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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醒世恒言》卷13《勘皮靴单证二郎神》说：“保和殿西南有一坐玉真轩，乃是官家第一个宠倖安妃娘娘妆阁。”也以“娘娘”相称。《宋史》卷243《刘贵妃传》，“时又有安妃刘氏者，本酒保家女”，“擅爱颛席”，“林灵素以技进，目为九华玉真安妃，肖其像于神霄帝君之左”。安妃本非宋朝贵妃之类正式的“内命妇”等级名号，[31]而是因宋徽宗迷信道教而赐名。另可参见《宋史》卷462《林灵素传》。小说中对玉真轩的描述，引用的蔡京诗：“保和新殿丽秋辉，诏许尘凡到绮闱。雅宴酒酣添逸兴，玉真轩内看安妃。”可在《宋人轶事彚编》卷2《碧湖杂记》中得到印证，[32] 其中蔡京诗只有几个字的差异。宋朝宫女也有依外命妇名号，“或封国夫人、郡夫人”。[33]小说着重描写“内中有一位夫人，姓韩，名玉翘”，称“韩夫人”，即是封号为国夫人、郡夫人者。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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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二刻拍案惊奇》卷14《赵县君乔送黄柑，吴宣教干偿白镪》，“话说宣教郎吴约，字叔惠，道州人，两任广右官。自韶州录曹赴吏部磨勘。宣教家本饶裕，又兼久在南方，珠翠香象，蓄积奇货颇多，尽带在身边随行。作寓在清河坊客店。因吏部引见留滞，时时出游伎馆”。在受骗后，“看看盘费不勾用了，等不得吏部改秩，急急走回故乡”。此段记事完全符合宋代的史实。宣教郎是从八品文阶官，录曹是录事参军的简称。因宋代对外贸易发达，广南韶州的官员容易拥有“珠翠香象”的奇货。宋时“磨勘”为铨选的重要组成部分，邓小南先生《宋代文官选任制度诸层面》[34]有详细论述，而“磨勘”的结果正是“改秩”，即升官，而非除授实职“差遣”。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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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古今小说》（《喻世明言》）卷11《赵伯昇茶肆遇仁宗》有西川“王制置”，宋仁宗又命赵旭出任“新制置”，“制置”是制置使的简称，属宋时的方面大员，后世不设此官。“仁宗问司天台苗太监”，宋时设司天监，其长官可称大监，大监与太监通用。此处无疑是宋人话本使用本朝的官称，可与史籍互相印证。太监一词，宋与明清的词义迥异，明清时成了宦官的称谓。若将宋代的宦官称为太监，便成无知妄说。《襄敏公元宵失子，十三郎五岁朝天》记载宦官，则称“穿宫的高品近侍中大人”。据《宋史》卷169《职官志》，宋朝宦官有阶官称“高品”和“祗候高品”，宋徽宗时改称“左班殿直”和“祗候殿直”。宦官分属内侍省或入内内侍省。所谓“穿宫的”可能即是指入内内侍省。宦官称“中大人”，似可补史料之缺佚。但“中大人”一词如果用于第二人称时，为“某（姓）中大人”，在汉语中似嫌拗口。另据《云麓漫钞》卷3，“今人呼中官之次者曰阁长”，“今呼内官阁长以上为大官，亦始于唐”。大约在第二人称时可称“某大官”或“某阁长”。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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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令公”一词，原意专指中书令。《世说新语》卷上《德行》称晋朝中书令裴楷为“裴令公”。《魏书》卷４８《高允传》，高允任中书令，“高宗重允，常不名之，恒呼为令公。令公之号，播于四远矣”。唐季五代，武将藩镇往往加中书令的虚衔，称号遂滥。《古今小说》卷６《葛令公生遣弄珠儿》称五代后梁大将葛周为令公，说他有“中书令兼节度使之职”。据《旧五代史》卷16和《新五代史》卷21，葛从周或称葛周，但他生前授侍中，并无中书令的头衔。可见所谓“葛令公”，亦不过出自宋代说书人的随意杜撰。小说称申徒泰由葛周“补他做个虞候”，又“令公分付甲仗库内，取熟铜盔甲一副”。按虞候是唐宋时的官称，又当时称兵器库为甲仗库，故此卷可大致判定为宋话本。今人最熟悉的“令公”，当然是“金刀杨令公”，至今戏曲中传唱不衰。按《宋史》卷272《杨业传》，他在生前只是一个战区副司令，其官衔是雲州观察使，按宋时习俗，可称杨观察；身后追赠太尉、大同军节度使。北宋前期，太尉是三公之一，官位甚高。但在宋人话本《杨温拦路虎传》说：“话说杨令公之孙，重立之子，名温，排行第三，唤做杨三官人。”杨业即使在身后并无中书令之官衔，而讹称杨业为杨令公，亦是由来已久。《古今小说》卷９《裴晋公义还原配》称唐朝宰相裴度为“裴令公”，卷15《史弘肇龙虎君臣会》称五代史弘肇为“四镇令公”，符彦卿为“符令公”。裴度、史弘肇和符彦卿确是“拜中书令”，“兼中书令”。[35]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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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史弘肇龙虎君臣会》最后交待说：“这话本是京师老郎流传。”应是南宋说话人的口吻，南宋人往往仍称开封为京师，而称临安为行在。其中有“郭部署向前与尚衙内道”。按宋英宗赵曙即位后，部署就避其御讳，改称总管，话本中居然保留了他的御讳，可证明是创作在他登基前。小说中又有“怎见得司理院的利害”，按五代时，诸州设马步院，宋太祖开宝六年（公元973年），“改马步院为司寇院”，宋太宗太平兴国四年（公元979年），又“以司寇院为司理院”。[36]由此可见，此话本最初的创作时限，应在宋太宗到宋仁宗时。但此后显然又辗转修改，如小说中提及“村东王保正家”，保正又是晚至王安石变法时方才创设。小说的风格颇与宋人话本《碾玉观音》相似，在开头引用了不少宋诗，而对作者都是避免名讳，只使用号或官称，如“洪内翰”是洪迈，“张紫微”是张嵲。两人都是南宋人，这又是南宋时再行加工的明证。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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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裴晋公义还原配》有一些属唐宋时代的官名，如“唐璧授湖州录事参军”，又“复除湖州司户参军”。“外面一人，约莫半老年纪，头戴软翅纱帽，身穿紫絝衫，挺带皂靴，好似押牙官模样”，“紫衫押牙”，押牙即是押衙。此类官名非金元以降所有。同书卷８《吴保安弃家赎友》有“蔚州录事参军”、“代州户曹参军”之类官名，也可反映话本产生的时代。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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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警世通言》卷３０《金明池吴清逢爱爱》以开封著名的游览胜景金明池为背景，“忽一日，有两个朋友来望，却是金枝玉叶，凤子龙孙，是宗室赵八节使之子，兄弟二人，大的讳应之，小的讳茂之”。“节使”是节度使的简称，宋朝确有宗室授节度使虚衔的制度，而元明无节度使官衔。宋人称呼也有官衔前加排行的习俗，但宗室不呼姓。如《朱子语类》卷130说：“有宗室十五太尉者，名叔向。”参照《宋史》卷234《宗室世系表》，宋太祖弟魏王赵廷美的五世孙都是“之”字为辈，如赵动之、赵葵之等，故小说大致是反映了宋朝的宗室制度。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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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古今小说》卷17《单符郎全州佳偶》中有“扬州府推官”，称府当然是明代的事。但故事中确有不少宋代的名词，如“单司户”是单姓司户参军，“郑司理”是郑姓司理参军，“邢四承务”是邢姓老四，任承务郎。邢春娘说：“我司户正少一针线人。”据《说郛》卷７３《旸谷漫录》谈到宋代士大夫雇用女使，“有所谓身边人、本事人、供过人、针线人、堂前人、剧杂人、折洗人、琴童、棋童、厨娘，等级截乎不紊”。小说中称“值金鞑子分道入寇”，既用“鞑子”的称呼，又可证明为南宋晚期，或是明代人改写。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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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警世通言》卷28《白娘子永镇雷峰塔》是目今所见最早的白蛇传故事，大致是照抄宋人话本，但也掺杂了明代的若干名物。例如货币使用银两，这是明代的情况。许宣姐夫寻思说：“今日坏得些钱钞。”“钱钞”两字联用，已非宋人词汇，而是金元明的词汇。白娘子自称“奴家是白三班、白殿直之妹”。按宋朝有左、右班殿直，本是北宋正九品武阶官，[37]属三班院管辖。宋徽宗时又改为宦官的阶官，而武官的左、右班殿直改名成忠郎和保义郎，三班院则在无丰时已改为吏部侍郎右选。“白三班”大约是指白姓勾当或管勾三班院公事，既有“三班”和“殿直”，就只能是元丰改制前的武阶官，似可证明白娘子传奇最早应起源于北宋时，后经各代说书人辗转修改。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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小说是以南宋为背景，开头说：“话说宋高宗南渡，绍兴年间，杭州临安府过军桥黑珠巷内，有一个宦家，姓李名仁。见做南廊阁子库募事官，又与邵太尉管钱粮。”小说中称“李募事”。“南廊阁子库募事官”找不到史料印证，但校注者严敦易先生估计“当是指的宋代的左藏南库”，而“募事官是小吏性质的杂职”，看来有一定道理，这反而是明人难以杜撰者。太尉则是武人尊称。许宣是李仁妻弟，“在表叔李将仕家生药铺做主管”。“将仕”当然是将仕郎。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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小说叙述许宣找白娘子，“迳来箭桥双茶坊巷口”，白娘子住宅“对门乃是秀王府墙”。后来“做公的”要抓白娘子，也“迳到双茶坊巷口秀王府墙对黑楼子”。按秀王是宋孝宗的生父，“追封秀王，谥安僖”。[38]《梦粱录》卷10《诸王宫》载：“秀安僖王府，在後洋街。”《淳祐临安志》卷７《桥梁》：“黑桥：秀王府解库前。”虽与小说中的地名不合，但《咸淳临安志》卷21《桥道》所载的桥名就与前一地方志有异，故小说记载的秀王府方位未必就是杜撰。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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小说叙事说：“那大尹随即便叫缉捕使臣何立，押领许宣，去双茶坊巷口捉拿本妇前来。”《勘皮靴单证二郎神》有“缉捕使臣王观察”，“三都捉事使臣姓冉名贵”。使臣是宋朝八、九品的十等武阶官的通称。缉捕使臣当然是宋代特有的官称，《永乐大典》卷14626《吏部条法》第25页就有“临安府缉捕使臣”,可知这确是宋制。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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小说叙述许宣被判刑，“决杖免刺，配牢城营做工，满日疏放。牢城营乃苏州府管下”。后来又“押发镇江府牢城营做工”。牢城是宋朝厢军的一种，往往以发配罪犯充。但苏州府却掺入了明代的地名，南宋时应称平江府。“李将仕与书二封，一封与押司范院长，一封与吉利桥下开客店的王主人”。押司是宋时的吏名。另据《夷坚志补》卷８《临安武将》，“向巨源为大理正，其子士肃”，“呼寺隶两人相随，俗所谓院长者也”，院长是与刑法有关的吏胥的尊称。类似的记录是《警世通言》卷３６《皂角林大王假形》，这个神怪故事说真知县赵再理被假知县、妖怪皂角大王所害，“开封府断配真的出境，直到兖州奉府县”，“到牢城营里”。另有《醒世恒言》卷14《闹樊楼多情周胜仙》：“当案薛孔目初拟朱真劫坟当斩，范二郎免死，刺配牢城营”。孔目也是宋代的吏名。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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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古今小说》卷36《宋四公大闹禁魂张》大致应是照抄宋人话本，其中有若干耐人推敲的细节。“店二哥道：‘告官人，公公要去，教男女买熬肉共蒸饼。”据《青箱杂记》卷２：“仁宗廟諱祯，語訛近蒸，今内庭上下皆呼蒸餅為炊餅。”既然不避宋仁宗的御讳，似可判断此话本的创作时间最初是在宋仁宗之前。小说中宋四公说：“东京有五千个眼明手快做公的人，有三都捉事使臣”。按宋朝有东、西、南、北四京，但并非是同时设置。南京应天府是设置于宋真宗大中祥符时，[39]而北京大名府是设置于宋仁宗庆历时，[40]如将最初的创作时间定在宋真宗时，恰好是“三都”。《宋会要》兵11之７载，宋真宗时，设有“捉贼使臣”。将“捉贼”改成“捉事”，可能是明初的事。朱元璋造反起家，忌讳“贼”等字，我曾见过明代翻刻的宋版《忠文王纪事实录》，将其上的“贼”字统统剜去。小说中有两个地名，一是“平江府提刑”，提刑即提点刑狱，二是“定州中山府”。按苏州升平江府，定州升中山府，已是北宋晚期的事。[41]小说中称“将带一行做公的去郑州幹办宋四”，“又象个幹办公事的模样”。按南宋避宋高宗赵构御讳，将官名“勾当公事”改称“幹办公事”。故此两处“幹办”即显示了南宋人窜改的痕迹。但另一处滕大尹说：“不想王遵、马翰真个做下这般勾当。”不避宋高宗的御讳，又疑为宋代以后之改动。小说称“缉捕使臣马翰”为“马观察”。前引《勘皮靴单证二郎神》也有“三都捉事使臣“。《水浒传》第十七回何涛自称“小人是三都缉捕使臣何涛”，人称何涛为“何观察”或“缉捕观察”，特别是也有“三都”一词，与《宋四公大闹禁魂张》相同。似可推测，北宋时的捉贼使臣到南宋时改称缉捕使臣。小说还另有“王七殿直王遵”，此人当是排行第七，而殿直的官名已如前述。通过以上考证，可判断此小说自北宋、南宋到明代，经不断修改。小说称“宋四公只见一个丞局打扮的人”，按“丞局”应为“承局”的笔误，也是一种小官。小说称赵正偷盗“钱大王府”，当然是指原吴越国钱氏后裔，但自钱俶纳土归宋之后，其后代并不封王。“钱大王”也不可能在白玉带丢失后，“差下百十名军校”，前去搜索张员外的解库。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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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警世通言》卷９《李谪仙醉草吓蛮书》描写唐朝大诗人李白，其中说“阁门舍人接得番使国书一道”。按唐朝有通事舍人，而宋朝到南宋孝宗时方置“閤门舍人”。[42]由此亦可推断此篇原是南宋话本。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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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皂角林大王假形》说的是宋徽宗时，赵再理“授得广州新会县知县”，到任后“客将覆判县郎中”。宋朝以高品官出任低品差遣，可称“判”。“郎中”按宋时的称呼习俗，当是赵再理任知县前的差遣。“客将”就是衙前，[43] 客将和衙前都是沿袭五代武人的旧衔，其实已非武人，而是吏胥。小说叙述赵再理“即往大王庙烧香，到得庙前，离鞍下马”，骑马而不坐轿。《朱子语类》卷127说，“记得京师全盛时，百官皆只乘马，虽侍从亦乘马”。“今却百官不问大小，尽乘轿”。赵再理骑马，还是反映北宋的情况。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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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警世通言》卷13《三现身包龙图断冤》大致上也是抄宋人话本。“卖卦先生姓李名杰，是东京开封府人，去兖州府奉符县”，按奉符县是宋真宗伪造天书，去泰山封禅，改乾封县为奉符县。金元两代，奉符县改属泰安州，明代废奉符县。此处的介绍无疑是沿用宋代的称呼和州属，但“衮州府”又属明代，而已废的奉符县地界不属衮州府管辖，流露了明人窜改的痕迹。小说中说县衙有大、小孙押司，押司为宋代县衙的吏胥。大孙押司“是奉符县里第一名押司”，小孙押司“元是奉符县第二名押司”。按宋代同样名目的吏胥中，确有“名”的级别差异，升级也可称“升名”。王安石说：“吏人旧有升名、转资之法，可以劝能，抑不能。”。[44]宋朝中央机构的吏胥有“第三名令史”、“第一名守阙主事”之类，[45]至于县衙押司也有第一名、第二名之类差别，确可补史籍之不足。附带交待一下，宋代各县的押司名位可有不同序列，有的地方押司只有上名和下名之级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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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警世通言》卷20《计押番金鳗产祸》依据原注，是收录宋人话本《金鳗记》。其中有“去幹当官的事”一句，按“幹当”一词，北宋时一般称“勾当”，到南宋避宋高宗的名讳，改为“幹当”。小说称“官员都随驾来临安”，故原是南宋话本。小说开头称“话说大宋徽宗朝有个官人，姓计名安，在北司官厅下做个押番”。宋朝的“北司”是入内内侍省或殿中省的别名。[46]入内内侍省是宦官机构，而文官主持的殿中省掌皇宫供应。押番大约是吏胥名。[47]“押”字有督率之意，宋时有押官、押班、押队、押司等名目。北宋时制定“保甲上番法”，即值勤“巡警”制度。[48]小说有“今日是下番日期”，“便是你上番时”，“晚间押番归，却打发我出门”等句。可知押番应是值班吏胥的头目。小说又称“这个人是虎翼营有请受的官身，占役在官员去处，姓戚名青”。虎翼是宋军的一个军名，南宋临安仍有虎翼军，属侍卫步军司。“请受”是指他领取军俸，而被官员私人“占役”，又属宋朝常见的军中弊政。小说还写道：“那官人是高邮军主簿，家小都在家中，来行在理会本身差遣，姓李名子由。”主簿按官制，是高邮军属县的官员。“行在”自然是指临安，而“差遣”是指实职，都是南宋常用的语汇。李子由妻为“恭人”，是宋时官员外命妇称号。他的属下有“虞候”张彬，又是宋代的吏胥名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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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古今小说》卷34《李公子救蛇获称心》开头说：“南宋神宗朝熙宁年间，汴梁有个官人，姓李，名懿，由杞县知县，除佥杭州判官。”将宋朝分成北宋与南宋，大致始于明代。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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辽金元时期，“南宋”一词一般是指南方的宋朝。如《辽史》卷32《营卫志》叙述冬捺钵，“兼受南宋及诸国礼贡”。卷60《食货志》：“以通南宋、西北诸部、高丽之货。”元代王恽《秋涧先生大全集》卷96《玉堂嘉话》：“和宋書：皇云：眷命大蒙古國皇帝致書于南宋皇帝，爰自平金之後……”另据《金史》卷25《地理志》：“杞：宋雍丘县，杞国也，正隆後更今名。”此处没有说明改名的原因，其实是因为金世宗于大定十四年三月，“更名雍，诏中外”。[49]为避其汉名御讳，而将雍丘县改名，杞县的地名一直沿用至今。小说中的“佥杭州判官”，按照宋官制，其全名应是签书宁海军节度判官厅公事，金元无此类官名。但小说另一处称李懿之子为“通判相公李衙内李伯元”，宋时各州设通判，却不应有“佥杭州判官”的简称。据《金史》卷57《百官志》，金朝确是在各州设“判官”，“签判州事”，反而可与上述“佥杭州判官”相合。上述错讹，似反映了金代说书人囿于本朝官制，而对北宋话本中“佥杭州判官”的词义，产生误解。宋时对尊官方称“相公”，也无称通判为相公的习俗。尽管如此，小说称“李元果中高科，初任江州佥判”，“一年，改除奏院，三年任满，除江南吴江县令”。对照宋官制，“佥判”即是签书江州军事判官，属低等文官，“奏院”应是进奏院之简称，最后又升迁吴江县令，显然又符合宋制。由此可知，此部小说大致是自北宋流传至金元，而屡经润色，故夹杂了宋金元三代的名物制度。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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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古今小说》卷29《月明和尚度柳翠》也显露了明人窜改的痕迹，开头说，“绍兴年间，有个官人，姓柳，双名宣教，祖贯温州府永嘉县崇阳镇人氏”，“御笔授得宁海军临安府府尹”。宁海军确是宋代临安府的节镇军名，而温州府又是明朝地名，宋时只称温州。宣教疑即从八品文官宣教郎，而明人将它改为人名。小说中“有个工部邹主事，闻知柳翠翠丰姿貌美，聪明秀丽，去问本府讨了”，“养做外宅，又讨个奶子并小厮，伏事走动，这柳翠翠改名柳翠”。宋朝尚书省六部，据《宋会要》职官８之３——４，11之57，14之１，吏部和兵部设有主事，作为最高等的吏胥，但工部的情况不详。上引记载证明，工部也同样设有主事。一个高级吏胥能够纳妾，拥有“外宅”，雇“奶子并小厮”，亦足见其社会经济地位。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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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拍案惊奇》卷25《赵司户千里遗音，苏小娟一诗正果》说，妓女苏盼奴与宗室赵不敏相爱，赵不敏“除授了襄阳司户之职”，司户是司户参军的简称。赵不敏的“房分兄弟赵不器，就自去做了个院判”。后来苏盼奴之妹苏小娟入狱，由赵院判的“宗人”、临安府的府判将苏小娟释放“脱籍”。府判应是临安府通判的简称，[50]而院判是什么差遣的简称，尚须研究。据《宋史》卷224《宗室世系表》，“不”字辈是宋太宗六世孙。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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二、开封、洛阳、临安市貌：《宋四公大闹禁魂张》中宋四公说：“东京百八十里罗城，唤做卧牛城。我们只是草寇，常言‘草入牛口，其命不久’。”开封城周当然没有一百八十宋里，但与史料记载的“京城如卧牛”吻合。[51] 小说叙述一些开封府的地名，如宋四公“向金梁桥上四文钱买两只焦酸馅”，据《东京梦华录》卷１《河道》，金梁桥是在汴河上。又说“四人同出顺天、新郑门外僻静酒店”，顺天门是开封外城西偏南第一个城门，确是俗称新郑门。又说赵正“过八角镇，取板桥，到陈留县，沿那汴河行，到日中前後，只见汴河岸上，有个馒头店”，按这些地点的方位，显然是先向西，再往东南，有意兜一个大圈子。赵正与馒头店侯兴夫妇打斗，沿汴河逃跑，“直到顺天新郑门一个浴堂”。若非对开封府地理十分熟悉者，是不易有此叙述。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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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襄敏公元宵失子，十三郎五岁朝天》有一段元宵观灯的描写：“行到宣德门前，恰好神宗皇帝正御宣德门楼。圣旨许令万目仰观，金吾卫不得拦阻。楼上设着鳌山，灯光灿烂，香烟馥郁，奏动御乐，箫鼓喧阗。楼下施呈百戏，供奉御览。看的真是人山人海，挤得缝地都没有了。”参对《东京梦华录》卷６《元宵》等记载，自宋仁宗以降，确有皇帝坐宣德门楼庆祝元宵，观赏城楼下百戏的习俗。但小说记载的错讹，是鳌山不可能结扎在宣德门城上。宣德门多次更名，宋仁宗景祐元年正月，方由正阳门改名宣德门。[52]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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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闹樊楼多情周胜仙》说：“大宋徽宗朝年东京金明池边，有座酒楼，唤作樊楼。”按开封著名的樊楼后改名丰乐楼，樊楼位于宫城东华门外，而不是在开封西城外的金明池。这大致是南宋话本追忆旧京，有不确之处。周胜仙说：“我是曹门里周大郎的女儿，我的小名叫作胜仙小娘子。”曹门则是开封里城东门望春门的俗称。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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