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十、岳飞部将：《说岳全传》中不少岳飞部将是史无其人，而历史上不少岳飞部将又在小说中无名。岳飞所辖各军有统制、副统制等将，其中王贵任提举一行事务、中军统制，张宪任同提举一行事务、前军统制，两人为岳飞主要助手，可以代行主持军务，指挥其他统制作战。宋时官衔上加一“同”字，即是副职。张宪不是岳飞女婿。另外还有徐庆、牛皋和董先三统制，都是岳飞麾下的勇将。牛皋要比岳飞大十六岁。岳飞与各统制并无结为义兄弟的事，牛皋更不可能称岳飞为兄。各军下辖将一级编制单位，其统兵官有正将、副将和准备将。在小商桥英勇战死的杨再兴即是正将、副将一类将官，为统制的部属。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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十一、岳飞和韩世忠：韩世忠比岳飞大十四岁，当他任大将时，岳飞不过是一个列校。一旦岳飞官位骤升，其军功和声望又超出韩世忠之上，也曾引起韩世忠的妒忌和不快。但岳飞一直努力与韩世忠修好，并在秦桧陷害韩世忠时，通信救援，韩世忠也向秦桧诘责“莫须有”之狱。韩世忠妻妾甚多，元配白氏，至于梁氏则史传无名，后人为她杜撰了“红玉”之名。梁氏早于岳飞六年去世。《说岳全传》中梁红玉于岳飞死后营救其家眷的故事，纯属虚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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十二、岳飞的文化水平和遗墨：宋时崇文抑武的风气甚重，对武将的文化水平并无什么要求。韩世忠和刘光世在掌兵时都是文盲，韩世忠还十分轻薄文士。岳飞出身农家，自幼显然未受良好教育。但他却垂意翰墨，极喜延揽文士。这也是他招致宋高宗猜忌的一个原因。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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但是，岳飞毕竟不是一个饱学的宿儒，故史书上说他“略知书传，礼士恤民”。[296]岳飞的大量奏议、公文、书信之类，一般都由幕僚们起草和书写。他只是在戎马倥偬之暇，写过少量诗文。其孙岳珂所能搜罗到的祖父墨迹，仅有一篇奏议和十一封书信。在传世的岳飞墨迹和诗文中，确有伪作，如《送紫巖张先生北伐》一诗，其实，当时根本不存在文臣张浚北伐，而有劳武将岳飞相送的史实。岳飞对张浚也只能称“张相公”或“张都督”，而不会称“紫巖张先生”，此为伪作无疑。又如传世岳飞书写诸葛亮前、后出师表的墨迹，按墨迹中的年月日推算，当时岳飞正在鄂州往临安的途中，而根本不在南阳。岳珂说祖父墨迹是苏东坡体，传世岳飞书写前、后出师表的墨迹亦非苏体。岳飞身为宋朝臣子，必须避皇帝御讳，而传世岳飞书写前、后出师表居然出现宋钦宗的御讳“桓”字。可知亦是伪作无疑。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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关于岳飞背刺“尽忠报国”和岳母刺字的传说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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岳母刺字是在民间流传已久，且极富教育意义的故事。据一位先生在电话里谈及，说岳飞前妻刘氏改嫁，岳飞的后裔们尚能接受；说没有岳母刺字，他们就不能接受。其实，单纯从感情上讲，我又何尝愿意否认这个至今仍激励着中国人爱国精神的故事呢？但无奈的是岳飞孙岳珂所著的《鄂王行实编年》中就根本没有记述此事，《鄂国金佗稡编》卷9《遗事》仅存如下一段记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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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先臣天性至孝，自北境纷扰，母命以从戎报国，辄不忍。屡趣之，不得已，乃留妻养母，独从高宗皇帝渡河。河北陷，沦失盗区，音问绝隔。先臣日夕求访，数年不获。俄有自母所来者，谓之曰：‘而母寄余言：为我语五郎，勉事圣天子，无以老媪为念也。’乃窃遣人迎之，阻於寇攘，往返者十有八，然後归。先臣欣拜且泣，谢不孝。”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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由此可见，岳母虽是位普通农妇，却是深明大义，仅就此段记事而论，也足以令人崇敬。关于岳飞背刺“尽忠报国”四大字的原始记录，则见于《宋史》卷380《何铸传》，乃是在审问岳飞之际：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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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飞袒而示之背，背有旧涅‘尽忠报国’四大字，深入肤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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这表明岳飞背上的刺字已是年深月久。上引两条最原始的记载当然不能提供岳母刺字的证明。从情理上推断，岳母作为一个普通农妇，一般只怕不认字，而当时的刺字是一项专门的手艺。《水浒传》第八回说林冲被“刺配远恶军州”，“唤个文笔匠，刺了面颊”。第十二回说杨志被判刑，也“唤个文墨匠人，刺了两行金印，迭配北京大名府留守司充军”，表明宋时并非是任何人都有随便给人刺字的手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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即使以古代演义小说或戏曲而论，被编入《全元戏曲》卷11的《岳飞破虏东窗记》，据编者分析，其中有明人修改的痕迹。其十八出描写岳飞被周三畏审问时回答：“岳飞若有此事，岂肯自幼‘尽忠报国’四字刺入肤里？”这段话到底是元人戏曲原有的词句，还是明人修改者，就难以判断，但也表明元代戏曲仍可能沿用历史记载。此后可能是在明朝成化时，姚茂良所撰《精忠记》传奇的第十六出描写同样剧情，岳飞回答说：“大人在上，岳飞从幼便以‘尽忠报国’四字铭刻於身上，请大人细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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明嘉靖刊本的《大宋中兴演义》中也还是没有岳母刺字的故事，小说卷１只是说岳飞在“靖康间，见胡马纵横，宋兵畏缩，乡中好汉皆来就他入山为寇。飞谓之曰：‘大丈夫不著名於史册，而为鼠窃狗盗，偷生於世，可乎？’乃令人於脊背上刺‘尽忠报国’四大字，以示不从邪之意”。小说卷７说：“岳飞取供状罢，复将衣裳裂开，转过脊背，与周三畏看，有旧刺下‘尽忠报国’四大黑字，深入皮肤”。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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明末冯梦龙撰《精忠旗》传奇，其第二折“岳侯涅背”则编撰了岳飞请张宪刺背的故事，今摘录如下。生（岳飞）说：“张宪，你把刀来，在我背上深深刻‘尽忠报国’四字。”生“解袍露背介”，末（张宪）说：“怕老爷疼痛。”“生大怒介”，说：“唉，我岳飞死且不惧，怕甚么疼痛！”末说：“既如此，小人大胆动手了！”“作刻介”，末说：“刻完了。”生说：“与我以墨涅之。”“末应涅介，外（苍头）与生穿衣”，末说：“老爷固然立志报国，何苦忍此疼痛？”生说：“张宪，如今为臣子者，都则面前媚主，背後忘君，我今刻此四字於背上呵，唤醒那忘主背君的，要他回顾。”看来，作者是深感于明末“文臣爱钱，武臣惜死”，而作此针砭。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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以上数例反映在元明时代，大致还没有岳母刺字的故事流传。几处演义小说和戏曲都将何铸改成周三畏，当时大理卿周三畏确是此次冤狱的副主审官，按前引《宋史·何铸传》的叙述，是可能在审讯时，也见到岳飞的背上刺字。至于说周三畏反对冤狱，又与史实不符，笔者已另外撰文《岳飞冤狱与周三畏其人》，见河南大学出版社2002年、2005年《岳飞和南宋前期政治与军事研究》一书。唯有《精忠旗》仍然忠于史实，说是何铸和李若樸反对冤狱。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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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如是观传奇》为清康熙五十三年（公元1714年）抄本，其作者一说是张心其，另一说是明末吴玉虹，被杜颖陶先生编入古典文学出版社1957版的《岳飞故事戏曲说唱集》中。此传奇中出现了岳母刺字的情节。其第九出有岳母说唱道：“起来！我将‘精忠报国’刺入你皮肤了！你当日夜牢记，念君奋力把胡酋退，念亲及早把捷书寄。”此处已将“尽忠报国”讹为“精忠报国”。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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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唐门岳氏宗谱》一书是在清“光绪丁酉”（二十三年，公元1897年）刊行，此书卷2有彰德府推官张应登“节录”《忠武王传》。张应登据同书卷1《增建精忠庙九公祠议》（汤阴王庙），为明朝“万历戊子（十六年，公元1588年），彰德府司理内江张应登”。据清《河南通志》卷32和《四川通志》卷9，他是四川内江人，字玉车。在《忠武王传》前的“玉车张氏曰”中说：“惟《金佗粹（稡）编》载章尚书颖所进传，详记後先，综缉王生平忠孝、战伐、勋劳，以至被冤受祸，首尾条贯，烂然较著。盖章尚书原本於亦斋先生《行实编年》，而传之者其详且实，宜也因取而裁之。”张应登说明他的节录取材于章颖《岳飞传》，而章颖《岳飞传》又是依据岳珂的《鄂王行实编年》。张应登所编的《忠武王传》中有一段岳母刺字的记录：“飞至孝，靖康初，始见高宗。母涅其背曰：‘尽忠保国。’既而飞留妻养母，从高宗渡河。”钱汝雯编《宋岳鄂王年谱》卷１引《唐门宗谱》的文字稍异：“王至孝，靖康初，始见高宗。母涅其背曰：‘尽忠报国。’趣之行，遂从高宗渡河。”特别是背刺字“保”与“报”之差别。对照《鄂国金佗续编》卷21章颖《鄂王传》，同样部位的文字如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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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初，飞从戎，留妻养母姚氏，从高宗渡河。既而河北沦陷，音问隔绝。飞遣人访求，数年不获。俄有自母所来者，谓飞曰：‘而母寄余言：为我语飞，勉事圣天子，无以老媪为念也。’飞乃窃遣人迎之，往返十有八，然後归。”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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此段确是依据前引《鄂王行实编年》改写的，根本没有岳母刺字的记录。是否是张应登节录自章颖岳飞传的另一版本呢？笔者个人编《鄂国金佗续编》的章颖《鄂王传》校注，是使用了《鄂国金佗续编》的《鄂王传》、《宋朝南渡十将传》、《皇宋中兴四将传》等版本，均无岳母刺字的记录。我在《岳飞和南宋前期政治与军事研究》一书中，撰有《从南宋官私史书中的岳飞传到〈宋史·岳飞传〉》一篇，曾另作考证，证明元人编修《宋史》卷365《岳飞传》，大致是照抄南宋官史《中兴四朝国史》的《岳飞传》，而《中兴四朝国史》的《岳飞传》大致是章颖《岳飞传》，即上引《鄂王传》的缩写。其中比章颖《岳飞传》增加了何铸审讯时，岳飞露出背部刺“尽忠报国”四字的内容，这应是南宋史官修《中兴四朝国史》的《岳飞传》时，依据何铸子孙上报的行状、墓志之类而增补者。但《宋史》卷365《岳飞传》亦无岳母刺字的记录。正可间接证明章颖《岳飞传》确无岳母刺字的情节。张应登《忠武王传》增加岳母刺字的记录，言之无据。这无非是两种情况，一是张应登据当时的民间传说增饰，二是张应登原著并无此段记述，而是在清光绪年间《唐门岳氏宗谱》成书时篡改增饰者。因为《唐门岳氏宗谱》一书伪造成分确实甚多。例如岳雷分明是流放时死于岭南，而此书卷2《绍忠侯雷公传》却说他在宋孝宗时从岭南北还。又如我曾在《岳飞后裔考略》一文中考证，《唐门岳氏宗谱》对谢应芳《龟巢稿》卷18明洪武十九年（公元1386年）的《跋岳氏族谱》的文字，作了明显的篡改。故此书虽刊登张应登《忠武王传》的文字，不一定就是原文。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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清初钱彩的《说岳全传》，在第二十二回“刺精忠岳母训子”中，也编写了岳母刺字的故事，说岳飞“就将衣服脱下半边。安人取笔，先在岳飞背上正脊之中写了‘精忠报国’四字，然後将绣花针拿在手中，在他背上一刺，只见岳飞的肉一耸，安人道：‘我儿痛么？’岳飞道：‘母亲刺也不曾刺，怎么问孩儿痛不痛？’安人流泪道：‘我儿！你恐怕做娘的手软，故说不痛。’就咬着牙根而刺。刺完，将醋墨涂上了，便永远不退色的了”。小说在第六十回“勘冤狱周三畏挂冠”中反而删除了岳飞在被审讯时，袒示背部四字的真事。从此之后，岳母刺字的故事遂成定型，而岳飞背刺四字也讹为“精忠报国”，并且长久以来，以讹传讹，近乎弄假成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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岳飞《满江红》词真伪之争辨及其系年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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岳飞《满江红》（怒发冲冠）词为千古爱国绝唱，迄今仍然震撼着我们民族的心灵，滋养着我们民族的神魂，砥砺着我们民族的志节，我在河南大学出版社2005年《岳飞和南宋前期政治与军事研究》第二版末篇《真伪不可不辨》中第三部分，介绍了对此词的最新研究。但考虑到此书流传不广，所以借助《文史知识》的园地，再多说几句，做一点史学普及工作。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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对岳飞《满江红》词的真伪的争议，最初是在几位著名的前辈学者中进行的，其中有余嘉锡和夏承焘先生，还有我的两位老师张政烺和邓广铭先生，各持针锋相对的议论。龚延明先生在《岳飞研究》第2辑《关于岳飞〈满江红〉词讨论综述》中介绍了相关情况。余嘉锡先生最初在《四库提要辨证》中认为是明人伪作。此后，夏承焘先生在《浙江日报》1962年9月16日《岳飞满江红词考辨》一文中，则判定此词作者是明朝大将王越，“我认为，这词若不是他作，也许是出于他的幕府文士”。后来，此文搜入《月轮山词集》时，改为“如果如我的猜想，这首词的作者是参与这场斗争（按：指对鞑靼作战）或对这场斗争有强烈感受的人，可能会是王越一辈有文学修养的将帅（他们的身份正和岳飞相同），或者是边防幕府里的文士”。龚延明先生未曾提及者，是张政烺先生。在《张政烺文史论集》的《岳飞“还我河山”拓本辨伪》一文中指出：“《满江红》词从命意和风格看可能是桑悦的作品。”张政烺先生认为，此词“像是一个失意文人落魄江湖的情调”。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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在大学时代，我怀着好奇心，向邓广铭先生询问《满江红》词的真伪。邓广铭先生说，现在《满江红》就是岳飞，岳飞就是《满江红》。他曾向夏承焘先生劝说，何必写辨伪的文字。他为此发表了两篇文章，特别是《再论岳飞的〈满江红〉词不是伪作》，还特意搜入《邓广铭学术论著自选集》，又编入最近出版的《邓广铭全集》中。依我的体会，邓广铭先生当年的谈话，是强调《满江红》词确是充分地体现和抒发了岳飞的爱国情怀。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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人们可以对《满江红》词提出一些疑点，但如要断然判定为伪作，只怕拿不出充分的证据，这在邓广铭先生的文章中已作论证，在此就不必重复。在一次中央电视台的讲话中，我说非岳飞不能写此词，这实际上是来源于对邓广铭先生谈话的体会。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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