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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武经总要》的兵器图中刀有一种“掩月刀”，应是后世所谓“偃月刀”的鼻祖。《三国志》卷36《关羽传》并未说他使用什么兵刃，叙述斩颜良事，“羽望见良麾盖，策马刺良于万众之中，斩其首还，（袁）绍诸将莫能当者”。从今存的考古实物推测，能同时完成刺和斩首的兵器可能还是剑。实际上，剑并未如有的学者研究，已被刀所取代，自东汉末就退出军队的标准装备。这在后面还要举例。《三国志》卷54《鲁肃传》说到鲁肃与关羽为荆州谈判，“羽操刀起”，后来改编为关羽单刀赴会的传奇，与史实颇有出入。据考古资料，当时的刀一般约一米多长，为环首刀，用于砍劈的动作。古时武士也未必专用一种兵刃。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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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三国志》卷７《吕布传》两次提到戟的兵器，董卓“尝小失意，拔手戟掷布”。吕布辕门射戟确有其事，“布令门候于营门中举一只戟，布言：‘诸君观布射戟小支，一发中者，诸君当解去，不中，可留决斗。’布举弓射戟，正中小支”。据东汉孝堂山和沂南画像石，还有武威雷台出土的骑马俑，当时戟的形制也与商周相同，有一直刃，另有一横刃，即是《吕布传》中所谓“小支”。戟的兵器当时较为流行，如《三国志》卷17《张辽传》载与孙权战，“被甲持戟，先登陷陈”，孙权军“走登高冢，以长戟自守”，卷18《典韦传》说他“好持大双戟与长刀等”，“提一双戟八十斤”，折合现代的市斤约不足四十斤，但也足见其双戟之重。晚至《武经总要》兵器图中另有一种戟刀，形似后世的方天戟，但北宋时列入刀一类。由此可见，《三国演义》中的兵器其实都是元明时代的冷兵器，而非三国时的兵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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顺便谈一下海燕出版社的彩图版《中国通史》，为戴逸、龚书铎主编，又用了“中国史学会编”的名义。此书第１卷233页题为“华佗为关羽刮骨疗毒”，还有其旁的画，无疑是依据《三国演义》者，因为《后汉书》卷82，《三国志》卷29《华佗传》均不载此事，《三国志》卷36《关羽传》确有他“刮骨去毒”的记载，但并无医生姓名。《三国演义》将两事捏合，当然是小说家的巧妙，却非史实。第２卷第10页的“蜀汉桓侯张飞像”，又是仿照小说《三国演义》中的形象而画，黑脸虬髯，脚踏马镫，跃乌骓马，手挺丈八蛇矛。其实，作画者显然不知三国时至少还未发明马镫。依据考古资料，汉代骑士有鞍无镫，西晋时方有单马镫，位置较高，只是便于上、下马，东晋时才发明双马镫，与今马镫无异。作为应当向读者介绍准确历史知识的书，居然传奇与历史不分，这当然是极不负责，极不严肃的事，特别是用中国史学会的名义，更是不应发生的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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六、火药：三国时代只是冷兵器作战，而自宋以降，中国已进入冷兵器与火药兵器并用的时代。《三国演义》中记载战场指挥，如第一回有“鸣金为号”，第五回有“鼓声大振”，第三十回“土山上一阵梆子响处，箭下如雨”，第七十一回“鸣金收兵”，黄忠以白旗和红旗为号，“鼓角齐鸣”，斩夏侯渊。但许多处则是以号炮作为信号。如第七回袁绍战公孙瓒，“一声炮响”，第三十回“审配见曹军来冲阵，便令放起号炮”。又如第九十回更有诸葛亮以“地雷”火烧藤甲军，第一百三回司马懿被困上方谷，因下大雨，“地雷不震，火器无功”，都是将火药兵器用于战场。第八十四回陆逊破刘备，吴军“每人手执茅草一把，内藏硫黄、焰硝”，也是来源于作者的火药知识。号炮、地雷之类当然又是三国时不可能有的军事信号和兵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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七、斗将与回合：《三国演义》中的战争场面，千姿百态，向来为人们所称道。但又以斗将为主，一般以斗将定胜负，而斗将的计量单位是合，少者一合、数合，多者一百余合。这与冷兵器时代的战争实况还是有出入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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古代战争与现代战争当然差别极大，但将是指挥者，兵是战斗者，是相同的。古代战争或有将领身先士卒、冲锋陷阵的情况，胜负或有单兵单将发挥个人武技的因素，但总的说来，主要仍然是依赖于军队作为有组织的武装力量，发挥整体作战的威力。恩格斯引用拿破仑之说：“２个马木留克兵绝对能打赢３个法国兵，100个法国兵与100个马木留克兵势均力敌；300个法国兵大都能战胜300个马木留克兵，而1000个法国兵则总能打败1500个马木留克兵。”（《马恩全集》第14卷第320页）这是指军队整体力量胜过个人武技的优势。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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从史书记载看来，古代战争有斗将，但不是战争的主要形式，也不一定决定战争胜负。《涑水记闻》卷12记载宋军郭遵与西夏军斗将，是较为典型的斗将记录，但斗将虽胜，宋军依然全军覆没。关于郭遵的斗将，《续资治通鉴长编》卷126康定元年三月癸酉和《宋史》卷325《郭遵传》所载稍异。这是以剑上战场的一例，当时“夏国剑”被太平老人所撰《袖中锦》誉为“天下第一”的产品。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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由于将在军中的特殊地位，如何斩将，自然成了重要的战术手段。前引记载中，关羽是以麾盖为标识，方得以在万众中剌死颜良。《三国志》卷１《武帝纪》载曹操指挥斩文醜，文醜所统有“五、六千骑”，而曹操乘敌军“分趋辎重”之机，虽“骑不满六百，遂纵兵击，大破之，斩醜”。实际上应是根据某种标识，集兵突击文醜的所在部位。文醜非关羽所斩，而元杂剧关汉卿《关大王独赴单刀会》，已将颜良与文醜都说成是关羽所斩。《资治通鉴》卷292载赵匡胤攻滁州，南唐将皇甫晖“整众而出”，赵匡胤“拥马颈突陈而入，大呼曰：‘吾止取皇甫晖，他人非吾敌也！’手剑击晖，中脑，生擒之，并擒姚凤，遂克滁州”。这是战阵用剑的另一例。赵匡胤也应是利用某种标识，而直取皇甫晖。临阵斩主将，当然是取得胜负的重要战机，但传世的战例甚少，因为将的护卫总是较为严密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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依《三国演义》中的描写，如果两军列阵，两将出阵挑斗，尚合情理。然而当千军万马混战之际，两将相遇的概率自然颇低，小说中居然总是将与将遇，就不那么合于情理。《新五代史》卷25《周德威传》载，梁军“有骁将陈章者”，“常乘白马被朱甲以自异”，扬言与周德威挑战。“德威微服杂卒伍中”，“兵始交，德威部下见白马朱甲者，因退走。章果奋矟急追之，德威伺章已过，挥铁鎚击之，中章堕马，遂生擒之”。这其实还算不上是斗将的明枪交战，但陈章的白马朱甲却成了对方突击的标识。同书卷32《王彦章传》载，王彦章“骁勇有力”，“持一铁枪，骑而驰突，奋疾如飞，而他人莫能举也，军中号王铁枪”。但他最后“与其牙兵百馀骑死战。唐将夏鲁奇素与彦章善，识其语音，曰：‘王铁枪也！’举矟刺之，彦章伤重，马踣，被擒”。即使敌方仅百余人，还是利用语音，方能识别王彦章。这些记录其实都反映了两将相逢的概率之低。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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在冷兵器时代，如《三国志》卷14《程昱传》，称关羽“万人敌”，王彦章勇冠三军，但毕竟都成了败将。《新五代史》卷25称周德威“勇闻天下”，但后来与梁军接战时，“军乱”，“父子皆战死”。其原因都在于个人的武技虽高，在敌军的整体力量面前，还是微弱的。《三国志》卷55《潘璋传》载：“璋部下司马马忠禽羽。”这当然并非是马忠的个人武技胜过关羽，马忠也并未因此而遂成名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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古代的将固然有如关羽、张飞，能亲上战阵格斗者。曹操本人，据《世说新语》卷下《容止》引《魏氏春秋》，长得“姿貌短小”，显然不宜亲上战阵格斗。但他无疑是三国时代一流的军事统帅。《晋书》卷34《杜预传》记载，灭吴的大将杜预“身不跨马，射不穿札”，札是铁甲的叶片。他还是有名的学者。可见古时将的概念只是指挥者，而文武区分并不严格。宋时文武区分严格，文臣统兵，也须带文臣的官衔。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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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三国演义》中的回合，给人们印象极深，此书之前，大约属元代的《三国志平话》中，斗将即已使用“合”作为计量单位。其实，古代史书上的“合”，是指两军一次交锋。如《宋史》卷272《荆嗣传》载他率“勇敢五百人”，与北汉军“战数合”，后与辽军“接战十数合”，在唐河桥“整兵与战数合”。同书卷279《魏能传》说，他“遣其子正与都监刘知训间道绝敌行势，战数十合”。《宋会要》兵14之14，宋太宗说“至于合战还师之期”。合当是两军“合战”之意。南宋初，由于精悍的女真骑兵善于往返冲突，反复较量，故合、回合的概念使用更多，如吴玠、岳飞等军与金军鏖战，或称“血战三十馀阵”，或称“鏖战数十合”，都是同一概念。女真人自称“不能打一百余个回合，何以谓马军”。此处的回，作一次、两次的次之意，或作驰马奔回，再行合战，都说得通。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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大约合、回合的名词使用多了，就被掺入平话和演义之中。话本《杨温拦路虎传》描写打斗，就有“使一合棒”，“手起不须三两合”，“战不得一合”等句。然而改为斗将的计量单位后，其概念今人也难以说清楚。合、回合的概念在演义中用以渲染斗将，还是十分有用，试想，如果《三国演义》中刘、关、张三战吕布，或张飞战马超等情节，如无合的计量，就会显得逊色。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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八、正统论与伪托刘皇叔：中国人强调正统约有二千年上下，特别到宋代，司马光编写《资治通鉴》，虽对三国不分轩轾，还是用魏的纪年，南宋朱熹反对，主张以蜀汉为正统。《三国演义》的作者无疑是受了朱熹之说的影响，其描述明显是偏向蜀汉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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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三国演义》塑造曹操的奸雄形象自然非常成功，但也符合史实，许多情节取材于史料。在激烈的政治和军事斗争中，据《三国志》卷１《武帝纪》注引孙盛《杂记》，曹操的座右铭是“宁我负人，毋人负我”。《三国演义》第四回改写为“宁教我负天下人，休教天下人负我”。但此书力图按儒家仁厚之主的形象描写刘备，则与史实有所出入。对照《三国志》卷32《先主传》与演义第一回，刘备出场时的介绍，演义抄录了一些史料，但将史料中“喜狗马、音乐、美衣服”和“善下人”的记载删除，却加上一句“性宽和”。张飞鞭打督邮，已成民间熟悉的故事，其实是刘备做的事。史称刘备“除安喜尉。督邮以公事到县，先主求谒，不通，直入缚督邮，杖二百，解绶系其颈着马枊，弃官亡命”。这原来反映了刘备性格中的刚暴的一面，在演义中却成就了张飞的刚暴性格。陈寿在《先主传》评说刘备“机权干略，不逮魏武”，也就是说，他在激烈的政治和军事斗争中，并非不用机谋权术，只是比不上曹操。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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史书上刘备自称中山靖王刘胜之子刘贞的后裔，刘胜则为汉景帝子。按河北满城已发掘到中山靖王墓，其中的金缕玉衣等物品名闻天下。据《汉书》卷53所载，刘胜嗜好酒色，竟“有子一百二十馀人”，这在古今是十分罕见的。到王莽代汉时，就废除其后裔的中山王号。《史记》卷21《建元以来王子侯者年表》说刘贞在元朔二年（公元前127）封陉城侯，元鼎五年（公元前112），免去侯爵。《汉书》卷15上《王子侯表》则作陆城侯，其他全同。《先主传》却说刘贞在“元狩六年（公元前117）封涿县陆城亭侯”，互有异同，其时距离刘备出生有二百七、八十年。秦汉时的行政区划，县之下有乡，乡之下有亭，亭之下有里，侯有县侯、乡侯、亭侯之等差。如诸葛亮是武乡侯，关羽是汉寿亭侯。陉城县或作陆成县，治今河北蠡县南。刘贞是县侯，而《先主传》说刘贞是亭侯，显然相差很大，其实是衍一“亭”字。刘备身后二百年，裴松之为《三国志》作注说：“先主虽云出自孝景，而世数悠远，昭穆难明。”刘备说不清楚自己的世系，也不知刘贞到底是刘胜一百二十多子中的第几子，故蜀汉立宗庙，难以排列所谓左昭右穆的次序。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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刘备的世系不可考，自然严重影响到蜀汉的正统地位。司马光在《资治通鉴》卷69说：“昭烈之於汉，虽云中山靖王之後，而族属疏远，不能纪其世数名位，亦犹宋高祖称楚元王後，南唐烈祖称吴王恪後，是非难辨，故不敢以光武及晋元帝为比，使得绍汉氏之遗统也。”既然说不清楚世系，就迹近于后世的刘裕和徐知诰冒认祖宗。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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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三国志平话》已称刘备“汉景帝十七代玄孙，乃中山靖王之後”，为汉献帝的“皇叔”。《三国演义》第一回多少照抄《先主传》的记载，称刘贞封涿鹿亭侯，后“失侯”。但在二十回中又居然排列出从刘贞到刘备的十七代，“贞生沛侯刘昂，昂生漳侯刘禄”，如此之类，个个有名，代代封侯，只有刘备祖父刘雄、父亲刘弘不封侯。这当然是纯出伪托，史书自刘贞免去侯位之后，就没有记载，而依汉代皇族封王侯之制，如果代代王侯，也只能世袭同一王侯位，不可能每代换一王侯封名。此种作伪，无非是为肯定刘备的正统地位。故民间流传的“刘皇叔”当然不合史实，汉献帝从未认刘备为族叔。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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九、关、张的军事地位和民间影响：关羽和张飞作战勇猛，但是，如果从《三国志》和裴注所载的史实出发，当然又算不得三国时的一等军事英雄。然而关羽和张飞在民间的传奇影响，却是为时甚早。唐朝以姜太公立武成王庙。据《唐会要》卷23，七十二弟子中就有关羽和张飞。北宋初，宋太祖将包括关羽和张飞在内的二十二将撤出庙庭，有梁周翰上奏反对，说到这些名将在民间的影响，“樵夫牧稚，咸所闻知”。后来宋徽宗时武成王庙配享、从祀七十二将的名单，三国时的有诸葛亮、张辽、关羽、张飞、周瑜、吕蒙、陆逊、邓艾等。其实还是拔高了张辽与关羽、张飞的军事地位。岳飞出身于社会下层。他特别崇拜关羽和张飞，其理想是“使后世史册知有与关、张齐名”。这当然不是熟读《三国志》的结论，而是受唐宋以来的民间传奇的影响。南宋以来，关、张的民间影响就更大。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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用现代史学眼光审读《水浒传》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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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水浒传》当然不是一部历史小说。宋江在历史上确有其人，却称不上历史人物。有关他的史料，如前辈学者余嘉锡先生的《宋江三十六人考实》、张政烺先生的《宋江考》等早已作了整理。梁山泊是在五代后晋到北宋，因黄河屡次决口泛滥而形成的湖泊，据《金史》卷129《李通传》载，到金海陵王攻宋时（公元1161年），已是“梁山泊水涸”，其水量远非昔比，所以金军制造的战船无法通过，而运到大江北岸。梁山泊与宋江的活动并无多少关系。《水浒传》所述的虚构故事，自南宋到明朝流行了二三百年，经过说书人的不断加工，内容愈来愈丰富，由最初的三十六人发展到一百零八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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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水浒传》主要是反映社会中下层的社会生活，如此广泛的、跨越几个朝代的生活面，在古典小说中是独一无二的。但对于此书究竟反映的是哪朝哪代的社会生活，文学史家们是不可能解决的。历史学家对此也有分岐。例如吴晗先生生前认为主要是反映元代的社会生活，前辈学者李埏先生特别在《〈水浒传〉中所反映的庄园和矛盾》[2]一文中指出，在全传第82回以上和第111回以下两部分成书较早，可以反映宋代社会。他特别将书中的庄园与宋代的庄园作了对比和考察。上世纪五十年代，何心先生著有《水浒研究》，[3]对于此书中的地名、官名、阶层、风俗等分别作了归纳和分析，给人们以相当大的启发，可惜编电视剧者没有参考此书，造成不少本可避免的错误。当然，何心先生不是专门研究历史的，我们还可在他的研究基础上再作一些发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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依笔者个人之见，《水浒传》反映的社会生活是驳杂的，宋、元、明代都有，正好遗留下各代说书人对《水浒传》故事进行增补和加工的蛛丝马迹。本文所使用的是较早的百回本，一般研究认为，征田虎和王庆的内容是后来添加的，便成一百二十回本。今分述于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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一、官制：小说第三回有“老种经略相公”和“小种经略相公”，按种氏是北宋三代将门，如依小说所述的宋徽宗时推算，有种师道和种师中兄弟。据《宋史》卷335《种师道传》和《种师中传》，北宋季年，种师道“天下称为‘老种’”，他曾任知渭州，按照宋制，必兼泾原路经略安抚使。种师中曾任知庆阳府和秦州，按官制必兼环庆路和秦凤路经略安抚使。“经略相公”确是保留宋人的称谓习惯。如岳飞当低级武将时，给大将刘光世的公文中称对方为“安抚相公”。[4]他任高官后，百姓或可称他“宣相”，[5]即“宣抚（使）相公”。小说第七十六回称童贯为“枢密相公”或“枢相”，这也是宋人的习惯官称。[6]相公一词，宋时是对高官的尊称，后代却愈来愈贬值。如元杂剧关汉卿《钱大尹智宠谢天香》中，称钱大尹为“相公”，就不算高官了。小说第十八回称郓城县的“知县相公”，第二十八回称施恩之父为“管营相公”，又是宋代社会不可能有的称呼。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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此外，如小说第二回称高俅为“高殿帅”，第五九回称“殿司太尉”宿元景。殿司是殿前都指挥使司的简称。金朝改为殿前都点检司，而元朝不设。殿帅或殿司太尉都是宋时的习惯称谓。在此种场合下，太尉是作为武人的尊称。宋朝也设正式的高官太尉，但人们却习惯另呼为“两府”。如小说《碾玉观音》称太尉刘錡为“刘两府”。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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