言隆中兴之业，政以道胜，宽和为本，盖讥当时不务息民保国，而欲以兵取胜也”。“况陛下今日任用真儒，修明治具，足以铺张对天之宏休，扬厉无前之伟绩，则光武之治，不足深羡”。尽管王佐后来因不愿阿附秦熺，而被摈斥，[185]但他中举之时，仍不得不赞扬“真儒”秦桧。特别应当指出者，著名的理学家朱熹也是同榜中举者，然而今人再也找不到他当时的策文。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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朱熹当然有很深的爱国主义精神，即使到晚年，对学生“每论及靖康、建炎间事，必蹙頞惨然，叹息久之”。[186]依朱熹的文化修养，只是登同榜中的第五甲第九十人，[187]也可推知其违心之论说得不重，对宋高宗的降金政策吹捧不力，但又毕竟不得不说，不得不捧。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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绍兴二十四年（公元1154）的状元是张孝祥，他在策文中沿用当时的陈词滥调说，“往者数厄阳九，国步艰棘，陛下宵衣旰食，思欲底定。上天祐之，畀以一德元老，志同气合，不动声色，致兹升平。四方协和，百度具举，虽尧、舜、三代无以过之矣”。“今朝廷之上，盖有大风动地，不移存赵之心，白刃在前，独奋安刘之略，忠义凛凛，易危为安者，固已论道经邦，燮和天下矣。臣辈委质事君，愿视此为标准”。[188]宋高宗对秦桧私宅题词“一德格天之阁”，故“一德元老”遂成秦桧的尊称，而“大风动地”一联是秦桧喜欢的骈文。张孝祥是南宋的爱国词人之一，他的《六州歌头》向来被人们誉为爱国词的代表作之一。他当状元后，还深受秦桧的迫害。但在策文中，却不得不说那么多违心话，无非是为了功名，只能临时迁就一下。其后世流传的《于湖居士文集》，就没有收入那篇中状元的策文。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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此处还可举一个失节之士，这就是被一些史学研究者抬举的郑樵，他给宋高宗上书说：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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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恭惟皇帝陛下诚格上下，孝通神明，以天纵之圣，著日新之德，君臣道合，一言而致中兴，自书以来，未之闻也。”[189]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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又给秦桧上书说：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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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兵火之后，文物荡然。恭惟相公拨灰烬而收简编，障横流而主吾道，使周孔之业不坠于地。士生此时，宁无奋发。”[190]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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将荒淫无道的皇帝赞为亘古未有的圣君，把人莫予毒的权相尊为继周孔之业的真儒，确是达到了极其肉麻的程度，哪怕稍有一点自尊心，是难以落笔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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从绍兴和议到秦桧去世前的五榜正奏名进士为例，绍兴十二年为398人，绍兴十五年为374人，绍兴十八年为353人，绍兴二十一年为422人，绍兴二十四年为419人，合计1966人。这仅是撰写歌颂宋高宗君臣降金政策而科举过关者，而更有特奏名进士，还有大量虽亦撰写了歌颂文字，却仍未过登科关者，用成千上万的成语估算，是不过分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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此外，围绕着所谓“皇太后回銮”的闹剧，宋高宗采纳赃官黄达如的建议，“乞令词臣作为歌诗，勒之金石，奏之郊庙，扬厉伟绩，垂之无穷”。一时“献皇太后回銮赋颂千余人，内文理可采者几四百人”。皇帝特“诏有官人进一官，进士免文解一次”。参加这次献诗文者，就有后来的著名诗人范成大。[191]范成大在宋孝宗时出使金朝，还是表现了气节。他有不少爱国诗篇传世，唯独那次献诗，却不见于其文集。这与朱熹、张孝祥等人的策文相类似。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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仅就以上两次统计，以及朱熹、张孝祥、范成大等名士的违心卷入，郑樵的献媚邀宠，亦足以反映绍兴和议前后文士失节的普遍性和严重性。朱熹注重义利之辨，然而遇到科场的实际利益，也只能暂时站在利的一边。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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也谈河北境内的辽宋时代古地道——兼说杨延昭抗辽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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关于河北省境的辽宋时代古地道，除了本报2007年11月12日王春瑜先生《永清地下长城小记》，12月３日宗春启先生《永清地下长城是北宋修的吗？》两文外，如北京大学历史系刘浦江先生早在台湾《大陆杂志》第101卷第1期，2000年7月15日发表了《河北境内的古地道遗迹与宋辽金时代的战事》等文，均有研讨。在此愿谈一点不成熟的看法。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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刘浦江先生已经指出，在周世宗率军收复三关之后，“今天发现的古地道就主要分布在永清至霸县和永清至信安镇之间，而这一带正是澶渊之盟前双方争夺最激烈的热点地区”。如宋雍熙三年（公元986年），即辽统和四年北伐，三月一度攻“入涿州”，辽军于四月“复涿州”， [192]却于三年后，方收复易州。 [193]今人所编的《中国历史地图集》第６册，辽宋边界是以辽天庆元年与宋政和元年（公元1111年）为准，距离澶渊之盟前双方的拉锯战已百年以上，因此，欲据此份地图集所标画的分界，判断地道为辽人所修，就缺少准确的依据。再说，分明位于宋境的雄县、蠡县、邯郸等地都有古地道，又当如何解释？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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从辽宋双方的军事形势看来，除了宋太宗两次失败的北伐之外，宋朝一直居于消极防御、被动招架的态势，而辽朝居于主动进攻的态势。进攻者以骑兵为主，倏来忽往，似无修地道的必要；而防守者以步兵为主，倒是有修地道的可能。从今存史料看来，宋朝在河北西路开挖了不少塘泊，用以限制辽朝骑兵的奔突。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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北宋亡国后，大量文献散佚，今存北宋的史料中见不到有地道的记载。幸好《嘉靖霸州志》卷１《古迹》中有一小段重要记载：“引马洞：杨延朗所治，始自州城中，通雄县，每遇虏至，潜以出师，多获隽（隽获）焉。”杨延昭本名延朗，澶渊之盟后八年的大中祥符五年（公元1012年），宋真宗装神弄鬼，将道教传说中的赵玄朗冒充宋朝皇帝的“圣祖”，遂于当年闰十月，将玄、朗两字，定为御讳，“不得斥犯”。 [194]这就是杨延朗改名杨延昭之年，两年之后，杨延昭病死，享年五十七岁。《嘉靖霸州志》不称杨延昭，而称杨延朗，表明其所抄录的北宋史料，具有相当原始性，应是大中祥符五年之前的记录。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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按宋朝史料记载，杨延昭著名的一战，是在宋真宗咸平二年（公元999年）的遂城之战，其官衔是保州（今保定）缘边都巡检使，而所守的城市是遂城。遂城本属后晋割让给辽的易州，时称威虏军，澶渊之盟后改名广信军。 [195]此战由辽朝主政的承天太后萧绰亲自督战，亦为所败。 [196]此后杨延昭任莫州（今任丘）刺史，团练使，保州、威虏、静戎军（今徐水）沿边都巡检使，宁边军（今蠡县）部署等， [197]其实都属小战区的司令。今存史料没有记载杨延昭镇守过平戎军（今霸县），《嘉靖霸州志》的记载正可补裰史之阙文，表明今存河北的辽宋时代地道，确与杨延昭的军事活动有关，地道用于“潜以出师”，是宋军抗辽的重要设施。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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