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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1 北宋末至南宋初国难当头时的腐败和行乐 [:1706931858]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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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2 宋元时代两次使用火药兵器的重要海战 [:1706931891]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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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3 岳飞事迹杂谈 [:1706931920]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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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4 关于岳飞背刺“尽忠报国”和岳母刺字的传说 [:1706931959]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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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5 岳飞《满江红》词真伪之争辨及其系年 [:1706931990]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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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6 文天祥的家族 [:1706932021]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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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7 李清照和秦桧、王继先 [:1706932050]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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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8 李清照与赵明诚 [:1706932067]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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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9 从《汉武大帝》谈古代若干名物及其变化 [:1706932086]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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30 从《汉武大帝》谈古代席地而坐等礼俗 [:1706932111]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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31 中国古代的煤、石油和天然气 [:1706932156]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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32 宋代的绿色革命 [:1706932888]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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33 珍珠小史 [:1706932948]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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34 袜的故事 [:1706932981]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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35 金鱼的故事 [:1706933006]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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36 书同文和标准话 [:1706933023]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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37 用现代史学眼光审读《三国演义》 [:1706933066]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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38 用现代史学眼光审读《水浒传》 [:1706933128]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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39 用现代史学眼光审读《三言》和《二拍》 [:1706933221]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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Cover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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潘家园书声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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潘家园书声 [:1706931242]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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忆黎澍先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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所谓马克思主义史学家，当然是一个信仰问题，自愿以马克思主义治史的问题。但在相当长的时间内，却“异化”为身份问题，这当然是荒谬的。例如在文革前，辈分较低的，如黎澍先生等人，官方宣传就不称之为马克思主义史学家，似乎资历还不够格。然而这个名词如今又被滥用，不少挂羊头，卖狗肉者，指鹿为马者，也被冠以此种看来似乎是崇高的称号。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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黎澍先生是中国近代史专家，曾著有《辛亥革命前后的中国政治》，这是我在学生时代读过的。如今看来，黎澍先生当然也是有过失的，例如他曾批判尚钺先生为史界修正主义，“修正主义”当时是一个很大的政治帽子。但黎澍先生的史观真正发生改变，则是在文革之后，并且也尽力更正过去的错误。他那部《再思集》（中国社会科学出版社，1985年版）就记录了他对中国历史和现实的重新深入思考。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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马克思主义哲学十分强调必然性，恩格斯说，“偶然性只是相互依存性的一极，它的另一极叫做必然性。在似乎也是受偶然性支配的自然界中，我们早就证实，在每一个领域内，都有在这种偶然性中为自己开辟道路的内在的必然性和规律性。然而适用于自然界的，也适用于社会”。[1]“历史事件似乎总的说来同样是由偶然性支配着的。但是，在表面上是偶然性在起作用的地方，这种偶然性始终是受内部的隐蔽着的规律支配的，而问题只是在于发现这些规律”。 [2]记得在我们学生时代，不知给我们这些学子进行了多少必然性的教育。然而当中华民族经历了大饥荒和文革两次奇灾惨祸之后，痛定思痛，这两次大事件是何缘由，有何必然性？这当然是每个真诚信仰马克思主义的人，必须正视而回答的问题，而不应回避的问题。黎澍先生是作出了马克思主义的回答的第一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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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不识庐山真面目，只缘身在此山中”。[3]但是，经过两次史无前例的大劫难以后，毕竟是有一批共产党人，开始识破庐山真面目。如周扬先生过去是中宣部常务副部长，很多人挨整，由他出面的。如今方知，当年从局外人看来，他似乎是“左”的，但在中宣部内部，他却是“右”的，但许多“左”的动作，还须由他出面。文革结束后，周扬先生确是觉悟的一人，据说每次见到过去挨整的人，总是主动向人赔罪和道歉。他提出所谓“异化”的理论问题，据有的记载披露，是有感于本应是为人民谋利益的公仆，却成了高踞人民之上的官老爷，结果遭到严厉批判。我后来开玩笑说，如果我是周扬，倒不必提什么同化或异化，就是提巴黎公社原则，提批判等级授职制，提马克思主义强调直接选举制，看看那些“理论家”如何批老祖宗。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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黎澍先生当然是看穿庐山真面目的真正的共产党人中最杰出的一位。对于所谓“四人帮”的本质，最初华国锋提出的官方口径是修正主义和右倾机会主义，而黎澍先生却是针锋相对地提出了不同的观点。他的《评“四人帮”的封建专制主义》的雄文首先发表于《历史研究》1977年第6期，后又编入《再思集》。此文指出，江青之流“目的只有一个，就是篡党夺权，建立‘四人帮’的封建法西斯专政”。“他们预告篡党夺权成功还要杀人，并且要不断杀人，反复杀人，赤裸裸地暴露了他们酷嗜杀人的狰狞面目”。“他们颂扬暴政，攻击仁政，原来是一码事。他们颂扬的暴政，就是对人民进行血腥镇压，残酷统治，不许人民有任何民主权利，也不许人民生活有任何改善，强迫人民充当供养他们穷奢极侈生活的驯服工具”。他在另一篇《消灭封建残余影响是中国现代化的重要条件》中说，“完成五四运动时期开始的反封建的思想革命，是实现现代化和社会主义制度在中国取得胜利的一个重要条件”，“忽视这个条件，反动阶级的复辟将随时在各个领域中以各种不同形式表现出来”。“为了保证经济建设的顺利发展，在整个过程中不再出现复辟倒退的曲折”，“除了进行反封建的思想革命”，“我们急需制订法律，对国家机关的权力和监督、各级领导人的民主选举制度、干部制度、人民民主权利的保障、企事业的民主管理、社会秩序的维护等等，作出详细的规定，任何人不得自外于法律，都必须遵守法律的约束”。“如果在这里还有富贵贫贱在法律上的不平等，人民并不享有同等的民主权利，那么，就是国家在事实上发生了和平演变”，“成了封建国家、法西斯国家”。“我们一定要处处警惕数千年封建传统形成的习惯势力的影响，坚决加以排除，对于封建专制的任何变相复辟的表现，即使是局部的，也必须公开揭发和批判”。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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黎澍先生以对祖国和中华民族的强烈责任感和深入思考，以雄大的气魄，彻底的科学精神和勇气，提出了必须重新批判专制主义的问题，挖掘出了十年浩劫等奇灾惨祸的病根。没有对祖国和中华民族的强烈责任感，没有彻底的科学精神和勇气，是提不出这个科学结论的。那些蝇营狗苟的所谓理论家，那些曲学阿世的所谓学者，既不可能有此责任感，更不可能有此科学勇气。当时，此文的发表真是石破而天惊，对陷入苦苦思索的我，确是起着茅塞顿开、振聋发聩、拨云见日的作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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黎澍先生曾在《新华日报》工作过，他有时说，自己是搞新闻出身。他主要研究近代史，就国学和中国古史的根基而论，当然比不上范文澜等先生。但是，提出重新批判专制主义的问题，是黎澍先生对中国史学，也是对中华民族的重大贡献。这是范文澜等先生未能做到的。至于活到文革结束后的郭沫若先生，其后半生的学术道路，也根本无法与黎澍先生相比。[4]我想，中国史学界、中华民族是不可能忘记黎澍先生的贡献的。黎澍先生打开了中国史学重新批判专制主义之门，是一位勇敢的开门手。理解过去，透视现在，指点未来，当然是史学的一种重要功能，而非其他学科所能取代。如果要投票选举中国大陆史学六十年的第一人，我想，我一定会投黎澍先生一票。他以敢为天下先的精神，开拓了中国大陆史学研究的头等重要的研究领域，或者说是开创了方向性的正确的学术新路。我认真考虑过，六十年间，确有一批学识渊博，在断代史和专史上有卓越成就的史学大家。请注意，我避免使用“大师”一词。关于“大师”，我在《本世纪宋史研究的回顾与展望》一文中提出自己的看法，[5]兹不重复。至少在当时，大师兄漆侠先生就表示同意我关于“大师”之说。但平心而论，也确实并无另一位史学大家，是开创了方向性的正确的学术新路。然而黎澍先生开创的新路，说小了对中华史学，说大了对中华民族的前途，都至关重要。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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有人企图将他打开的大门重新关上，但黎澍先生身后二十余年的史实证明，这扇大门是关不上的。例如周良霄、刘泽华、王春瑜，还有不久前逝世的韦庆远等先生，仍步着黎澍先生的后尘，从事此项令某些人厌恶的工作。人有时就是想不开，他们辛辛苦苦工作，又是图个什么？但总不是为了自己鼻子尖的蝇头小利，想捞一把吧。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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我在黎澍先生的启发和影响下，于《中国史研究》1979年第2期发表《中国封建文化专制主义批判》一文，但因当时的环境，删削了此文最后一节，后在《凝意斋集》发表时，改标题为《中国古代文化专制主义批判》，最后一节有如下一段话：“我们民族至今仍有很沉重的专制主义包袱，在这个包袱摔掉以前，思想解放运动不可能半途而废，反专制主义的任务也不可能半途而废。这是一个千真万确的客观存在，任何人闭着眼睛不承认，并不能使这个客观存在取消。任何政治权力的干预，只能使思想解放运动延缓或加速，而不能使之终止，不搞思想解放，不搞反专制主义，就不可能实现四个现代化，就不可能把我们的民族建设为真正意义上的现代民族。” 按照马克思主义理论，上层建筑必须适应经济基础。如今特别是专制主义的意识形态和等级授职制，就是不适应现代经济基础的两项上层建筑，必定在刬革之列，这是不以某些人的意志为转移的客观规律。所以说，思想解放运动是不可能终止的，黎澍先生打开的中国史学重新批判专制主义之门，必然是愈开愈大。中华民族要成为真正意义上的现代先进民族，批判中华专制主义这一关是非过不可的，是绕不开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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但是，由于黎澍先生提出了这么一个事关中华民族进步和命运的重大问题，也必然令某些人厌恶。他是中国社会科学院党组成员，而最终的解决方式是以“退休”的名义革职。耐人寻味的是，对周扬先生的“异化”论公开进行“温和的”口诛笔伐，当然也不容周扬先生答辩；而对黎澍先生的反专制论，却是不动声色地组织处理，从不作公开批判。可谓是运用之妙，存乎一心。当然，真理愈辩愈明，应是人们的常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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