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六、见面礼节:自唐迄宋,由于汉人改变了席地而坐的习俗,引起礼节上的变化。一般是行揖礼,连带有叉手和唱喏。《事林广记》卷4有《叉手法》和《祗揖法》,“凡揖人时,则稍阔其足,其立则稳。揖时须是曲其身,以眼看自己鞋头,威仪方美观。揖时亦须直其膝,不得曲了,当低其头,使手至膝畔,又不得入膝内。喏毕,则手随时起,而叉於胸前。揖时须全出手,不得只出一指,谓之鲜礼。揖尊位,则手过膝下,喏毕,亦以手随时起,叉手于胸前也”。“叉手,以左手紧把右手〔大指〕,其左手小指则向右手腕,右手皆直其四指,以左手大指向上,如以右手掩其胸,不得着胸,须令稍离”。唱喏无非是致敬语,《夷坚支丁》卷5《李晋仁喏样》说李祐为县令,参拜磁州知州,“初上谒,鞠躬,厉声作揖。守惊顾,为之退却”,“明日再至,但俯首拱敬,而不启齿”,知州“大怒”,他最后向知州具状说:“高来不可,低来不可,伏乞降到喏样一个,以凭遵禀施行。”成为当时的一个笑话。元代王实甫《崔莺莺夜听琴杂剧》第三折,张珙见红娘,称“拜揖小娘子”,红娘唱“则见他叉手忙将礼数迎,我这里‘万福,先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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但契丹人、党项人、女真人、蒙古人的见面礼又各不相同。《金史》卷35《礼志》说:“金之拜制,先袖手,微俯身,稍复却,跪左膝,左右摇肘,若舞蹈状。凡跪,摇袖,下拂膝,上则至左右肩者,凡四。如此者四跪,复以手按右膝,单跪左膝而成礼。”但有的记载是“跪右膝,蹲左膝”,[17]左右膝位正好相反。蒙古人最初是“左跪以为拜”。[18]后似混同汉俗,改为双膝跪拜。[19]文天祥《文山先生全集》卷17记载自己被俘到元大都,丞相博罗召见,文天祥“长揖”,通事(翻译)命他“跪”,文天祥说:“南之揖,即北之跪,吾南人,行南礼毕,可赘跪乎?”[20]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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小说第二回王进见高俅,“参见太尉,拜了四拜,躬身唱个喏,起来立在一边”。第七回林冲在白虎堂见高俅,“执刀向前声喏”。第十一回林冲见王伦,也是“向前声喏”。第十六回杨志见梁中书,“叉手向前,禀道”。第二十四回武松见潘金莲,“推金山,倒玉柱,纳头便拜,那妇人向前扶住”。潘金莲失手滑竿打了西门庆,“叉手深深地道个‘万福’”。第二十五回何九叔见武松,“叉手道”。第三十回“武松到厅下,拜了张都监,叉手立在侧边”。小说中的唱喏也有不同,如第二十四回西门庆初见潘金莲,王婆笑他“却才唱得好个大肥喏”;第二十六回“请到四家邻舍”,“武松唱个大喏”;第二十九回“武松听罢,唱个无礼喏”;第三十回“武松只得唱个无礼喏”;第三十八回宋江等四人“大家唱个无礼喏”;第四十九回解珍、解宝见毛太公,“声了喏”;乐和“看着顾大嫂唱个喏”;第五十五回汤隆“叉手向前,说出这般军器和那个人来”;第五十九回宋江向宿太尉“躬身唱喏”;第七十四回李逵到寿张县做假知县,“两个吏员出来厅上,拜了四拜,跪着道:‘头领到此,必有指使。’”“公吏人来,擎着牙杖、骨朵,打了三通擂鼓,向前声喏”;第八十一回,“燕青便起身,推金山,倒玉柱,拜了八拜”,为的是压住李师师的“一点邪心”。古代的拜,在席地而坐与改为垂足而坐时,并不相同,小说中的拜应是作揖。此类看来都是汉人礼节,而不是蒙古人的礼节。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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七、阶级:据自宋以降的史料记载,中国很明显的是以租佃制为基础的阶级社会,乡村以租佃制为主,但也有雇佣制。第二回描写史家庄,“田园广野,负佣庄客有千人;家眷轩昂,女使儿童难计数”。第四十一回穆弘打发庄客,“有不愿去的,都赍发他些银两,自投别主去佣工”。第四十三回李达“是在人家做长工”。第四十六回店小二说祝家庄,“庄前庄後有五、七百人家,都是佃户”。这些都是反映了农村的基本阶级状况。但在元代社会中,北方各族地主还使用驱奴耕作,这在小说中得不到反映。所以李埏先生认为《水浒传》的庄园反映的是宋代社会,是有道理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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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十九回阮小二说:“也莫说蔡太师差幹人来,要拿我们。”第七十五回也有“太师府幹人来请”,第九十一回又有“陈将士家幹人”。幹人见于宋代史籍,是富贵人家高级仆人的专称,受主人委托,从事经营田庄、收地租、放债等。在主人面前,幹人还是奴仆,有尊卑之分,但在普通平民面前,又往往高人一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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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七回林冲说:“女使锦儿自和荆妇去庙里烧香。”第二十四回潘金莲为“一个大户人家”的“使女”,又称“女使”。第三十回、三十一回张都监家的“丫嬛、养娘”也可称“女使”。宋人也有“养娘”的称呼,小说《碾玉观音》韩世忠府中有“秀秀养娘”。第五十六回徐宁家的丫环也称女使。女使又是宋代女仆的专门法律名称,与主人有某种雇佣关系。在金元社会,由于女真、蒙古等族带来的落后的奴隶制,广泛存在着良人与奴婢的严格差别,奴婢往往称为驱口、驱奴,其社会地位低于宋之人力、女使。《水浒传》中没有出现驱口、驱奴等词。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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八、民族:宋人一般称女真人为番人或虏人,至于女真人称呼宋人,据《大金国志校证》卷19承安二年记事,应称“南虏”。宋人称蒙古为鞑虏、鞑人,蒙古人称汉人,据《通制条格》卷2《投下收户》,为“汉儿、蛮子”。汉儿是沿用自辽以来对北方治下汉人的称呼,而蛮子是指原南宋治下的汉人。小说第二十九回酒保称武松:“眼见得是个外乡蛮子。”第八十七回兀颜统军的左右说:“俺这小将军布了四个阵势,都被那蛮子识破了。”无疑是沿用了蒙古人的称呼。第四十一回说马麟“原是小番子闲汉出身”,又沿用了汉人的称呼。关于闲汉,《东京梦华录》卷2《饮食果子》说,在酒肆中“近前小心供过使令,买物命妓,取送钱物之类,谓之闲汉”。《梦梁录》卷16《分茶酒店》记载相同,可能为元代所沿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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有趣的是小说第十一回引用了咏雪的《百字令》词,说“乃是大金完颜亮所作”。按金帝完颜亮的词作,周峰先生著《完颜亮评传》,做过一些整理,《夷坚支景》卷4《完颜亮词》录其两词,却不见此《百字令》。第六十回说段景住“盗得一匹好马”,“唤做照玉夜狮子马,乃是大金王子骑坐的”,又说曾头市“这老子原是大金国人,名为曾长者”。女真人移居中原,一般住在千户寨,与原来的州县形成平行的行政单位,呈插花状,曾头市似有千户寨的影子。第七十八回高俅说到十节度使与“大金、大辽等处”作战建功。对辽金以“大辽”、“大金”相称,则无贬意。小说描写征辽,第八十三回有“辽国洞仙侍郎孛堇相公”,第八十四回称“大辽郎主”。按孛堇是女真语音译,意为官人,[21]郎主是金人称呼皇帝,[22]均非辽制。第八十六回有兀颜光都统军,按兀颜非辽代契丹姓,而是女真姓。[23] 这些都反映小说作者们距离辽朝远,而距离金朝近,故误将金朝的一些名词姓氏张冠李戴。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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九、祖贯:今人使用籍贯一词,但在古代,籍与贯有区别。已故著名秦汉史和明史专家、前辈学者王毓铨先生在《文史知识》1988年第2期发表《籍·贯·籍贯》作了论证。《魏书》卷110《食货志》称“诸州户口,籍贯不实”,两字联用,《魏书》中还有一些使用籍贯的记录。据《宋会要》选举15之8、18—19,一方面是有户籍,另一方面是有本贯、户贯、乡贯等名词,其词义相近。同书选举14之13谈论科举发解,则称“本州列其贯籍,考其艺能”,其意与《魏书》相同,反映了籍贯尚未成为固定名词。《水浒传》中出现的一般是祖贯。第十四回刘唐自称“祖贯东潞州人氏”,吴用“祖贯本乡人氏”。第三十二回介绍燕顺、王英和郑天寿都分别用“祖贯”。第三十五回吕方和郭盛分别为“祖贯潭州人氏”和“祖贯西川嘉陵人氏”。第三十七回薛永自称“祖贯河南洛阳人氏”,宋江自称“祖贯郓城县人氏”。第三十八回戴宗介绍李逵“祖贯是沂州沂水县百丈村人氏”。第四十一回介绍欧鹏等四人,也都用“祖贯”。第四十四回杨林“祖贯彰德府人氏”,裴宣和孟康也都用“祖贯”,石秀自称“祖贯是金陵建康府人氏”。第四十六回时迁“祖贯是高唐州人氏”。第四十九回乐和自称“祖贯茅州人氏”。第五十七回“李忠祖贯濠州定远人氏”。第六十回樊瑞“祖贯濮州人氏”,段景住“祖贯是涿州人氏”。按元朝的《通制条格》卷6《军官袭替》除“本贯”、“元籍”外,另使用“籍贯”,规定“开写几年分,是何路府州县附籍”,可知元代的籍贯也含有迁移后的户籍所在之意。《元史》中有多处使用“籍贯”,如此书卷84《选举志》:“中统三年(公元1262年),诏置簿立式,取会各官姓名、籍贯、年甲、入仕次第。”卷105《刑法志》:“诸阑遗人口到监,即移所称籍贯,召主识认。”卷173《崔彧传》,他向元世祖建议:“自今调官,宜如旧制,避其籍贯,庶不害公。”明代小说《喻世明言》(《古今小说》)第二卷《陈御史巧勘金钗钿》则称“有个陈濂御史,湖广籍贯”,表明今人使用的“籍贯”一词,大致是始于元明。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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十、衣食:关于《水浒传》中的衣食,何心先生在《水浒研究》中专门作了归纳,今作一些补充。中国古代的传统衣料是丝和麻,至宋元明三代,才逐步被棉所取代。这个取代过程长达几百年。小说中见不到棉、木绵等词,第二回史进送朱武等“三领锦袄子”。第二十四回王婆要求西门庆“买一匹白绫、一匹蓝绸、一匹白绢,再用十两好绵”,为自己做衣服。西门庆应允,“买了绫、绸、绢段并十两清水好绵”。第三十回施恩给武松“包裹里有两件绵衣”。第六十五回“张顺自打开衣包,取出绵被”。可见当时的丝絮和丝织品还是广泛使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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烧酒发明于何时,学界存在争议。从小说中看,饮酒固然也用杯和盏,但好汉们还是常用碗饮酒,第十六回智取生辰纲是以酒解渴,第二十三回武松打虎,是有名的“三碗不过岗”,看来都属酒精含量甚低的酒,至少说明烧酒尚不普遍。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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小说第二十四回王婆为潘金莲“点盏茶来”,另一处是她“点两盏茶来,递一盏与西门庆,一盏递与这妇人”。点茶为宋代所盛行,可参见沈冬梅先生《茶与宋代社会生活》第二章。[24]但第十八回何涛到茶坊“吃了一个泡茶”。这反映了处于从点茶到泡茶的交替时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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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二十四回说“王婆买了些见成肥鹅熟肉、细巧果子归来,尽把盘子盛了果子,菜蔬尽都装了”。若参对《武林旧事》卷6和卷9,可知所谓“果子”不是一般意义上的水果,而是果脯之类,而“菜蔬”是指酱、糟、齑、鲊之类,所以王婆买来就吃,不需要烹饪。第二十一回闫婆接待宋江,第三十八回宋江等在江州琵琶亭吃喝,也都有类似描写。据《武林旧事》卷9,宋人食用果品,是在饭前,《水浒传》就反映了此种习俗。此外,武大郎卖“炊饼”,其实是馒头一类,宋时原称“蒸饼”,因避宋仁宗赵祯御讳而改名。[25]第二十六回有“卖餶飿儿的张公”,餶飿也是宋代的面食。何心先生引证小说第九回、第十四回、第三十八回,说:“宋朝人饮酒,往往先吃一道汤。”对照原书,有不确切之处。其实,这似乎更像契丹人和女真人的习俗,当时汉人待客,是先茶后汤,而契丹人和女真人是“就座点汤”,“先汤后茶”,[26]汤往往在吃正食之前饮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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十一、钱币:北宋末到南宋的钱币有铜、铁钱和纸币,纸币称交子、会子、关子和钱引。金朝铜钱不足,大量发行纸币,一般称交钞,开始出现“钱钞”联用,见《金史》卷48《食货志》泰和七年记事。“钱钞”一词一直沿用到明朝。纸币成为元代的主币。《水浒传》第七回鲁智深说:“什么道理叫你众人们坏钞。”第四十五回潘公对和尚说:“甚么道理教师父坏钞。”坏钞即是破费。第十回李小二说草料场“有些常例钱钞”,第十二回杨志要将宝刀“拿去街上货卖得千百贯钱钞”,也都是使用“钱钞”一词。但小说描写的实际商品交换中,并无使用纸币,使用银者居多,使用钱币和黄金者居少。第十六回智取生辰纲,白胜卖酒,开价“五贯足钱一桶,十贯一担”,众军健“凑了五贯足钱来买酒吃”。第七回林冲买刀,定价一千贯,却是“将银子折算价贯”。但小说中更多的是直接支付白银,并不以钱币折算。这些无疑是反映了明代社会的货币使用情况,当时白银已成为主币。第十二回牛二“讨了二十文当三钱”,第三十七回张横说到钱币,有“省贯百钱”、“五百足钱”。此类币制特别流行于宋代,有所谓省钱,如七十七文当一百文使,一百文就成足陌。又有折二钱、折三钱、当五钱、当十钱之类,[27]即一文钱相当于二文至十文使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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十二、生辰纲:小说第十六回智取生辰纲自然是精彩的故事,但人们未必都知道“纲”的来历。《新唐书》卷53《食货志》载,刘晏组织漕运,“每船受千斛,十船为纲,每纲三百人,篙工五十”。宋时纲的名称使用最多,一般是以一定数额的同类物资编组为一纲,如铜钱是以二万贯为一纲,金以二万两为一纲,银以十万两为一纲,[28]米以一万石为一纲。汴河运粮,五百料船以二十五艘为一纲,四百料船以三十艘为一纲,一料相当于一石载重量,每艘船以八分载重量计算,正好各是一万石。[29]前面引用的宋代押纲使臣,即是负责纲运者。小说中以“十一担金珠宝贝”的私人礼物,却组织军人运送,依习惯的计量,也组成了一纲。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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用现代史学眼光审读《三言》和《二拍》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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笔者在学生时代读过《三言》,在个人的粗浅印象中,一直将《三言》、《二拍》之类视为明代小说和史料。直到拜读漆侠先生《知困集》中的《〈三言二拍〉与宋史研究》,[30]方知其中的一部分脱胎于宋人话本,是可作宋代史料使用的。漆侠先生的文章主要是从经济史的角度,论析了《三言》、《二拍》的若干史料价值。最近因为撰写《水浒传》的文章,必须以宋元话本、元杂剧和《三言》、《二拍》作为参照系,在翻查《三言》、《二拍》时还是有所心得。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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宋人话本并无原始的宋本传世,即使是较早的《京本通俗小说》、《清平山堂话本》之类,或系元人写本,或系明嘉靖时刊印,而《三言》、《二拍》成书更晚,故后人的窜改就势不可免。这是使用此类史料时必须注意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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即以《冯玉梅团圆》为例,其中有“我宋建炎年间”,明显是宋人的口吻。但书中称金人为“鞑虏”,又可证明不是南宋前期或中期的作品,因为南宋称金人和女真人为“虏人”或“番人”,直到后期方称蒙古人为“鞑虏”之类。此处分明是将女真人误用蒙古人的称呼。此小说的故事来源于《说郛》卷37《摭青杂说》。《摭青杂说》中的“吕忠翊”和“广州使臣贺承信”,完全是宋人的习惯官称,意即是吕姓忠翊郎和贺姓承信郎,承信郎也确是包括在低品武官“使臣”的通称之内。然而在话本中,却改为“关西一位官长,姓冯,名忠翊”,这就流露出后人的窜改痕迹。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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再说《拗相公》。话本末尾有“後人论我宋元气,都为熙宁变法所坏”,是宋人口吻。但其中又有“北宋神宗皇帝年间”,宋人并无将本朝区分为北宋和南宋之语,属后世窜改无疑。话本中记述王安石雇驴骡,命仆人“江居把银子称付主人”,这也不大符合宋人的用银习惯,宋人即使用银,一般是以银折钱。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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显然,唯有将传世的宋人话本和《三言》、《二拍》中的后人窜改之语辨别和剥离,宋人话本与《三言》、《二拍》中的记录方可作为宋代史料使用。此外,《三言》、《二拍》中的故事,如果能找到更原始的宋人话本,当然就不必再用两书中的记录。例如《警世通言》卷4《拗相公饮恨半山堂》,卷12《范鳅儿双镜重圆》即是脱胎于上述《拗相公》和《冯玉梅团圆》,就不须再将此两回书用作宋代史料。今人搜采宋代史料,应注重载于《三言》、《二拍》中,而如今已找不到更原始记录的宋人话本。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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然而《三言》、《二拍》中也有虽是讲宋代故事,其实却是明人创作的“拟话本”。欲精确分辨明人的拟话本与宋人的旧话本,自然是困难的事。依个人的阅读经验,明人模拟者,在追拟宋代名物制度的细微处,是不大可能惟妙惟肖的;而经明人加工的宋人话本,即使搀杂了明代的名物制度,也必然在名物制度的细微处,能够惟妙惟肖地反映宋代社会生活的现实。如果在名物制度的细微处能确定为宋代者,大致可依宋人话本处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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由于漆侠先生已经罗列了《三言》、《二拍》中的若干宋代经济史料,以下主要就他的论文之外,摭拾若干零星史料,进行考订,以补史之阙文。今列举如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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一、制度:《二刻拍案惊奇》卷5《襄敏公元宵失子,十三郎五岁朝天》看来是大致照抄宋话本。如说“秦申王荐于高宗皇帝”,是南宋人的口吻。话本说:“有一个宗王家在东首。有个女儿名唤真珠,因赵姓天潢之族,人都称他真珠族姬。”又称宋神宗皇后为“钦圣皇后”,王韶的儿子王寀入宫,“妃嫔每要奉承娘娘,亦且喜欢孩子”。按宋神宗后向氏的谥号确是钦圣。据《铁围山丛谈》卷1:“国朝禁中称乘舆及后妃多因唐人故事,谓至尊为官家,谓后为圣人,嫔妃为娘子,至谓母后亦同臣庶家,曰娘娘。”如宋哲宗称祖母高后为“娘娘”。宋徽宗时,一度改称宗女为“族姬”,为时不长。南宋话本的记载虽然不准确,但非后人所能杜撰。“妃嫔每要奉承娘娘”,“娘娘”照理应称“圣人”,可能是宋人尊向氏为太后,故称“娘娘”,也可能是经明人窜改,或南宋后期已将“圣人”改称“娘娘”,这有待进一步考证。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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