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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夫九州之人，言语不同，生民以来，固常然矣。……共以帝王都邑，参校方俗，考核古今，为之折衷。搉而量之，独金陵与洛下耳。南方水土和柔，其音清举而切诣，失在浮浅，其辞多鄙俗。北方山川深厚，其音沈浊而鈋钝，得其质直，其辞多古语。然冠冕君子，南方为优；闾里小人，北方为愈。易服而与之谈，南方士庶，数言可辨；隔垣而听其语，北方朝野，终日难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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他指出，在南北朝时，标准语是北方的洛阳语和南方的金陵语，即是以“帝王都邑”为中心。陈寅恪先生的《从史实论〈切韵〉》和周祖谟先生的《〈颜氏家训·音辞篇〉注补》对此段文字有精当的解释，他们说，“盖南朝疆域内，士族悉操北音，虽南士亦鲜例外，庶族则操吴语”。“盖韵书之作，北人多以洛阳音为主，南人则以建康音为主，故曰‘搉而量之，独金陵与洛下耳。’”“盖自五胡乱华以来，中原旧族，多侨居江左，故南朝士大夫所言，仍以北方音为主，而庶族所言，则多为吴语。故曰：‘易服而与之谈，南方士庶，数言可辨。’而北方华夏旧区，士庶语音无异，故曰：‘隔垣而听其语，北方朝野，终日难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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颜之推的此段文字证明，尽管从东汉末和三国算起，存在着约四百年的南北分裂，但直到南北朝后期和隋朝，南、北方的标准语还是相同的，都是洛阳话，南方的建康话其实仍是北方士大夫带到江左的洛阳话变种。邵荣芬先生细致地研究《切韵》和《经典释文》的两个音系，认为两者正好代表了洛阳话和建康话，有相当差别。如果依颜之推之说，《经典释文》代表的当然是南方“冠冕君子”的语言，其实与民间口语颇有差别。是否可以说，《经典释文》音系与《切韵》音系的差别，犹如今天带上海腔的普通话、带广东腔的普通话与京腔普通话的差别。尽管带有方言的腔调，却仍是以京腔普通话为基准。由此看来，方块字和标准语无疑是隋代南、北方重新统一的文化基石。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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口头语言与书面语言的关系，当然是源与流的关系。事实上，直到隋朝，北方“其辞多古语”，上层士大夫与下层民众的口语差别很小，以至于“隔垣而听其语，北方朝野，终日难分”。这其实也证明当时的北方的口头语言与书面语言差别不大。在士大夫辈听来，北方民间口语也似古语般典雅。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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降及唐宋，即使在北方，口头语言与书面语言的差别显著增大了。富丽堂皇的唐诗中，已经采纳了一些当时的口语。宋代的汉文更出现了口语化的倾向。著名的大思想家朱熹的弟子所编的《朱子语类》，在很大程度上保留了朱熹使用宋代口语讲授和谈话的原貌。这证明即使像他那样文化修养很高的士人，尽管还是用古文写作，但平日的言谈，甚至讲授儒家经典，也已经不可能像六、七百年前的北方庶民那样，“其辞多古语”。今存有一篇王俊诬告岳飞的状词，全用当时的白话文。这表明由于古文与当时口语相差太大，文化水平不高的人，已经没有能力写标准古文式的书面语言。所以王明清《挥麈录馀话》卷２在转载状词时，称之为“甚为鄙俚之言”。元代的白话文又有进一步发展，当时的官方文件，如《元典章》，就是用白话文写的。但到明清时期，只有如小说之类被士大夫视为不登大雅之堂者，才使用白话文。白话文当然不能完全等同于口语，但自宋以降约八、九百年间的丰富白话文记录，还是为今人提供了此期间口语，特别是标准话变化的概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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尽管口语发生了很大变化，但因为北宋定都开封的关系，洛阳语作为标准话的地位并未改变，语言学家称之为准共同语。《耆旧续闻》卷７说：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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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乡音是处不同，惟京师，天朝得其正。”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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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说郛》卷５《谈选》说：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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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寇莱公（凖）与丁晋公（谓）同在政事堂日，闲论及天下语音何处为正，寇言：‘惟西洛人得天下之中。’丁曰：‘不然，四远各有方言，唯读书人然後为正。’”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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寇准和丁谓并相是在宋真宗晚期。此后约一百七十年，南宋陆游《老学庵笔记》卷6说：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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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四方之音有讹者，则一韵尽讹。如闽人讹‘高’字，则谓‘高’为‘歌’，谓‘劳’为‘罗’；秦人讹‘青’字，则谓‘青’为‘萋’，谓‘经’为‘稽’；蜀人讹‘登’字，则一韵皆合口；吴人讹‘鱼’字，则一韵皆开口，他放此。中原惟洛阳得天地之中，语音最正，然谓‘弦’为‘玄’，谓‘玄’为‘弦’，谓‘犬’为‘遣’，谓‘遣’为‘犬’之类，亦自不少。”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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以上三条记载表明，由于开封与洛阳相近，两地方言至少是差别极小，然而谈论语音，仍然是以洛阳“语音最正”。但洛阳方言虽然是标准语的基础，并不就完全等同于标准语，“唯读书人然後为正”，两者的差别犹如今日的北京土话与电台、电视台普通话播音的差别。在魏晋南北朝时代，据《世说新语》卷中《雅量》，《晋书》卷79《谢安传》，《南齐书》卷41《张融传》，有所谓“洛生咏”，即“洛下书生咏”，作为一种社会上层的正规和高雅语言。时光流逝长达八百年以上，而洛阳话却仍然作为宋代“读书人”标准话。当然，读书人一般用标准语，即洛阳话说话，但也可能夹带一些各自的地方腔。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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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朱子语类》卷138载朱熹与弟子问答，“因说四方声音多讹”，朱熹说，“却是广中人说得声音尚好”，“闽、浙声音尤不正”。朱熹长期生活在闽、浙，却说当地“音尤不正”，这是因为他是使用标准语说话，《朱子语类》所整理的白话文并不是闽、浙方言，而仍是以洛阳话为基准的标准语。朱熹所著的《诗集传》和《楚辞集注》中的反切，就被王力先生作为宋代音系的代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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潘家园书声 [:1706931278]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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用现代史学眼光审读《三国演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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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三国演义》当然是古人创作的一部最高明的历史小说，作者一般说法是罗贯中。此书对陈寿《三国志》及裴松之注、《后汉书》所载史实，进行巧妙的剪裁和捏合，又结合民间流传已久的三国传奇故事。此书的基本轮廓并未违背史实，却又铺叙了生动的故事，堪称是匠心独运。粗略看来，此书似乎是讲三国往事，但若依现代史学研究审读，其时代的烙印还是相当明显的。因为三国往事已时隔千余年，虚拟故事，就不免摭采作者耳濡目染的当代名物制度，掺入小说之中。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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一、刘、关、张的脸相：三国故事在民间流传已久，故在一般人的脑海中已牢不可拔。桃园结义的刘、关、张，民间印象最深者莫过于关羽和张飞的脸相。关羽红脸，丹凤眼，卧蚕眉；张飞黑脸，豹头环眼，燕颔虎；刘备则是白脸，两耳垂肩，双手过膝。其实，《三国志》卷32《先主传》只是说他“垂手下膝，顾自见其耳”，《后汉书》卷75《吕布传》载吕布临死前骂他“大耳儿”。较早的《三国志平话》中已说他“耳垂过肩”，其实是受佛教影响的夸张。《三国志》卷36只是说关羽“美鬚髯”，再无关、张其他脸相的记载。《三国志平话》和《三国演义》中，都找不出张飞黑脸的说法。但《全唐诗》卷541李商隐《骄儿诗》：“或谑张飞胡，或笑邓艾吃。”大致是南宋时成书的《玉管照神局》卷上说：“班超有豹头燕颔，果获封侯；张飞有环眼虎髭，岂不为将。”[1]无论是李商隐的诗，或是南宋的相面书所说，其实都是来源于民间传说。至于关羽，《三国志平话》说他“面如紫玉”，到《三国演义》第一回改为“面如重枣”，遂成不易之说。可见民间流传已久的关、张形象，其实没有历史记载的确证。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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二、身高：《三国志》卷18《许褚传》说他“长八尺馀，腰大十围”，大致被抄入《三国演义》第十二回。《三国志》卷36注引赵雲《别传》，说他“身长八尺，姿颜雄伟”。《三国演义》照抄在第七回中。《三国志平话》和《三国演义》中另有一些身高记录，属后人杜撰，但也大致按上述记载而上下浮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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要了解古代的度量衡是件麻烦事，若刻意求精，或适得其反。有人说，考古实物不可能弄虚作假，此说也不能绝对化。例如以古代的银铤测量斤两，结果银铤的重量就有差异，其故在于铸造者宁愿略加份量，也不敢短斤缺两，以免受罚。一般说来，当时一尺约合0.23至0.24米。许褚和赵云的身高约为1.84米至1.92米，确是非常高大者。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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三、地名和官名：演义第二回刘备除授定州中山府安喜县尉。按定州并不是三国时的古地名，定州升为中山府，更是北宋晚期的事。中山府的地名沿用到金元，明初又复定州旧名。第五回说公孙瓒路经德州平原县，德州也是同样情况。其他的后世地名就不再例举。但是，东汉末的州是作为最大的行政区划，其实相当于如今的省。演义中出现了古今地名混杂使用的情况，如荆州、益州等又是东汉时的行政区划。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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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三国志》卷36《关羽传》说：“先主为平原相，以羽、飞为别部司马，分统部曲。”然而演义第五回却说，刘德为平原县令，而“关羽为马弓手，张飞为步弓手”。元杂剧无名氏《张翼德单战吕布》和《关云长单刀劈四寇》已说两人为马弓手和步弓手。这当然又是以当时的制度改写三国故事。汉代无弓手，北宋的县尉下设弓手，用以捕盗，类似今武装警察。《金史》卷10《章宗纪》记载，金代虽沿用宋制，却分为马弓手和步弓手。从元杂剧看来，元代亦应是沿袭金制。当然，演义中也沿用许多东汉到三国的官名，古今官名混杂。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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四、剑履上殿、跣足和叉手：中国人自古是席地而坐，到唐宋之际，渐改为垂足而坐，造成了家具、礼仪等很多变化。《资治通鉴》卷59综合《后汉书》卷72和《三国志》卷６《董卓传》的记述，说他立汉献帝，“赞拜不名，入朝不趋，剑履上殿”。《三国志》卷１《武帝纪》载曹操在建安十七年，《晋书》卷１《宣帝纪》载，司马懿在小皇帝曹芳即位后，亦享有同样特权，成为后世权臣的礼仪模式。趋是入朝臣礼的急行姿态，因席地而坐，上殿脱鞋，亦不得带剑，臣子向皇帝跪坐而双手撑席称为拜，在殿上唱礼者一般须直呼臣子的名字。入朝不行趋礼，唱礼者不得直呼权臣的名字（古时有名讳的习俗），上殿不脱鞋，带剑，自然与众臣不同，大抵反映了古时席地而坐的礼仪。《三国演义》第四回、第五十九回就照抄史书上董卓和曹操的殊礼。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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汉时已有袜，但即使在社会上层，席地坐者往往有跣足的习俗，《世说新语》卷下《尤悔》记载曹彰被其兄魏文帝曹丕所毒，“太后索水救之。帝预敕左右毁瓶罐，太后徒跣趋井，无以汲”。当时的井都用瓦罐汲水。《三国演义》第三十回说曹操“闻说许攸私奔到寨，大喜，不及穿履，跣足出迎”。第六十六回说伏皇后被搜捉，“披髮跣足”。这是取材于《三国志》卷１《武帝纪》注引《曹瞒传》的记载，也是反映了三国时席地而坐的习俗。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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但是，《三国演义》第五回说十八路诸侯起兵，“玄德乃坐於末位，关、张叉手侍立於後”。第二十七回说关羽“叉手於车前问候”甘、糜二夫人。到胡华庄上，“关公叉手立於二夫人之侧”。这又都是反映了作者已处垂足坐椅的时代。按叉手礼大致是自唐以降的站礼，以左手中间三指握右手的大拇指，右手的四指伸直，稍近胸前，称为叉手，有以下事上的恭敬之意。当然不是三国时的跪坐礼节。《世说新语》卷中《赏誉》说许询与晋简文帝跪坐交谈，“不觉造膝，共叉手语，达于将旦”。此处是指两人跪坐时，以膝互相挨近，与后世的站立叉手不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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五、冷兵器：《三国演义》中最有名的兵器，是吕布的画杆方天戟、关羽的青龙偃月刀和张飞的丈八蛇矛。这在元杂剧中已是如此。从考古实物看来，商周时代的青铜兵器尚可保存，后世的铁兵器反而容易朽烂。《三国志》卷36《张飞传》说他在当阳“据水断桥，瞋目横矛”，挡住曹操追兵。依东汉孝堂山和沂南画像石中的矛的形制，与商周时的矛相近，并无缨的装饰，应非蛇矛。传世最早的兵器图已晚至北宋的《武经总要》，也不见有蛇矛的兵器。史称岳飞当小军官时，曾“持丈八铁枪”刺死金将黑风大王，但也无以考究是否即是后世所称的丈八蛇矛。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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