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尽管宋钦宗求援，心急如焚，但康王出任大元帅后的第一急务，就是考虑如何躲避金军，前往安全地区。有人认为，“相州严备”，“虏人至，必不可犯”，康王当即“叱之”。宋钦宗特使秦仔等人建议由滑州（治今河南滑县）“转战而南”，也被众人否定。康王在汪伯彦等人的怂恿下，决计逃跑。康王命刘浩率偏师南下，扬言要解开封之围，自己却与汪伯彦等率主力前往北京大名府（治今河北大名）。临行之际，仍对军士隐瞒真情，诡称南下汤阴，而实际的行军路线却是出相州北门。他们躲开李固渡的金营，偷偷摸摸进入大名府。[259]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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当时中山府（治今河北定州）被围，陈遘无法赴任，而宗泽却于十二月二十二日率兵到大名府。论地位，在大元帅之下，自然是汪伯彦与宗泽两个副元帅。然而在元帅府中，以康王和汪伯彦为一方，宗泽为另一方，展开了激烈争论。当时开封城已破，宋钦宗在蜡诏中命令“康王将天下勤王兵总领分屯近甸”，以威逼金人退出开封。宗泽说：“君父之望入援，何啻饥渴，宜急引军直趋澶渊，次第进垒，以解京城之围。”[260]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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汪伯彦说：“事须量力，只今未说解围，且先安泊得大王去处稳当。”他认为大名府“亦去河咫尺，不可久住。欲差发数头项军民之兵，前去兴仁、开德府、濮州诸处，屯泊大王安泊去处。大王往东平府，措身于安地，身安则国难可图”。[261]他与康王私下商定，分兵两路，让宗泽军南进，并对外扬言康王在自己军中，以吸引金人兵锋，而掩护康王、汪伯彦等东逃。从此宗泽“不得预（元帅）府中谋议”，[262]只是率少量兵力与金军苦战。这不论用古代或今时的伦理道德衡量，无疑都是十分卑劣的行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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康王、汪伯彦一行于靖康二年（公元1127）正月逃到京东路的东平府。二月，大元帅府又发布檄书，命令宗泽等“不得先以人兵挑弄，自启败盟之衅”。[263]接着，康王一行又南逃济州（治今山东巨野）。他们甚至准备逃往淮南宿州（治今安徽宿县），以便随时可渡江。“三军籍籍，谓不返京师而迂路，何也”？康王因此而不得不“罢行”。[26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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当金军在靖康元年第二次南侵时，康王作为宗室，本不能擅自逃离开封。他利用出使之机，得以遂其保全自己的私谋。金人后来在一份对伪齐子皇帝的册文中讥刺赵构说：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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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衔命出和，已作潜身之计；提兵入卫，反为护己之资。忍视父兄，甘为俘虏。” [265]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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这是宋人史书中不敢承认的最简单的事实真相。当开封的赵氏皇族被金人一网打尽，无有孑遗之际，赵构却成了厄运下仅存的幸运儿。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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南宋初年的抗金斗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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近一千年间，中国北方主要是女真和蒙古两个民族互为雄长。女真族及其遗裔满族先后侵入中原，灭亡辽、北宋和明，建立了金朝和清朝。特别是清朝，在开疆拓土方面有其成就。但就坏的方面说来，金朝和清朝确有一些共同之处，例如：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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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一，是进入中原之初的强烈破坏。金军所到之处，特别是对他们无法占领的地区，一律在事实上予以杀光、烧光和抢光。如金军在岳家军进攻下，不得不撤离建康城（今南京）后，宋人收拾遗弃的残缺尸骨，竟达七、八万件。这座城市常住居民约十七万人，在金军驱掳大批居民过江到北方之余，驱掳不及者，就施行如此惨酷的屠戮。亦非仅是建康一地，当时长江三角洲是全世界最富饶的谷仓，其他地区，如明州（今宁波）、临安府（今杭州）、平江府（今苏州）等地都相类似。清军入关后的扬州十日、嘉定三屠等，亦为史家所熟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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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二，金朝和清朝都不同程度地强制推行落后的奴隶制，破坏了中原地区的较先进的租佃制，使社会发生严重倒退。金朝女真贵族将大量汉人驱掠为奴隶。奴婢成为女真贵族的财产项目，可以作博戏时的赌注。贵人们死后，要生焚所宠的奴婢。军队缺粮时，甚至杀戮奴婢作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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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三，古代汉人长期保留蓄发习俗，《孝经·开宗明义章》说：“身体发肤，受之父母，不敢毁伤。”汉人将蓄发看得极重。金朝对汉人强行剃头辫发，清朝有所谓“留头不留发，留发不留头”，这在当时自然是对汉人的极大侮辱，严重地激化了民族矛盾。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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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四，大规模地掠夺田地，清朝谓之圈地。这自然严重影响了广大汉族农民的生计。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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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五，金朝迁居中原的以女真人为主体的猛安谋克户，也与清朝的八旗子弟经历了类似的腐化和衰败命运。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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在金朝女真贵族的侵掠、屠杀和奴役政策之下，以汉族为主体的各族民众，进行了英勇顽强的抗争，其动员之广，规模之大，持续之久，在中国古史上是没有先例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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金朝初年称雄于东亚，主要是仰仗一支精悍的女真骑兵。经过千百年马具的不断改良，包括马镫的发明和改进，女真骑兵无疑是古代世界相当完善的骑兵。他们长于弓矢，惯披重甲，厚重的兜鍪只露双目。女真骑兵特别具有坚韧性，能够败不至乱，重整队形，连续作战数十回合至百余回合。古代战斗中的回合不是演义小说中的斗将单位，而是指两军的一次接战。金军不但善于野战，又能举行猛烈的攻城战，故不同于辽军和西夏军，能深入中原腹地。他们在灭辽战争中也学会制作和使用火炮等火药兵器。在当时，女真骑兵对付以步兵为主的宋军，犹如二次世界大战中的坦克集团军对付步兵和骑兵。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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当金军初入中原时，由于宋徽宗时的专制腐败统治，宋军无疑是一触即溃，或不战而溃，根本没有能力进行野战，只能进行守城战。王禀指挥的太原保卫战，则是当时最悲壮的一幕。宋军两次救援太原的失败，其实已决定了开封失陷、北宋灭亡的命运。金军初入中原，可称是“有掳掠，无战斗”。[266]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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南宋初立，宗泽以东京留守的身份，事实上主持前沿军事，情况就发生重大改变。从建炎元年（公元1127）冬到翌年春，金军在灭辽破宋之后，正值兵威最盛，又在最善战的完颜宗翰（粘罕）等指挥下，对开封发动了最凌厉的攻势，却遭受严重挫败。这与北宋末的开封失守形成鲜明对照。宗泽的逝世，又不能不使南宋抗金战局发生逆转。在宋高宗和黄潜善、汪伯彦的昏暗政治下，南宋终于走向蹙地数千里，自黄河退到大江的悲惨局面。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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建炎三年（公元1129）、四年（公元1130）间，金军渡江作战，既是其军事胜利的巅峰，却也走向了物极必反。韩世忠指挥的黄天荡之战，使金军受到挫折，岳飞又麾兵克复建康，将金军全部逐出江南。绍兴元年（公元1131），张荣率抗金义军在缩头湖一战，赢得全胜，遂迫使金军退到淮水以北。金军倾注全力攻打四川，吴玠军在当年的和尚原之战和绍兴四年（公元1134）的仙人关之战，使金军蒙受自灭辽破宋以来的两次惨败。岳飞麾兵收复襄汉六郡，两年后又再次北伐，以及金军在绍兴四年冬进犯淮南的失败，则标志着金朝军威的进一步没落。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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当时，女真骑兵最利于在秋冬季节，弓劲马肥，纵横驰骋于平原地区，而不耐暑热多雨天气，需要后退到北方避暑。和尚原和仙人关两战是山地战，金军尚可说有“以失地利而败”的因素。然而到绍兴十年（公元1140），刘锜军进行的顺昌之战，则开创了在平原地区大败金军的新纪录。如果说，顺昌之战尚有利用女真人不耐酷暑的天时，而以逸待劳的因素；则岳家军大举北伐，又是在闰六月之后的七月，即在最利于女真骑兵发挥威力的天时和地利条件下，以少击众，先后在郾城和颍昌两次大战中，大破金军主力，并乘胜进军朱仙镇，再次破敌，迫使金军撤出开封城。据《嘉靖尉氏县志》卷2《游寓》注说：“尉氏去朱仙镇四十五里，岳飞自夏入秋，虽分布诸将，经略河南、北，而岳寨则在尉氏也。南有南营，北有北营，东有小寨，西有大营，此实其制胜之地。迨今岳寨保、南营保、北营保名入册籍，与尉氏县名同为不朽矣。”这条史料证明岳家军是以尉氏县为基地而北进的。朱仙镇之战和金军撤出开封城，是岳家军北伐胜利形势最重要的标志，唯有岳家军朱仙镇之胜，已进逼开封城，方得有金军之撤。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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南宋将帅对抗最初简直是谈虎色变的金军，逐渐摸索出一套有效的战术，而岳飞自然是南宋最出类拔萃的抗金统帅，伟大的爱国英雄。岳飞的军事思想可否概括为以下四个方面。第一是重视人民的抗金力量，制订了“连结河朔”的战略方针，主张黄河以北的游击军与正规军互相配合，夹攻金军，以收复失地。第二是在正己的前提下治军，全面贯彻《孙子兵法》倡导的“仁、信、智、勇、严”的为将之道，创建了一支军纪严明、英勇善战的岳家军。岳家军号称“冻杀不拆屋，饿杀不打虏”，成了古代兵匪一家社会中难能可贵的特例。第三是岳飞批评宋廷的“仅令自守以待敌，不敢远攻以求胜”，反对消极防御，主张积极进攻。他是当时唯一组织大规模进攻战役的将帅。第四是“仁心爱物”，珍惜人命，不轻杀戮，发扬光大了古代“以仁为本”的军事观。岳飞的军事思想无疑是一份值得后人珍爱的华夏文化遗产。其他将帅只能做到以步制骑，而岳飞却重视骑兵建设，除了以步制骑之外，还建设了一支强大的骑兵，足以与金朝引以为骄傲的骑兵周旋。岳飞身后二十年，金完颜亮攻宋时，“胡人自为‘岳飞不死，大金灭矣’之语”。[267]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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然而南宋开国皇帝宋高宗登基之始，他就已确定了屈辱苟安的对金政策。他先后信用为其政策效力的黄潜善、汪伯彦和秦桧，排斥和杀害力主抗金的李纲、宗泽和岳飞。他当然不是昏庸之主，他处置军国大事，决无大气魄和大器识，却不乏小聪明和小伎俩。宋朝有开国皇帝以兵变黄袍加身的来历，故特别疑忌武将。自从绍兴七年（公元1137）以后，他对诸将，特别是对岳飞愈来愈猜忌，但迫于金朝的军事压力，又不敢不用岳飞，藉以护卫自己的皇位和半壁江山。等到他对偏安淮水之南已经有了足够的把握，根本不用担心“兵老气衰”的金朝会卷土重来；他不仅已不需要抗金将领护卫自己的皇位和半壁江山，而迫令岳飞班师，解除抗金将领的兵权，杀害岳飞，只能更有利于自己的偏安政策。故元朝史臣在《宋史》卷365《岳飞传》论说：“高宗忍自弃其中原，故忍杀飞。”可谓是一针见血。汉代韩信说：“狡兔死，良狗烹；高鸟尽，良弓藏；敌国破，谋臣亡。”诚如漆侠先生指出：“在宋代，往往是狡兔未死而走狗先烹。” 上引韩信之说，本来已是古代君臣关系的残酷规则，名将的悲惨归宿，何况尤甚于此。就宋高宗而论，他忍于向杀父之仇屈膝称臣，忍于偷安半壁残山剩水，又忍于对一代贤将下毒手，在这个天水朝更是绝无仅有的。正是宋高宗和秦桧的苟安和卖国政策，造成了长期南北分裂的时代悲剧。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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有人说，秦桧与金讲和，毕竟取得往后百余年的和平。按金朝亡国距离岳飞遇害为93年，其间宋金又发生三次战争，总计24年。此外，金朝对北方蒙古的战争连绵不断，难以有准确的统计。人们珍视和平，但决不能将和平看得高于一切，重于一切。当时中华民族饱受南北分裂之苦，经济和文化受摧残，自黄河南至长江的广阔地域长期处于荒凉状态。北方人民既受女真贵族奴役，又有对蒙战争的各种负担。南宋自休兵后，官府对人民的横征暴敛仍在加重。享受和平快乐的，其实只是女真贵族和南宋投降派，他们的骄奢淫逸、贪污腐化与大多数人的苦痛形成了强烈的反差。此种和平确实没有珍视的必要。至于以此种和平为宋高宗和秦桧评功摆好，我想，稍有爱国良知者是不可能同意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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北宋末至南宋初国难当头时的腐败和行乐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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