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李清照与赵明诚的婚姻，向来被当作才子佳人珠连璧合的美满结合，近年来，如陈祖美先生提出质疑，这是从分析李清照的词作着手，并论证两人无子嗣。[337]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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从李清照《金石录後序》的文字看来，她对赵明诚的怀念是十分深挚的，两人在爱好古器、书画等方面也是志趣相投。他们的物质生活其实决不像《红楼梦》中的少爷和小姐们那样惬意和舒适。因为爱古器、书画之类如命，而又没有足够的财力，李清照“食去重肉，衣去重采，首无明珠、翠羽之饰，室无塗金、刺绣之具”，“几案罗列，枕席枕藉”，“乐在声色狗马之上”，“虽处忧患困穷而志不屈”。由此可见，他们的居室因为有过多的古器、书画之类，颇显得凌乱，岂但是“几案罗列”，即使是枕席之间也堆放着此类爱物。如果今人编电视剧或电影，把李清照装扮成满头珠翠、衣服华美鲜丽的女子，将其居室布置为整洁雅致的书斋，就有悖于史实。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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但今人似不能据李清照在丈夫身后的怀旧之作，断言两人在生前必无俗话所谓磕磕碰碰的事。首先，李格非入党籍、遭贬责的事，必然会在赵明诚和李清照的夫妻生活中，造成大的波澜。此外，从今存有限的史料看，赵明诚和李清照显然没有子女。按李清照《金石录後序》自述，这个无依无靠的老妇，最后只能投奔她的弟弟李迒。古人把后嗣看得极重，所谓“不孝有三，无后为大”。没有后嗣的出路，无非是领养继子，或是纳妾生子。赵明诚是否领养子嗣，或纳妾生子，在今存记载中已见不到任何蛛丝马迹。陈祖美先生注意到李清照前期词作表达的愁苦幽怨之情，可能正是反映李清照没有能为赵明诚生育子女，而带来的种种问题和苦恼。李清照自称“三十四年之间，忧患得失，何其多也”，似说明她并不承认，她与赵明诚婚后有一长段幸福生活的时期。陈祖美先生注意到，赵明诚“绝笔而终，殊无分香卖屦之意”，看来他大约是纳妾而未生子，则李清照无子嗣，是在於赵明诚有男子不育症。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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关于赵明诚，此处还可作两条补充。《宋会要》选举33之39载：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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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宣和七年）十二月二日，诏：‘朝散郎、权发遣淄州赵明诚职事修举，可特除直秘阁。’”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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这已是在金军大举攻宋之后，笔者见到一些李清照年谱，将赵明诚知淄州系于翌年的靖康元年（公元1126年），显然有误，赵明诚至晚在前一年，已出任淄州知州，“职事修举”，自然不可能是到任方数月的事。南宋初年，尽管国难当头，赵明诚的官位却是上升的。建炎元年七月，他在母丧中“起复”，以直龙图的文职，被任命为知江宁府、兼江东经制副使。[338]但他遇到紧急危难的事，显然没有措置能力。《建炎以来系年要录》卷20建炎三年二月甲寅载：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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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御营统制官王亦将京军驻江宁，谋为变，以夜纵火为信。江东转运副使、直徽猷阁李谟觇知之，驰告守臣、秘阁修撰赵明诚。时明诚已被命移湖州，[339]弗听。谟饬兵将率所部，团民兵，伏途巷中，栅其隘。夜半，天庆观火，诸军譟而出，亦至，不得入，遂斧南门而去。迟明，访明诚，则与通判府事、朝散郎毋丘绛，观察推官汤允恭缒城宵遁矣。其後，绛、允恭皆抵罪。”[340]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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这个事件确是反映赵明诚的无能，李清照作为四十多岁的妇人，到底是随丈夫一起“缒城宵遁”，还是被抛弃在家，已不得而知。但无论如何，此种乖谬的行为，是理应受到李清照的埋怨或责备。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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从《汉武大帝》谈古代若干名物及其变化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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电视剧《汉武大帝》当然合我的口胃，剧情大致依据史实，不同于目前流行的戏说乱说，演员的表演都相当出色，可算是一部成功之作。然而若依现代史学的眼光审视，也并非没有可訾议之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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在中华漫长的古史中，名物制度、社会风俗等变迁颇大，但戏曲和历史影视剧之类往往不注意各代的差异，而径将后世的名物制度之类随意往前推移，就不能不与各代的史实有出入。《汉武大帝》虽然参据历史记载，却仍不免沿用目前的俗套。在此不妨略举数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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冶铁术：就目前的史学研究所知，汉代的冶铁术居世界领先地位，匈奴的兵器是落后的，他们所以逞强，主要是仰仗骑兵。《汉书》卷49《晁错传》引他的说法：“坚甲利刃，长短相杂，游弩往来，什伍俱前，则匈奴之兵弗能当也。”表明汉军的兵器和组织的严密，即使在汉武帝之前就已胜过匈奴军。剧中编造为匈奴使用西域的精钢做刀，胜于汉剑，故引发汉武帝通西域的打算，当然不符史实，因而是不合情理的艺术虚构。我看电视剧时，就在想，要为汉武帝通西域编造理由其实不难，最合情合理者无非是马。中国内地传统的马都是蒙古马，个头小，跑不快，其优点是耐粗放饲养。世界的良马，大抵源自中亚。正是汉武帝引进中亚大宛良马，改良了中原马种，前辈学者对此早已发表了研究成果。人们不难看到今存的考古实物，秦始皇兵马俑的铜马都是蒙古马，而东汉著名的“马踏飞燕”的铜马正是不同于前的良马，乃是自汉武帝以后，改良中原马种的实证。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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马镫：从考古实物看，马镫发明于中国晋代，大约尚在汉武帝之后三、四百年。小小马镫，是古代的一件大发明，没有马镫，就不可能有完善的骑兵。汉代的骑兵都是有鞍无镫。当然，要演员们骑无镫之马，对演戏有相当大的困难。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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内阁：戏中使用内阁，作为中央政府的代名词。其实，将内阁作为中枢机构是晚至明代废除宰相制度后。譬如《北齐书》卷36《邢邵传》说：“与妇甚踈，未尝内宿，自云尝昼入内阁，为狗所吠。言毕，便抚掌大笑。”此处的内阁就是内室。《宋史》卷351《朱谔传》，朱谔建议宋徽宗“开内阁，延羣臣，从容论道”。这只是指皇帝的深居处而已，与明代作为中枢机构完全不同。汉代当然不可能有明代的内阁制，并由此产生的入阁、阁臣、阁老等特殊名词。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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奏摺：奏摺的“摺”如今在简体字中与“折”归并。所谓奏折、折子之类还是晚至清代的名词，奏文一般折叠。在清以前的汉，自然不能称奏折。清以前可称奏、奏议、奏疏、奏札、札子之类，各代的名目也有不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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太监：如今人们已习惯于将古代宫中的宦官称太监。还有一句流行的俗话，皇帝不急，急死太监。其实，在明代之前相当长的时间内，“太监”与“大监”相通，只是将作监、司天监、军器监之类长官的通称和尊称，不是宦官。《宋史》卷168《职官志》，“唐令”，“太史局为司天监，置大监，正三品”。同书卷454《赵时赏传》：“捍战有功，升直宝章阁、军器太监”。《元史》卷25《仁宗纪》延佑三年，“增置晋王部断事官四员，都水太监二员”。《古今小说》（《喻世明言》）卷11《赵伯昇茶肆遇仁宗》其实是一部宋人话本，其中说： “仁宗问司天台苗太监。”这些都是明以前的“太监”不是宦官的例证。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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如何称呼宫中被割去男性生殖器者，各代不同。大体上说，秦以前称寺、寺人等。孔颖达《春秋左传正义》卷12说：“寺人掌王之内人及女宫之戒令，内豎掌内外之通令，皆掌婦人之事，是自内小臣以下皆用奄人为官也。”“奄”与“阉”通。如《诗经·巷伯》：“寺人孟子，作为此诗。”《瞻卬》篇：“乱匪降自天，生自妇人。匪教匪诲，时维妇、寺。”《左传》成公十七年：“郤至奉豕，寺人孟张夺之，郤至射而杀之。”《国语·晋语》：“（晋）献公使寺人勃鞮伐公于蒲城，（晋）文公逾垣，勃鞮斩其袪。”自汉代至元代则通称宦官、内侍等。如《史记》卷58《梁孝王世家》：“梁之侍中、郎、谒者著籍引，出入天子殿门，与汉宦官无异。”《汉书》卷２《惠帝纪》：“宦官尚食比郎中。”應劭注说：“宦官，閽寺也。”晚至《宋史》和《元史》都为一些重要的宦官设《宦者传》。《元史》卷144《答里麻传》：“朝廷遣宦官伯颜催督绣段，横取民财。”到明清时代方通称太监。如果汉代的宦官就称太监，当然是错误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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称谓：中国历朝历代的称谓变迁很大。如今成为影视剧程式的称谓，如老爷、小姐、某大人等，大抵是始自元杂剧。反映稍早时代的《水浒传》就未使用此类称谓，不用说更早的时代了。例如迟至宋代，“老爷”还没有形成通用的称谓。南宋初造反的巫师钟相，他用迷信鼓动群众，人称“钟老爷”，纷纷前去“拜爷”，“拜爷”就是“拜父”，“钟老爷”即是钟老父。宋人也有“小姐”的称呼，但决不是指富贵之家的女儿，如《夷坚三志己》卷４《傅九林小姐》说傅九“与散乐林小姐绸缪”，类似于今之三陪女郎。即使是富贵之家的女儿，则称小娘子或女娘子。汉代的称谓需要作进一步的研究。譬如刘邦本无名，人称“刘季”，用现代语就是刘老三或老四。《史记》卷55《留侯世家》载刘邦骂道：“竖儒，几败而公事！”“而”与“尔”通，“竖儒”、“竖子”是詈语，据同书卷97《郦生传》注：“竖者，僮仆之称。”比喻为奴仆。同书卷97《陆贾传》中，刘邦又说：“乃公居马上而得之，安事《诗》、《书》！” 他自称“而公”、“乃公”，这又是秦汉时的流氓话“你老子”。从史料上看，皇帝也并不总是自称“朕”，也可自称“我”或“吾”。汉时下级见官长，可称“足下”、“君”等，封侯的可称“君侯”，见《史记》卷97《朱建传》。皇帝称臣僚，客气一点，也可叫“君”、“公”、“先生”、“子”。如《史记》卷56《陈丞相世家》载，刘邦呼陈平就称“先生”或“子”。臣僚称皇帝第二人称是“陛下”，第三人称叫“上”。《留侯世家》载张良对刘邦说：“上平生所憎，群臣所共知，谁最甚者？”可知“上”有时也可作为第二人称。汉时第二人称一般可叫“汝”、“若”。此外，如《陈丞相世家》中王陵之母谦称“老妾”，同书卷92《淮阴侯传》中漂母尊称一个穷困青年韩信为“王孙”，相当于后世的公子，也应是当时的一般称谓。既然是汉代的史剧，无疑应尽量使用汉代的称谓。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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我接触过一些影视工作者，他们往往喜欢尽量发挥自己的“创作自由”，不愿意受各朝各代的不同名物制度、社会风俗等拘束，按自由的想象，编造一些当时不可能发生的情节。我曾开玩笑说，依他们的创作思想，一二百年后演文革戏，红卫兵是否可以穿牛仔裤，啃肯德基，嚼口香糖，唱流行歌曲？但是，如果是真正有志气的影视工作者，肯定也会认真思考一些行家的批评，既要编历史剧，就须认真了解现代史学研究，使自己的创作水平不断提高，更加贴近古代的历史真实。《汉武大帝》的一些疏略表明，尽管编导者仔细阅读了《史记》和《汉书》，但光读这两部书，显然是不够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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古人称读万卷书，行万里路。对现代许多学科而论，就完全用不着，但对史学就用得着。考察各地名胜古迹、考古遗址、古战场等，或可发现光看文献和图片可能忽略的问题，甚至纠正文献记载的错误。2002年夏，我们一行约一百人，由旅行社安排，从兰州横贯河西走廊，前往向往已久的敦煌。坐的是大轿车，住宿的是三星级宾馆。但四天行程，有些同行竟腹泻或发高烧，大多数人虽未得病，因连续参观和坐车，也十分疲劳。事后，我与台湾东吴大学的同乡、刘静贞教授交谈，她说，祖国西北是“可爱”的。我说，自己的最大收获，是真切体会到当年霍去病夺据河西走廊，是一次伟大的远征。我们现代化的旅行，尚如此狼狈。当时的汉军骑的是无镫马，长驱和转战追奔三千余里，大致相当于如今北京到上海的路程，且不说打仗，就是行军、露宿、后勤、疾病等艰难，就可想而知。当然，当时的河西走廊是牧业区，其生态环境强于现代，据记载，汉时还是“美水草，冬温夏凉”。现在的河西走廊则是沙碛和耕地交错，与关中平原显然有异。从中华民族发展史上看，唯有掌控了河西走廊，方能掌控大西北，方能连结中亚。这次远征无疑是汉对匈奴战争中最重要的一仗，当时起着断匈奴右臂的战略功效，使匈奴永远失去了河西走廊这块宝地，是中华民族发展史上光彩夺目的篇章。可惜传世的文献记载过于简单，如果换做今人，肯定可写一部几十万字的从军记，详述远征的方方面面。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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从《汉武大帝》谈古代席地而坐等礼俗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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中国古代席地而坐的风俗大约持续了三千年，在唐宋之际方发生变化。但是，东邻日本却仍然长时间保留了中国此种风俗和相应的礼仪，可称是中华古风俗的活化石。中国人如今已不易理解古代的风俗和礼仪，但只消看一下那怕是日本上世纪中叶的电影，就易于理解。电视剧《汉武大帝》对席地而坐的礼仪显然表现得不到位。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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了解古代席地而坐其实涉及三个相关方面的问题，即坐姿、礼仪和家具。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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古代席地而坐的礼貌姿态就是坐，坐即跪坐，臀部压在脚后跟上，与跪的姿势相近。故席在家具中占有重要地位。有席方能坐。“正襟危坐”就是指严肃的跪坐姿态。《论语·卫灵公》：“师冕见，及阶，子曰：‘阶也。’及席，子曰：‘席也。’皆坐，子告之曰：‘某在斯，某在斯。’”这就是当时入室后的起码礼节。但今人不妨试一下，即使跪坐几分钟，膝盖就感到疼痛难受了。日本人使用“疊”（たたみ），就是为减轻或消除膝盖的疼痛难受。古代君臣之间谈话是严肃的，故一般必须使用坐的姿态。人们常引《汉书》卷48《贾谊传》，他与汉文帝谈“至夜半，文帝前席”。在跪坐的姿态下，汉文帝听得入耳，他的膝盖就不知不觉地在席上前移。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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