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尽管宋钦宗求援,心急如焚,但康王出任大元帅后的第一急务,就是考虑如何躲避金军,前往安全地区。有人认为,“相州严备”,“虏人至,必不可犯”,康王当即“叱之”。宋钦宗特使秦仔等人建议由滑州(治今河南滑县)“转战而南”,也被众人否定。康王在汪伯彦等人的怂恿下,决计逃跑。康王命刘浩率偏师南下,扬言要解开封之围,自己却与汪伯彦等率主力前往北京大名府(治今河北大名)。临行之际,仍对军士隐瞒真情,诡称南下汤阴,而实际的行军路线却是出相州北门。他们躲开李固渡的金营,偷偷摸摸进入大名府。[259]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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当时中山府(治今河北定州)被围,陈遘无法赴任,而宗泽却于十二月二十二日率兵到大名府。论地位,在大元帅之下,自然是汪伯彦与宗泽两个副元帅。然而在元帅府中,以康王和汪伯彦为一方,宗泽为另一方,展开了激烈争论。当时开封城已破,宋钦宗在蜡诏中命令“康王将天下勤王兵总领分屯近甸”,以威逼金人退出开封。宗泽说:“君父之望入援,何啻饥渴,宜急引军直趋澶渊,次第进垒,以解京城之围。”[260]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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汪伯彦说:“事须量力,只今未说解围,且先安泊得大王去处稳当。”他认为大名府“亦去河咫尺,不可久住。欲差发数头项军民之兵,前去兴仁、开德府、濮州诸处,屯泊大王安泊去处。大王往东平府,措身于安地,身安则国难可图”。[261]他与康王私下商定,分兵两路,让宗泽军南进,并对外扬言康王在自己军中,以吸引金人兵锋,而掩护康王、汪伯彦等东逃。从此宗泽“不得预(元帅)府中谋议”,[262]只是率少量兵力与金军苦战。这不论用古代或今时的伦理道德衡量,无疑都是十分卑劣的行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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康王、汪伯彦一行于靖康二年(公元1127)正月逃到京东路的东平府。二月,大元帅府又发布檄书,命令宗泽等“不得先以人兵挑弄,自启败盟之衅”。[263]接着,康王一行又南逃济州(治今山东巨野)。他们甚至准备逃往淮南宿州(治今安徽宿县),以便随时可渡江。“三军籍籍,谓不返京师而迂路,何也”?康王因此而不得不“罢行”。[26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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当金军在靖康元年第二次南侵时,康王作为宗室,本不能擅自逃离开封。他利用出使之机,得以遂其保全自己的私谋。金人后来在一份对伪齐子皇帝的册文中讥刺赵构说: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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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衔命出和,已作潜身之计;提兵入卫,反为护己之资。忍视父兄,甘为俘虏。” [265]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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这是宋人史书中不敢承认的最简单的事实真相。当开封的赵氏皇族被金人一网打尽,无有孑遗之际,赵构却成了厄运下仅存的幸运儿。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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南宋初年的抗金斗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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近一千年间,中国北方主要是女真和蒙古两个民族互为雄长。女真族及其遗裔满族先后侵入中原,灭亡辽、北宋和明,建立了金朝和清朝。特别是清朝,在开疆拓土方面有其成就。但就坏的方面说来,金朝和清朝确有一些共同之处,例如: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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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一,是进入中原之初的强烈破坏。金军所到之处,特别是对他们无法占领的地区,一律在事实上予以杀光、烧光和抢光。如金军在岳家军进攻下,不得不撤离建康城(今南京)后,宋人收拾遗弃的残缺尸骨,竟达七、八万件。这座城市常住居民约十七万人,在金军驱掳大批居民过江到北方之余,驱掳不及者,就施行如此惨酷的屠戮。亦非仅是建康一地,当时长江三角洲是全世界最富饶的谷仓,其他地区,如明州(今宁波)、临安府(今杭州)、平江府(今苏州)等地都相类似。清军入关后的扬州十日、嘉定三屠等,亦为史家所熟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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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二,金朝和清朝都不同程度地强制推行落后的奴隶制,破坏了中原地区的较先进的租佃制,使社会发生严重倒退。金朝女真贵族将大量汉人驱掠为奴隶。奴婢成为女真贵族的财产项目,可以作博戏时的赌注。贵人们死后,要生焚所宠的奴婢。军队缺粮时,甚至杀戮奴婢作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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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三,古代汉人长期保留蓄发习俗,《孝经·开宗明义章》说:“身体发肤,受之父母,不敢毁伤。”汉人将蓄发看得极重。金朝对汉人强行剃头辫发,清朝有所谓“留头不留发,留发不留头”,这在当时自然是对汉人的极大侮辱,严重地激化了民族矛盾。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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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四,大规模地掠夺田地,清朝谓之圈地。这自然严重影响了广大汉族农民的生计。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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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五,金朝迁居中原的以女真人为主体的猛安谋克户,也与清朝的八旗子弟经历了类似的腐化和衰败命运。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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在金朝女真贵族的侵掠、屠杀和奴役政策之下,以汉族为主体的各族民众,进行了英勇顽强的抗争,其动员之广,规模之大,持续之久,在中国古史上是没有先例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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金朝初年称雄于东亚,主要是仰仗一支精悍的女真骑兵。经过千百年马具的不断改良,包括马镫的发明和改进,女真骑兵无疑是古代世界相当完善的骑兵。他们长于弓矢,惯披重甲,厚重的兜鍪只露双目。女真骑兵特别具有坚韧性,能够败不至乱,重整队形,连续作战数十回合至百余回合。古代战斗中的回合不是演义小说中的斗将单位,而是指两军的一次接战。金军不但善于野战,又能举行猛烈的攻城战,故不同于辽军和西夏军,能深入中原腹地。他们在灭辽战争中也学会制作和使用火炮等火药兵器。在当时,女真骑兵对付以步兵为主的宋军,犹如二次世界大战中的坦克集团军对付步兵和骑兵。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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当金军初入中原时,由于宋徽宗时的专制腐败统治,宋军无疑是一触即溃,或不战而溃,根本没有能力进行野战,只能进行守城战。王禀指挥的太原保卫战,则是当时最悲壮的一幕。宋军两次救援太原的失败,其实已决定了开封失陷、北宋灭亡的命运。金军初入中原,可称是“有掳掠,无战斗”。[266]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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南宋初立,宗泽以东京留守的身份,事实上主持前沿军事,情况就发生重大改变。从建炎元年(公元1127)冬到翌年春,金军在灭辽破宋之后,正值兵威最盛,又在最善战的完颜宗翰(粘罕)等指挥下,对开封发动了最凌厉的攻势,却遭受严重挫败。这与北宋末的开封失守形成鲜明对照。宗泽的逝世,又不能不使南宋抗金战局发生逆转。在宋高宗和黄潜善、汪伯彦的昏暗政治下,南宋终于走向蹙地数千里,自黄河退到大江的悲惨局面。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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建炎三年(公元1129)、四年(公元1130)间,金军渡江作战,既是其军事胜利的巅峰,却也走向了物极必反。韩世忠指挥的黄天荡之战,使金军受到挫折,岳飞又麾兵克复建康,将金军全部逐出江南。绍兴元年(公元1131),张荣率抗金义军在缩头湖一战,赢得全胜,遂迫使金军退到淮水以北。金军倾注全力攻打四川,吴玠军在当年的和尚原之战和绍兴四年(公元1134)的仙人关之战,使金军蒙受自灭辽破宋以来的两次惨败。岳飞麾兵收复襄汉六郡,两年后又再次北伐,以及金军在绍兴四年冬进犯淮南的失败,则标志着金朝军威的进一步没落。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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当时,女真骑兵最利于在秋冬季节,弓劲马肥,纵横驰骋于平原地区,而不耐暑热多雨天气,需要后退到北方避暑。和尚原和仙人关两战是山地战,金军尚可说有“以失地利而败”的因素。然而到绍兴十年(公元1140),刘锜军进行的顺昌之战,则开创了在平原地区大败金军的新纪录。如果说,顺昌之战尚有利用女真人不耐酷暑的天时,而以逸待劳的因素;则岳家军大举北伐,又是在闰六月之后的七月,即在最利于女真骑兵发挥威力的天时和地利条件下,以少击众,先后在郾城和颍昌两次大战中,大破金军主力,并乘胜进军朱仙镇,再次破敌,迫使金军撤出开封城。据《嘉靖尉氏县志》卷2《游寓》注说:“尉氏去朱仙镇四十五里,岳飞自夏入秋,虽分布诸将,经略河南、北,而岳寨则在尉氏也。南有南营,北有北营,东有小寨,西有大营,此实其制胜之地。迨今岳寨保、南营保、北营保名入册籍,与尉氏县名同为不朽矣。”这条史料证明岳家军是以尉氏县为基地而北进的。朱仙镇之战和金军撤出开封城,是岳家军北伐胜利形势最重要的标志,唯有岳家军朱仙镇之胜,已进逼开封城,方得有金军之撤。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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南宋将帅对抗最初简直是谈虎色变的金军,逐渐摸索出一套有效的战术,而岳飞自然是南宋最出类拔萃的抗金统帅,伟大的爱国英雄。岳飞的军事思想可否概括为以下四个方面。第一是重视人民的抗金力量,制订了“连结河朔”的战略方针,主张黄河以北的游击军与正规军互相配合,夹攻金军,以收复失地。第二是在正己的前提下治军,全面贯彻《孙子兵法》倡导的“仁、信、智、勇、严”的为将之道,创建了一支军纪严明、英勇善战的岳家军。岳家军号称“冻杀不拆屋,饿杀不打虏”,成了古代兵匪一家社会中难能可贵的特例。第三是岳飞批评宋廷的“仅令自守以待敌,不敢远攻以求胜”,反对消极防御,主张积极进攻。他是当时唯一组织大规模进攻战役的将帅。第四是“仁心爱物”,珍惜人命,不轻杀戮,发扬光大了古代“以仁为本”的军事观。岳飞的军事思想无疑是一份值得后人珍爱的华夏文化遗产。其他将帅只能做到以步制骑,而岳飞却重视骑兵建设,除了以步制骑之外,还建设了一支强大的骑兵,足以与金朝引以为骄傲的骑兵周旋。岳飞身后二十年,金完颜亮攻宋时,“胡人自为‘岳飞不死,大金灭矣’之语”。[267]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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然而南宋开国皇帝宋高宗登基之始,他就已确定了屈辱苟安的对金政策。他先后信用为其政策效力的黄潜善、汪伯彦和秦桧,排斥和杀害力主抗金的李纲、宗泽和岳飞。他当然不是昏庸之主,他处置军国大事,决无大气魄和大器识,却不乏小聪明和小伎俩。宋朝有开国皇帝以兵变黄袍加身的来历,故特别疑忌武将。自从绍兴七年(公元1137)以后,他对诸将,特别是对岳飞愈来愈猜忌,但迫于金朝的军事压力,又不敢不用岳飞,藉以护卫自己的皇位和半壁江山。等到他对偏安淮水之南已经有了足够的把握,根本不用担心“兵老气衰”的金朝会卷土重来;他不仅已不需要抗金将领护卫自己的皇位和半壁江山,而迫令岳飞班师,解除抗金将领的兵权,杀害岳飞,只能更有利于自己的偏安政策。故元朝史臣在《宋史》卷365《岳飞传》论说:“高宗忍自弃其中原,故忍杀飞。”可谓是一针见血。汉代韩信说:“狡兔死,良狗烹;高鸟尽,良弓藏;敌国破,谋臣亡。”诚如漆侠先生指出:“在宋代,往往是狡兔未死而走狗先烹。” 上引韩信之说,本来已是古代君臣关系的残酷规则,名将的悲惨归宿,何况尤甚于此。就宋高宗而论,他忍于向杀父之仇屈膝称臣,忍于偷安半壁残山剩水,又忍于对一代贤将下毒手,在这个天水朝更是绝无仅有的。正是宋高宗和秦桧的苟安和卖国政策,造成了长期南北分裂的时代悲剧。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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有人说,秦桧与金讲和,毕竟取得往后百余年的和平。按金朝亡国距离岳飞遇害为93年,其间宋金又发生三次战争,总计24年。此外,金朝对北方蒙古的战争连绵不断,难以有准确的统计。人们珍视和平,但决不能将和平看得高于一切,重于一切。当时中华民族饱受南北分裂之苦,经济和文化受摧残,自黄河南至长江的广阔地域长期处于荒凉状态。北方人民既受女真贵族奴役,又有对蒙战争的各种负担。南宋自休兵后,官府对人民的横征暴敛仍在加重。享受和平快乐的,其实只是女真贵族和南宋投降派,他们的骄奢淫逸、贪污腐化与大多数人的苦痛形成了强烈的反差。此种和平确实没有珍视的必要。至于以此种和平为宋高宗和秦桧评功摆好,我想,稍有爱国良知者是不可能同意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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北宋末至南宋初国难当头时的腐败和行乐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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