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从考古实物看，安阳出土的商代玉人和石人雕像已有跪坐姿势，另有四盘磨村出土贵族白石雕像，双手后撑，膝盖弯曲坐地，头部斜仰的姿势，人体呈倒Ｗ形，看来也是一种商人的坐姿，后世似未沿用。秦兵马俑有蹲跪式，即半跪，古语或称“跽”，是由坐到起的动作，含有戒备之意。《史记》卷７《项羽本纪》载，在鸿门宴上，樊哙突入，“项王按剑而跽”，此处解释为半跪，较合情理。踞即是蹲，这在古代不是一种礼貌的姿势。坐地而双腿伸开，则称箕踞，更是不礼貌者。《战国策·燕策》叙述荆轲刺秦始皇不成，“轲自知事不就，倚柱而笑，箕踞以骂”。《史记》卷89《张耳传》写张敖见汉高祖刘邦，“高祖箕踞詈，甚慢易之”。故《礼记·曲礼上》说“坐毋箕”。另有一种盘腿坐的姿势，古人最初不用，大致是佛教传入后的事，称为“跏趺坐”，来源于梵文的音译。《法苑珠林》卷13说：“宝莲华上结跏趺坐，说六波罗蜜。”当然，佛教的“跏趺坐”不是随便盘腿。佛教是东汉传入中土的，表现西汉的电视剧《汉武大帝》中出现盘腿等姿势，自然成了败笔。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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当然，贵人坐在席上，旁边有侍者，他们一般是站立，其礼貌姿势是拱手而立，商代的陶俑已有拱手式，应是奴隶身份。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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宋代的朱熹已生活在非席地而坐的时代，但耳目相接，他在《朱文公文集》卷68《跪坐拜说》和《朱子语类》卷91介绍了前代的室内礼仪。“古人坐於地，未必是盘足，必是跪。以其惯了，故脚不痛”。“跪坐，故两手下为拜”。“盖古坐时只跪坐在地，拜时亦容易”。“若拜时，亦只低手祗揖，便是肃拜”，其实就是稍变跪坐的姿势，两手撑席。“稽首拜，头至地；顿首拜，头叩地；空首拜，头至手，所谓拜手也”。对照日本电影里反映的动作，上述说法就可以理解。此类礼节其实都是跪坐姿势的衍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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古人也有揖礼。《尚书·康王之诰》说，康“王出，在应门之内，太保率西方诸侯入应门左，毕公率东方诸侯入应门右”。“皆再拜，稽首。王义嗣德答拜。太保暨芮伯咸进，相揖。皆再拜，稽首”。最后是“群公既皆听命，相揖，趋出”。揖礼的规格较拜礼低，并且有时可能是室外礼和告别礼。《左传》成公六年，晋“公揖而入，（韩）献子从”。《史记》卷８《高祖本纪》载：“沛公方踞床，使两女子洗足。郦生不拜，长揖，曰：‘足下必欲诛无道秦，不宜踞见长者。’于是沛公起，摄衣，谢之。”司马迁对汉高祖刘邦的描写有不少传神的史笔，活灵活现地刻划了汉高祖的粗野流氓气质。其中涉及到当时的席地而坐的礼俗，今人若不懂此种礼俗，就无法理解他史笔之妙。用今人的语言说，则是刘邦坐在床边。但依照汉时的概念，只有跪坐方是“坐”，此种后人公认的垂足坐姿只能叫“踞”，是很不礼貌的。郦生就以降格礼对无礼，在室内不行通常的在席上的拜礼，而改行站立的揖礼。同书卷91《黥布传》也说：“上方踞床洗，召布入见，布大怒，悔来，欲自杀。”英布因刘邦“踞床洗”而召见，视为侮辱，甚至打算自杀。同书卷97《陆贾传》说他见南越王尉他，尉他“箕踞见陆生”，经陆贾“进说”，“於是尉他乃蹶然起坐”，连忙改用礼貌的跪坐姿势。电视剧《汉武大帝》有些镜头是臣僚到殿内进见皇帝就行揖礼，这自然是不合情理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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到了取消席地而坐的宋代，人们就以揖礼为主了，所谓叉手、唱喏之类，都是配合揖礼的。文天祥《文山先生全集》卷17记载自己被俘到元大都，丞相博罗召见，文天祥“长揖”，通事（翻译）命他行蒙古“跪”礼，文天祥说：“南之揖，即北之跪，吾南人，行南礼毕，可赘跪乎？” 尽管如此，但跪拜之礼并未全废，室内或某些礼仪不再铺席，就另设褥位。如《宋史》卷103，卷108《礼志》记载皇宫祀高禖神求子，“褥位以绯”，“乃请皇后行礼，导至褥位，皆再拜”。南宋给宋徽宗“发册宝之礼”，宋高宗“诣册宝幄东褥位，西向立”，“再拜”。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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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荀子·礼论》说：“越席、床笫、几筵，所以养体也。”此处说到古时三种重要家具，一是席，二是床，三是几。以下分别加以交待。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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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周礼·春官》注说：“筵，亦席也。鋪陳曰筵，藉之曰席。”这就是“筵席”一词的起源。古时宴会，先铺大席子为筵，后铺小席子为席。《仪礼·士冠礼》说：“將冠者即筵坐。”可见古时就宴应是跪坐。电视剧《汉武大帝》中也往往不注意这种规矩。《论语·乡党》说孔子“席不正，不坐”。《韩非子·十过》追述夏禹“缦帛为茵，蒋席颇缘”，“此弥侈矣”。商代“茵、席雕文，此弥侈矣”。《尚书·顾命》说西周时，“敷重篾席，黼纯，华玉仍几。西序东向，敷重底席，缀纯，文贝仍几。东序西向，敷重丰席，画纯，雕玉仍几。西夹南向，敷重笋席，玄纷纯，漆仍几”。《周礼·春官》记载，“司几筵掌五几、五席之名物，辨其用与其位”。五席有“莞、藻、次、蒲、熊”。席的品种和装饰，用以表现西周王室的豪华排场和气派。《礼记·礼器》说：“天子之席五重，诸侯之席三重，大夫再重。”形容生活简朴，《左传》哀公元年称“昔阖庐食不二味，居不重席，室不崇坛”。当时统治阶级不仅用几重席，还有茵，茵是软垫。《诗经·行苇》描写宴会说：“肆筵设席，授几有缉御。或献或酢，洗爵奠斝。”《仪礼·士相见礼》：“若君赐之爵，则下席，再拜稽首，受爵，升席祭，卒爵而俟，君卒爵，然后授虚爵。退，坐取屦，隐辟而后屦。”这是描写席上不得穿鞋。《后汉书》卷27《宣秉传》载，汉光武帝“特诏御史中丞与司隶校尉、尚书令会同，并专席而坐。故京师号曰三独坐”。可见往往是几人合着跪坐一席，“专席”“独坐”当然是殊恩。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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因古人生活起居与席的关系过于密切，就出现了如避席之类常用语。《御定孝经注·开宗明义章第一》解释“曾子避席”说：“礼，师有问，则避席起答。曾子闻孔子之言甚大且深，故瞿然起敬，避席立对。”出于起敬、惶恐、辞让等情况，古人就往往采用避席的动作。《史记》卷104褚少孙补《田仁传》记载，田仁与任安“过平阳主，主家令两人与骑奴同席而食，此二子拔刀列断席别坐”，以此表示不愿与骑奴为伍。《世说新语》卷上《德行》记述管宁与华歆断交，两人“同席读书，有乘轩冕过门者，宁读如故，歆废书出看。宁割席分坐，曰：‘子非吾友也。’”断交以割席的方式，这在垂足坐的后世是不可能采用的。古代臣僚上殿坐席，就必须脱鞋，《史记》卷５３《萧相国世家》载，汉高祖“乃令萧何赐带，剑履上殿，入朝不趋”，就成为特殊的礼遇。“趋”是臣子入朝必须快走的礼仪。后来的权臣，如曹操、司马懿等都袭用此礼。《资治通鉴》卷185载：“隋恭帝诏唐王（李渊）剑履上殿，赞拜不名”。据胡三省注，当时仍然保留席地而坐的风俗，臣僚“引升殿，皆就席，解（剑）而后升”。“凡朝会赞拜，则曰‘某官某’，不名，亦殊礼也”。古人讲究名讳，不直呼大臣的名，也是殊礼。“拜”当然是前引朱熹所说的“跪坐，故两手下为拜”。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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估计即使是古代贵族，最初大约就是在筵席上举行宴会。但史料和实物表明，西周时已发明了“几”的家具，前引史料证明，宴会必设几。《周礼·春官》记载的五几有“玉、彫、彤、漆、素”。案最初是指有脚的托盘，用以盛放食物。宋代《事物纪原》卷８《案》说：“有虞、三代有俎而无案，战国始有其称，燕太子丹与荆轲等案而食，是也。案盖俎之遗也。”《史记》巻104《田叔传》：“赵王张敖自持案进食，礼恭甚。髙祖箕踞骂之。”这是一例。东汉有著名的孟光“举案齐眉”，礼敬丈夫的故事。《周礼·考工记》说：“案十有二寸。”按一般的研究，《考工记》是战国时的作品。战国时的度量衡已经相当邈远，姑以1尺约相当22.5厘米计，约高27厘米，不足１市尺。出现案一类带脚的托盘，可能如梁鸿和孟光那样贫寒之家，未必有经济能力置办几，饮食简陋，就以案代几，据案就食。故后来案渐与几混用。《后汉书志》第１《律历志》，“候气之法，为室三重”， “室中以木为案”。同书第６《礼仪志》下“大丧”，其器具有“瓦案九，瓦大杯十六，容三升”。瓦案大致仍应是托盘，但木案既不盛食物，实际上应是几之类。《三国志》卷54《周瑜传》注引《江表传》说，孙“权拔刀斫前奏案”，自然是指桌一类。后世更演变为几小案大，典型的实例是《新唐书》卷49下《百官志》所载，节度使“视事之日，设礼案，高尺有二寸，方八尺”。姑以１唐尺长0.3米计，高为0.36米，四方桌面各长2.4米。这仍是席地而坐时代的矮桌，而其桌面却要比如今的八仙桌大得多。“桌”字晚出，隋代的《广韵》卷５在“觉”字韵下有“桌”字，但未说明其含义。北宋司马光《书仪》卷３称桌或桌子，这已进入了垂足而坐的时代。朱熹《朱子语类》卷90说：“古人祭祀，只是席地。今祭祀時，須一椅一桌，木主置椅上。”反映了宋代与唐以前的风俗差别。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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床在周代已有记载。《诗经·斯干》：“乃生男子，载寝之床。”这是追述周的先祖出生。又《北山》诗：“或息偃在床。”学者们早已指出，古代的床是卧具兼坐具，而床脚很短。《仪礼·士丧礼》：“入，坐于床东。”《史记》卷122《酷吏列传》载张“汤坐床上”，可知坐床的姿势是跪坐。床上可设笫，即竹编的垫，又如《史记》卷126褚少孙补《西门豹传》有“嫁女床席”，《后汉书》卷37《桓荣传》有“床茵、帷帐”，如此之类，都属床上用品。帝后专用者可称御床。《后汉书》卷10《阴皇后纪》说，汉明帝“从席前伏御床，视太后镜奁中物，感动悲涕”。《三国志》卷９《曹爽传》引司马懿奏：“臣昔从辽东还，先帝（魏明帝）诏陛下、秦王及臣升御床，把臣臂，深以后事为念。”榻是床的变种，出现稍晚，《后汉书》卷53《徐穉传》说，“陈蕃为太守”，“在郡不接宾客，唯穉来，特设一榻，去则县之”。可知榻最初是较小的，可以悬挂。《北齐书》卷38《赵彦深传》说他“或升御榻”。在席地而坐之时，皇帝让臣僚升御床或御榻，算是一种殊礼。后世垂足坐，皇帝独处御座，自然再无臣僚“升御床”的景象。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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学者们对胡床早有不少研究，这是游牧民族一种轻便的折叠凳。胡床引进时，内地显然没有其他相似的家具，相近的只是床，遂取名胡床。古代的床是坐卧两用，而胡床既是不能卧，也不能坐，即跪坐。按照古人的概念，只能是“踞”在其上。但胡床既有实用价值，终于流传，并且在此基础上，发展了椅、凳之类新家具，对改变汉人席地而坐的礼俗，起了相当作用。宋张端义《贵耳集》卷下说：“今之校椅，古之胡床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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由此可见，在席地而坐的时代，帝王召见臣僚，可有多种场面。汉文帝与贾谊谈话，应是皇帝面南，跪坐席上，而贾谊则面北，相对跪坐。《世说新语》卷中《赏誉》说许询与晋简文帝跪坐交谈，“不觉造膝，共叉手语，达于将旦”，也是类似场面。帝王面南，跪坐在御几或御案之后，召见臣僚，也是一种场面。再如帝王面南，跪坐在御床或御榻上，召见臣僚。此种场面，如今的影视剧中就往往忽略。《世说新语》卷下《容止》说，“魏武（曹操）将见匈奴使，自以形陋，不足雄远国，使崔季珪（琰）代，帝自捉刀立床头”，然而匈奴使者所注意的，竟是“床头捉刀人”，大致反映此种场面。此外，如魏明帝对司马懿托孤，估计病危的魏明帝只能躺在床上，而“升御床”的司马懿大约是在矮脚御床上跪坐。刘备向诸葛亮托孤，估计也是类似场面。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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传世的南唐顾闳中《韩熙载夜宴图》为今人提供了由席地而坐转变为垂足坐的生动实证。夜宴自然是非正式的宽松场合，不必过于拘泥礼俗。从画面上看，屋内全是使用高脚椅和坐墩，人们垂足而坐，坐在床上的姿态都相当随便，没有跪坐。特别有趣的，是韩熙载本人是盘腿坐在一张大靠背椅上。由于佛教的影响愈益广泛，唐人使用跏趺坐的姿态已相当普通。如闫立本《步辇图》中，唐太宗也是盘腿坐在步辇上。按个人的体验，盘腿的坐姿显然要比跪坐舒服些。《鸡肋编》卷下说，“古人坐席，故以伸足为箕倨。今世坐榻，乃以垂足为礼，盖相反矣”。“《唐书》尚有坐席之遗风，今僧徒犹为古耳”。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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即使到了辽宋金元时，皇帝的座位还是沿用前代遗俗，称为御榻。《宋史》卷278《马全义传》说，宋太祖“召全义，赐食御榻前问计”。同书卷382《李弥逊传》载，南宋初，群臣反对和议，秦桧“於御榻前求去，欲要决意屈己从和”。《辽史》卷49《礼志》载祭山仪，皇帝和皇后“升南坛御榻坐。羣臣、命妇分班，以次入就位”。《金史》卷36《礼志》载受尊号仪，“又设御榻于坛上”。《元史》卷67《礼乐志》载“元正受朝仪”：“宣徽使奉随至御榻前。”即使到明朝，《明史紀事本末》卷42载，弘治十六年，“上召（刘）大夏入御榻前”。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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关于御榻的样式，《宋史》卷148《仪卫志》有一段文字：“驾头，一名宝床，正衙法坐也。香木为之，四足瑑山（玉雕的山），以龙卷之。坐面用藤织云龙，四围错采，绘走龙形，微曲。上加绯罗绣褥，裹以绯罗绣帕。每车驾出幸，则使老内臣马上拥之，为前驱焉。”既称皇帝“正衙”所用的“法坐”，应即是御榻。但“老内臣”能“马上拥之”，就不会是一个大床，实际上已缩小到与龙椅差不多，臣僚不可能像前代那样“升御榻”。除了“法坐”之外，御榻也可有其他称呼，如《续资治通鉴长编》卷194嘉祐六年七月壬辰注中称“御座”，《东京梦华录》卷６《十四日车驾幸五岳观》中称“金交椅”，“御椅子皆黄罗珠蹙”，《梦粱录》卷１《车驾诣景灵宫孟飨》称“黄罗、珠子蹙、百花背座御椅子并脚踏”，“御校椅”，《西湖老人繁胜录》中称“金龙御座”。但说御榻即是交椅、椅子，应是不错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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龙椅的名称出现似更晚。《元史》卷78《舆服志》载，在玉“辂之中，金涂鍮石较碾玉龙椅”，其他金辂、象辂、革辂和木辂都设“龙椅”。元代的龙椅还是设在车中，明清时，龙椅方逐渐成为皇帝的正式坐椅。《绥寇纪略》卷12，崇祯八年火灾，“火延及于茵蓐、御座，为文皇帝盘龙椅皆焚”。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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陆游《老学庵笔记》卷4引徐度之说：“往时士大夫家妇女坐椅子、兀子，则人皆讥笑其无法度。”看来坐椅子之类尚有一个普及的过程。《桯史》卷7《优伶诙语》记载伶人讽刺秦桧“但坐太师交倚”，而将宋钦宗回归“掉脑後”。“太师交倚”是一种“荷叶交倚”。据《贵耳集》卷下，是由临安尹吴渊“奉承”秦桧，“出意撰制荷叶讬首四十柄”，“遂号太师样”。据《宋史》卷113《礼志》，《大金集礼》卷8《守国仪》，坐具另有绣墩、蒲墩、杌子之类。《郧溪集》卷26《送蔡同年守四明》诗说：“尚书蔡公在廊庙，器业文章第一人。绣墪赐坐议大政，天子称之社稷臣。”《续资治通鉴长编》卷140庆历三年三月戊子条，宋仁宗引见宰相吕夷简，“命内侍取杌子，舆以前，夷简引避久之”。《元史》卷79《舆服志》载有交椅和杌子，杌子为“四脚小床”，即是如今的凳子。《宋史》卷283《丁谓传》记载，宋真宗“赐坐，左右欲设墩”，丁谓说：“有旨复平章事。”于是“更以杌进”。看来宋时杌的地位又高于墩。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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中国人常说衣、食、住、行，这四项当然是中国古代社会生活史或风俗史的重要内容。就住而论，古代主要发生两次大变化：一是自西周开始，以砖瓦木结构房屋取代了夏商时期的茅茨土阶，这是一大进步，直到清代为止，中国式的居屋大致还是沿用砖瓦木结构；二是在唐宋之际，人们在室内由席地而坐改为垂足坐，由此引起家具和礼仪方面的一系列变化。像京剧等戏曲，演出各朝各代的故事，都一律用明朝的服饰和家具。如今有一些新编的京剧，开始注意不同朝代的服饰差异，这是一种进步。但对席地而坐时代的家具和跪坐等姿势仍未有足够的表现。我常在想，可否为席地而坐时代的跪坐、拜、顿首、稽首、拜手等动作，为当时的几、矮脚床等，再设计一套艺术化的表演程式。这不仅可以丰富京剧等表演，也会使表演更接近于唐朝以前的生活真实。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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中国古代的煤、石油和天然气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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煤炭古称石炭，如今日语中仍称石炭。中国在世界上最早利用石炭，在东汉末、曹魏时已有记录，而考古发掘则更早。但大规模地、普遍地以石炭作燃料，还是在辽宋时，不仅有不少文献记载，还有不少考古发现，都是有力的证明。石炭用于民家取暖、炊食等生活消费，也用于诸如烧制砖瓦、瓷器、造船、冶铁、酿酒等手工业生产。石炭利用的扩展，是与森林资源的萎缩相平行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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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宋史》卷162《职官志》载，北宋的财务机构三司的盐铁部下设铁案，“掌金、银、铜、铁、朱砂、白矾、绿矾、石炭、锡鼓铸”。当时作为国家重点矿产仅有八种，而石炭即居其一，这是前朝所没有的事。地方上还设置如石炭务、场之类。由于石炭也成了官府的利源，东京开封的石炭场从宋神宗时的一个，发展到宋徽宗时二十多个。北宋后期，开封的木柴供应量大为减少，《鸡肋编》卷中说，市民“尽仰石炭，无一家然薪者”。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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中国的煤炭资源主要在北方，辽宋时代即是如此。北宋亡国后，金朝自然取代北宋，成为世界上主要的石炭生产国。宋使朱弁到金朝西京路，即今山西大同一带，《中州集》卷10载其诗《炕寝三十韵》描述寒冬用石炭烧炕，“西山石为薪，黝色惊射目”，“炎炎积红玉”。但南方也并非全无石炭生产，如在今江西萍乡市、四川自贡市附近的荣县、重庆市等地，都有文献或考古发掘记录。陆游《剑南诗稿》卷6《初到荣州》诗说：“地炉堆兽炽石炭。”后来意大利人马可波罗来到中国，看到中国人使用石炭，就感觉新鲜和惊奇。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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煤最早作烟尘解，《吕氏春秋•任数》有“煤枲入甑中，弃食不祥”之语。后或转用于文房四宝之墨。元代开始将石炭改称煤。如《元史》卷85，卷89《百官志》，卷94《食货志》记载，设煤木所和煤窑，征税有煤炭课。往后明清时代有关煤炭生产的记录很多，是广泛涉及人们生活和生产的一大产业。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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仅就北京而言，辽朝的瓷窑遗址中即发现煤渣。元朝大都大量使用燃煤。故设西山煤窑场。尹廷高《玉井樵唱》卷上《燕山寒》诗有“地穴玲珑石炭红，土床芦簟觉春融。”南宋汪元量入元大都，其《增计湖山类稿》卷2《湖州歌》（其九十）诗说：“地炉石炭共团圞。”都是反映当地用煤烧炕。元代末年，《庚申外史》卷上记载，“左丞相脱脱奏曰：‘京师人烟百万，薪刍负担不便。今西山有煤炭。若都城开池、河，上受金口灌注，通舟楫往来，西山之煤可坐致于城中矣。’遂起夫役，大开河五、六十里”。但最终开河失败。明丘濬《大学衍义补》卷150说 ：“京城军民百万之家皆以石煤代薪。”《钦定大清会典则例》卷137说，康熙时，“京城炊㸑，均赖西山之煤”。说明大约在一千年至七百年间，煤炭逐渐成为今北京的主要燃料。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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石油不是中国人最早发现和使用的。但人们最初只是发现从浅露的油田中流出的石油，称之为石漆、猛火油、火油、石脑油等。古代高奴县在今陕西延安市东北，《汉书》卷28下《地理志》说，当地“有洧水，可（難灬）”。看来中国人发现石油还早于石炭。《水经注》卷3引晋张华《博物志》说：“酒泉延寿县（今甘肃玉门市南）南山出泉水，大如莒，注地为沟。水有肥如肉汁，取著器中，始黄後黒，如凝膏，然极明，与膏无异。膏车及水碓缸甚佳，彼方人谓之石漆。水肥亦所在有之，非止高奴县洧水也。”唐朝段成式《酉阳杂俎》卷10《物异》说：“石漆，高奴县石脂水水腻，浮水上如漆，采以膏车，及燃灯极明。” 宋前期的《太平寰宇记》卷152《肃州》也说：“石漆：延寿城中有山，出泉注地，其水肥如牛汁，燃之如油，极明，但不可食。此方人谓石漆得水愈炽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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