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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706931680 宋高宗为了掩饰自己的无气节,施行“人知劝惩”[179]的清洗抗战派的政策。反对还是赞助降金乞和,成为官员们升迁还是降黜的首要标准。士大夫们要守节,就必然不能赞成降金乞和,就必然要降黜甚至受严重迫害;反之,要博取高官,就必须赞成屈辱苟安。杨愿是秦桧的一条凶狠的鹰犬,又是一个最工于柔媚的执政。他攻击抗战派说: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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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706931682 “多饰虚名,不恤国计。沮讲和之议者,意在避出疆之行;腾用兵之说者,止欲收流俗之誉。”[180]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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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706931684 然而在早年,杨愿并非没有激愤的正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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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706931686 “谋以活国者,国常存而身随之安;谋以活身者,国常亡而身随之危。今一举而迁金陵,求活身也,非活国也。虏既灭吾国矣,陛下将活其国以自存乎?将活其身而国终于亡乎?”[181]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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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706931688 这与前引的降金言论,简直判若两人,是什么使杨愿完成一百八十度的大转变呢?其实也无非是“利欲熏心”四字。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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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706931690 在宋高宗和秦桧的威逼和利诱下,正如朱熹所说,“向者冒犯清议,希意迎合之人,无不夤缘,骤至通显,或乃踵桧用事”。“士大夫狃于积衰之俗,徒见当时国家无事,而桧与其徒皆享成功,无后患,顾以亡雠忍辱为事理之当然,主议者慕为桧,游谈者慕其徒,一雄唱之,百雌和之”。[182] 大批的士大夫不能不失节。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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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706931692 当时通过科举当进士,可能还胜似今日当院士,成为文士们的头等大事。秦桧党羽汪勃上奏说:“陛下兼爱南北之民,力定和议,与天下更始,崇儒重道,同符祖宗。臣愚以为今年科场,当国学初建,万方多士将拭目以观取舍,为之趋向。欲望戒敕攸司,苟专师孔孟,而议论粹然,一出於正者,在所必取;其或采摭专门曲说,流入迂怪者,在所必去。”宋高宗看后说,“勃论甚善”,“此所以正人心也”,他下“诏有司,凡私意臆说尽黜之”。[183]士人们要得到金榜题名,就非附会降金政策不可。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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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706931694 绍兴十二年(公元1142)殿试,陈诚之的策文引证汉高祖、汉光武帝等事例说,“臣之深思,窃以休兵息民为上策”,“今陛下任贤(当然是指秦桧)不贰”,“行之以诚一,则振中兴之业,又何难乎”?得头名状元。第二名秦桧养子秦熺自不待论,第三名杨邦弼的策文说,“陛下躬信顺以待天下,又得贤相,相与图治,中兴之功,日月可冀”。[184]此后的科举就一直沿袭此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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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706931696 绍兴十八年(公元1148)科举,本拟定头名的董德元因为已有右迪功郎的官位,改为第二,他是个无耻之徒,后来当上秦桧独相时的末班执政,其策文说:“晋之失不在于虚无,失于用兵故耳;唐之失不在于词章,亦失于用兵故耳。”用以推崇宋高宗的对金政策。被定为状元的王佐的策文说,“王羲之言隆中兴之业,政以道胜,宽和为本,盖讥当时不务息民保国,而欲以兵取胜也”。“况陛下今日任用真儒,修明治具,足以铺张对天之宏休,扬厉无前之伟绩,则光武之治,不足深羡”。尽管王佐后来因不愿阿附秦熺,而被摈斥,[185]但他中举之时,仍不得不赞扬“真儒”秦桧。特别应当指出者,著名的理学家朱熹也是同榜中举者,然而今人再也找不到他当时的策文。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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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706931698 朱熹当然有很深的爱国主义精神,即使到晚年,对学生“每论及靖康、建炎间事,必蹙頞惨然,叹息久之”。[186]依朱熹的文化修养,只是登同榜中的第五甲第九十人,[187]也可推知其违心之论说得不重,对宋高宗的降金政策吹捧不力,但又毕竟不得不说,不得不捧。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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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706931700 绍兴二十四年(公元1154)的状元是张孝祥,他在策文中沿用当时的陈词滥调说,“往者数厄阳九,国步艰棘,陛下宵衣旰食,思欲底定。上天祐之,畀以一德元老,志同气合,不动声色,致兹升平。四方协和,百度具举,虽尧、舜、三代无以过之矣”。“今朝廷之上,盖有大风动地,不移存赵之心,白刃在前,独奋安刘之略,忠义凛凛,易危为安者,固已论道经邦,燮和天下矣。臣辈委质事君,愿视此为标准”。[188]宋高宗对秦桧私宅题词“一德格天之阁”,故“一德元老”遂成秦桧的尊称,而“大风动地”一联是秦桧喜欢的骈文。张孝祥是南宋的爱国词人之一,他的《六州歌头》向来被人们誉为爱国词的代表作之一。他当状元后,还深受秦桧的迫害。但在策文中,却不得不说那么多违心话,无非是为了功名,只能临时迁就一下。其后世流传的《于湖居士文集》,就没有收入那篇中状元的策文。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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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706931702 此处还可举一个失节之士,这就是被一些史学研究者抬举的郑樵,他给宋高宗上书说: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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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706931704 “恭惟皇帝陛下诚格上下,孝通神明,以天纵之圣,著日新之德,君臣道合,一言而致中兴,自书以来,未之闻也。”[189]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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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706931706 又给秦桧上书说: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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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706931708 “兵火之后,文物荡然。恭惟相公拨灰烬而收简编,障横流而主吾道,使周孔之业不坠于地。士生此时,宁无奋发。”[190]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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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706931710 将荒淫无道的皇帝赞为亘古未有的圣君,把人莫予毒的权相尊为继周孔之业的真儒,确是达到了极其肉麻的程度,哪怕稍有一点自尊心,是难以落笔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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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706931712 从绍兴和议到秦桧去世前的五榜正奏名进士为例,绍兴十二年为398人,绍兴十五年为374人,绍兴十八年为353人,绍兴二十一年为422人,绍兴二十四年为419人,合计1966人。这仅是撰写歌颂宋高宗君臣降金政策而科举过关者,而更有特奏名进士,还有大量虽亦撰写了歌颂文字,却仍未过登科关者,用成千上万的成语估算,是不过分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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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706931714 此外,围绕着所谓“皇太后回銮”的闹剧,宋高宗采纳赃官黄达如的建议,“乞令词臣作为歌诗,勒之金石,奏之郊庙,扬厉伟绩,垂之无穷”。一时“献皇太后回銮赋颂千余人,内文理可采者几四百人”。皇帝特“诏有官人进一官,进士免文解一次”。参加这次献诗文者,就有后来的著名诗人范成大。[191]范成大在宋孝宗时出使金朝,还是表现了气节。他有不少爱国诗篇传世,唯独那次献诗,却不见于其文集。这与朱熹、张孝祥等人的策文相类似。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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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706931716 仅就以上两次统计,以及朱熹、张孝祥、范成大等名士的违心卷入,郑樵的献媚邀宠,亦足以反映绍兴和议前后文士失节的普遍性和严重性。朱熹注重义利之辨,然而遇到科场的实际利益,也只能暂时站在利的一边。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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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706931718 潘家园书声 [:1706931257]
1706931719 也谈河北境内的辽宋时代古地道——兼说杨延昭抗辽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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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706931721 关于河北省境的辽宋时代古地道,除了本报2007年11月12日王春瑜先生《永清地下长城小记》,12月3日宗春启先生《永清地下长城是北宋修的吗?》两文外,如北京大学历史系刘浦江先生早在台湾《大陆杂志》第101卷第1期,2000年7月15日发表了《河北境内的古地道遗迹与宋辽金时代的战事》等文,均有研讨。在此愿谈一点不成熟的看法。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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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706931723 刘浦江先生已经指出,在周世宗率军收复三关之后,“今天发现的古地道就主要分布在永清至霸县和永清至信安镇之间,而这一带正是澶渊之盟前双方争夺最激烈的热点地区”。如宋雍熙三年(公元986年),即辽统和四年北伐,三月一度攻“入涿州”,辽军于四月“复涿州”, [192]却于三年后,方收复易州。 [193]今人所编的《中国历史地图集》第6册,辽宋边界是以辽天庆元年与宋政和元年(公元1111年)为准,距离澶渊之盟前双方的拉锯战已百年以上,因此,欲据此份地图集所标画的分界,判断地道为辽人所修,就缺少准确的依据。再说,分明位于宋境的雄县、蠡县、邯郸等地都有古地道,又当如何解释?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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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706931725 从辽宋双方的军事形势看来,除了宋太宗两次失败的北伐之外,宋朝一直居于消极防御、被动招架的态势,而辽朝居于主动进攻的态势。进攻者以骑兵为主,倏来忽往,似无修地道的必要;而防守者以步兵为主,倒是有修地道的可能。从今存史料看来,宋朝在河北西路开挖了不少塘泊,用以限制辽朝骑兵的奔突。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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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706931727 北宋亡国后,大量文献散佚,今存北宋的史料中见不到有地道的记载。幸好《嘉靖霸州志》卷1《古迹》中有一小段重要记载:“引马洞:杨延朗所治,始自州城中,通雄县,每遇虏至,潜以出师,多获隽(隽获)焉。”杨延昭本名延朗,澶渊之盟后八年的大中祥符五年(公元1012年),宋真宗装神弄鬼,将道教传说中的赵玄朗冒充宋朝皇帝的“圣祖”,遂于当年闰十月,将玄、朗两字,定为御讳,“不得斥犯”。 [194]这就是杨延朗改名杨延昭之年,两年之后,杨延昭病死,享年五十七岁。《嘉靖霸州志》不称杨延昭,而称杨延朗,表明其所抄录的北宋史料,具有相当原始性,应是大中祥符五年之前的记录。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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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706931729 按宋朝史料记载,杨延昭著名的一战,是在宋真宗咸平二年(公元999年)的遂城之战,其官衔是保州(今保定)缘边都巡检使,而所守的城市是遂城。遂城本属后晋割让给辽的易州,时称威虏军,澶渊之盟后改名广信军。 [195]此战由辽朝主政的承天太后萧绰亲自督战,亦为所败。 [196]此后杨延昭任莫州(今任丘)刺史,团练使,保州、威虏、静戎军(今徐水)沿边都巡检使,宁边军(今蠡县)部署等, [197]其实都属小战区的司令。今存史料没有记载杨延昭镇守过平戎军(今霸县),《嘉靖霸州志》的记载正可补裰史之阙文,表明今存河北的辽宋时代地道,确与杨延昭的军事活动有关,地道用于“潜以出师”,是宋军抗辽的重要设施。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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