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小说叙述许宣找白娘子,“迳来箭桥双茶坊巷口”,白娘子住宅“对门乃是秀王府墙”。后来“做公的”要抓白娘子,也“迳到双茶坊巷口秀王府墙对黑楼子”。按秀王是宋孝宗的生父,“追封秀王,谥安僖”。[38]《梦粱录》卷10《诸王宫》载:“秀安僖王府,在後洋街。”《淳祐临安志》卷7《桥梁》:“黑桥:秀王府解库前。”虽与小说中的地名不合,但《咸淳临安志》卷21《桥道》所载的桥名就与前一地方志有异,故小说记载的秀王府方位未必就是杜撰。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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小说叙事说:“那大尹随即便叫缉捕使臣何立,押领许宣,去双茶坊巷口捉拿本妇前来。”《勘皮靴单证二郎神》有“缉捕使臣王观察”,“三都捉事使臣姓冉名贵”。使臣是宋朝八、九品的十等武阶官的通称。缉捕使臣当然是宋代特有的官称,《永乐大典》卷14626《吏部条法》第25页就有“临安府缉捕使臣”,可知这确是宋制。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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小说叙述许宣被判刑,“决杖免刺,配牢城营做工,满日疏放。牢城营乃苏州府管下”。后来又“押发镇江府牢城营做工”。牢城是宋朝厢军的一种,往往以发配罪犯充。但苏州府却掺入了明代的地名,南宋时应称平江府。“李将仕与书二封,一封与押司范院长,一封与吉利桥下开客店的王主人”。押司是宋时的吏名。另据《夷坚志补》卷8《临安武将》,“向巨源为大理正,其子士肃”,“呼寺隶两人相随,俗所谓院长者也”,院长是与刑法有关的吏胥的尊称。类似的记录是《警世通言》卷36《皂角林大王假形》,这个神怪故事说真知县赵再理被假知县、妖怪皂角大王所害,“开封府断配真的出境,直到兖州奉府县”,“到牢城营里”。另有《醒世恒言》卷14《闹樊楼多情周胜仙》:“当案薛孔目初拟朱真劫坟当斩,范二郎免死,刺配牢城营”。孔目也是宋代的吏名。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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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古今小说》卷36《宋四公大闹禁魂张》大致应是照抄宋人话本,其中有若干耐人推敲的细节。“店二哥道:‘告官人,公公要去,教男女买熬肉共蒸饼。”据《青箱杂记》卷2:“仁宗廟諱祯,語訛近蒸,今内庭上下皆呼蒸餅為炊餅。”既然不避宋仁宗的御讳,似可判断此话本的创作时间最初是在宋仁宗之前。小说中宋四公说:“东京有五千个眼明手快做公的人,有三都捉事使臣”。按宋朝有东、西、南、北四京,但并非是同时设置。南京应天府是设置于宋真宗大中祥符时,[39]而北京大名府是设置于宋仁宗庆历时,[40]如将最初的创作时间定在宋真宗时,恰好是“三都”。《宋会要》兵11之7载,宋真宗时,设有“捉贼使臣”。将“捉贼”改成“捉事”,可能是明初的事。朱元璋造反起家,忌讳“贼”等字,我曾见过明代翻刻的宋版《忠文王纪事实录》,将其上的“贼”字统统剜去。小说中有两个地名,一是“平江府提刑”,提刑即提点刑狱,二是“定州中山府”。按苏州升平江府,定州升中山府,已是北宋晚期的事。[41]小说中称“将带一行做公的去郑州幹办宋四”,“又象个幹办公事的模样”。按南宋避宋高宗赵构御讳,将官名“勾当公事”改称“幹办公事”。故此两处“幹办”即显示了南宋人窜改的痕迹。但另一处滕大尹说:“不想王遵、马翰真个做下这般勾当。”不避宋高宗的御讳,又疑为宋代以后之改动。小说称“缉捕使臣马翰”为“马观察”。前引《勘皮靴单证二郎神》也有“三都捉事使臣“。《水浒传》第十七回何涛自称“小人是三都缉捕使臣何涛”,人称何涛为“何观察”或“缉捕观察”,特别是也有“三都”一词,与《宋四公大闹禁魂张》相同。似可推测,北宋时的捉贼使臣到南宋时改称缉捕使臣。小说还另有“王七殿直王遵”,此人当是排行第七,而殿直的官名已如前述。通过以上考证,可判断此小说自北宋、南宋到明代,经不断修改。小说称“宋四公只见一个丞局打扮的人”,按“丞局”应为“承局”的笔误,也是一种小官。小说称赵正偷盗“钱大王府”,当然是指原吴越国钱氏后裔,但自钱俶纳土归宋之后,其后代并不封王。“钱大王”也不可能在白玉带丢失后,“差下百十名军校”,前去搜索张员外的解库。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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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警世通言》卷9《李谪仙醉草吓蛮书》描写唐朝大诗人李白,其中说“阁门舍人接得番使国书一道”。按唐朝有通事舍人,而宋朝到南宋孝宗时方置“閤门舍人”。[42]由此亦可推断此篇原是南宋话本。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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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皂角林大王假形》说的是宋徽宗时,赵再理“授得广州新会县知县”,到任后“客将覆判县郎中”。宋朝以高品官出任低品差遣,可称“判”。“郎中”按宋时的称呼习俗,当是赵再理任知县前的差遣。“客将”就是衙前,[43] 客将和衙前都是沿袭五代武人的旧衔,其实已非武人,而是吏胥。小说叙述赵再理“即往大王庙烧香,到得庙前,离鞍下马”,骑马而不坐轿。《朱子语类》卷127说,“记得京师全盛时,百官皆只乘马,虽侍从亦乘马”。“今却百官不问大小,尽乘轿”。赵再理骑马,还是反映北宋的情况。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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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警世通言》卷13《三现身包龙图断冤》大致上也是抄宋人话本。“卖卦先生姓李名杰,是东京开封府人,去兖州府奉符县”,按奉符县是宋真宗伪造天书,去泰山封禅,改乾封县为奉符县。金元两代,奉符县改属泰安州,明代废奉符县。此处的介绍无疑是沿用宋代的称呼和州属,但“衮州府”又属明代,而已废的奉符县地界不属衮州府管辖,流露了明人窜改的痕迹。小说中说县衙有大、小孙押司,押司为宋代县衙的吏胥。大孙押司“是奉符县里第一名押司”,小孙押司“元是奉符县第二名押司”。按宋代同样名目的吏胥中,确有“名”的级别差异,升级也可称“升名”。王安石说:“吏人旧有升名、转资之法,可以劝能,抑不能。”。[44]宋朝中央机构的吏胥有“第三名令史”、“第一名守阙主事”之类,[45]至于县衙押司也有第一名、第二名之类差别,确可补史籍之不足。附带交待一下,宋代各县的押司名位可有不同序列,有的地方押司只有上名和下名之级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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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警世通言》卷20《计押番金鳗产祸》依据原注,是收录宋人话本《金鳗记》。其中有“去幹当官的事”一句,按“幹当”一词,北宋时一般称“勾当”,到南宋避宋高宗的名讳,改为“幹当”。小说称“官员都随驾来临安”,故原是南宋话本。小说开头称“话说大宋徽宗朝有个官人,姓计名安,在北司官厅下做个押番”。宋朝的“北司”是入内内侍省或殿中省的别名。[46]入内内侍省是宦官机构,而文官主持的殿中省掌皇宫供应。押番大约是吏胥名。[47]“押”字有督率之意,宋时有押官、押班、押队、押司等名目。北宋时制定“保甲上番法”,即值勤“巡警”制度。[48]小说有“今日是下番日期”,“便是你上番时”,“晚间押番归,却打发我出门”等句。可知押番应是值班吏胥的头目。小说又称“这个人是虎翼营有请受的官身,占役在官员去处,姓戚名青”。虎翼是宋军的一个军名,南宋临安仍有虎翼军,属侍卫步军司。“请受”是指他领取军俸,而被官员私人“占役”,又属宋朝常见的军中弊政。小说还写道:“那官人是高邮军主簿,家小都在家中,来行在理会本身差遣,姓李名子由。”主簿按官制,是高邮军属县的官员。“行在”自然是指临安,而“差遣”是指实职,都是南宋常用的语汇。李子由妻为“恭人”,是宋时官员外命妇称号。他的属下有“虞候”张彬,又是宋代的吏胥名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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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古今小说》卷34《李公子救蛇获称心》开头说:“南宋神宗朝熙宁年间,汴梁有个官人,姓李,名懿,由杞县知县,除佥杭州判官。”将宋朝分成北宋与南宋,大致始于明代。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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辽金元时期,“南宋”一词一般是指南方的宋朝。如《辽史》卷32《营卫志》叙述冬捺钵,“兼受南宋及诸国礼贡”。卷60《食货志》:“以通南宋、西北诸部、高丽之货。”元代王恽《秋涧先生大全集》卷96《玉堂嘉话》:“和宋書:皇云:眷命大蒙古國皇帝致書于南宋皇帝,爰自平金之後……”另据《金史》卷25《地理志》:“杞:宋雍丘县,杞国也,正隆後更今名。”此处没有说明改名的原因,其实是因为金世宗于大定十四年三月,“更名雍,诏中外”。[49]为避其汉名御讳,而将雍丘县改名,杞县的地名一直沿用至今。小说中的“佥杭州判官”,按照宋官制,其全名应是签书宁海军节度判官厅公事,金元无此类官名。但小说另一处称李懿之子为“通判相公李衙内李伯元”,宋时各州设通判,却不应有“佥杭州判官”的简称。据《金史》卷57《百官志》,金朝确是在各州设“判官”,“签判州事”,反而可与上述“佥杭州判官”相合。上述错讹,似反映了金代说书人囿于本朝官制,而对北宋话本中“佥杭州判官”的词义,产生误解。宋时对尊官方称“相公”,也无称通判为相公的习俗。尽管如此,小说称“李元果中高科,初任江州佥判”,“一年,改除奏院,三年任满,除江南吴江县令”。对照宋官制,“佥判”即是签书江州军事判官,属低等文官,“奏院”应是进奏院之简称,最后又升迁吴江县令,显然又符合宋制。由此可知,此部小说大致是自北宋流传至金元,而屡经润色,故夹杂了宋金元三代的名物制度。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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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古今小说》卷29《月明和尚度柳翠》也显露了明人窜改的痕迹,开头说,“绍兴年间,有个官人,姓柳,双名宣教,祖贯温州府永嘉县崇阳镇人氏”,“御笔授得宁海军临安府府尹”。宁海军确是宋代临安府的节镇军名,而温州府又是明朝地名,宋时只称温州。宣教疑即从八品文官宣教郎,而明人将它改为人名。小说中“有个工部邹主事,闻知柳翠翠丰姿貌美,聪明秀丽,去问本府讨了”,“养做外宅,又讨个奶子并小厮,伏事走动,这柳翠翠改名柳翠”。宋朝尚书省六部,据《宋会要》职官8之3——4,11之57,14之1,吏部和兵部设有主事,作为最高等的吏胥,但工部的情况不详。上引记载证明,工部也同样设有主事。一个高级吏胥能够纳妾,拥有“外宅”,雇“奶子并小厮”,亦足见其社会经济地位。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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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拍案惊奇》卷25《赵司户千里遗音,苏小娟一诗正果》说,妓女苏盼奴与宗室赵不敏相爱,赵不敏“除授了襄阳司户之职”,司户是司户参军的简称。赵不敏的“房分兄弟赵不器,就自去做了个院判”。后来苏盼奴之妹苏小娟入狱,由赵院判的“宗人”、临安府的府判将苏小娟释放“脱籍”。府判应是临安府通判的简称,[50]而院判是什么差遣的简称,尚须研究。据《宋史》卷224《宗室世系表》,“不”字辈是宋太宗六世孙。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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二、开封、洛阳、临安市貌:《宋四公大闹禁魂张》中宋四公说:“东京百八十里罗城,唤做卧牛城。我们只是草寇,常言‘草入牛口,其命不久’。”开封城周当然没有一百八十宋里,但与史料记载的“京城如卧牛”吻合。[51] 小说叙述一些开封府的地名,如宋四公“向金梁桥上四文钱买两只焦酸馅”,据《东京梦华录》卷1《河道》,金梁桥是在汴河上。又说“四人同出顺天、新郑门外僻静酒店”,顺天门是开封外城西偏南第一个城门,确是俗称新郑门。又说赵正“过八角镇,取板桥,到陈留县,沿那汴河行,到日中前後,只见汴河岸上,有个馒头店”,按这些地点的方位,显然是先向西,再往东南,有意兜一个大圈子。赵正与馒头店侯兴夫妇打斗,沿汴河逃跑,“直到顺天新郑门一个浴堂”。若非对开封府地理十分熟悉者,是不易有此叙述。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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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襄敏公元宵失子,十三郎五岁朝天》有一段元宵观灯的描写:“行到宣德门前,恰好神宗皇帝正御宣德门楼。圣旨许令万目仰观,金吾卫不得拦阻。楼上设着鳌山,灯光灿烂,香烟馥郁,奏动御乐,箫鼓喧阗。楼下施呈百戏,供奉御览。看的真是人山人海,挤得缝地都没有了。”参对《东京梦华录》卷6《元宵》等记载,自宋仁宗以降,确有皇帝坐宣德门楼庆祝元宵,观赏城楼下百戏的习俗。但小说记载的错讹,是鳌山不可能结扎在宣德门城上。宣德门多次更名,宋仁宗景祐元年正月,方由正阳门改名宣德门。[52]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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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闹樊楼多情周胜仙》说:“大宋徽宗朝年东京金明池边,有座酒楼,唤作樊楼。”按开封著名的樊楼后改名丰乐楼,樊楼位于宫城东华门外,而不是在开封西城外的金明池。这大致是南宋话本追忆旧京,有不确之处。周胜仙说:“我是曹门里周大郎的女儿,我的小名叫作胜仙小娘子。”曹门则是开封里城东门望春门的俗称。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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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警世通言》卷29《宿香亭张浩遇莺莺》看来原是一篇宋人所写的文言小说。小说称洛阳为“西都”,李莺莺“迳至河南府讼庭之下,龙图阁待制陈公方据案视事”,都合于宋制。宋时洛阳为西京河南府。小说中写道:“西都风俗,每至春时,园圃无大小,皆修莳花木,洒扫亭轩,纵游人玩赏,以此递相夸逞士庶为常。”按北宋时,洛阳至少是北方最有名的园林城市。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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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史弘肇龙虎君臣会》说,“却教郑州奉宁军一个上厅行首,有分做两国夫人”,“闫行首教人去请哥哥闫待诏来”。按奉宁军确是宋代郑州的节镇军名,而待诏也是宋时工匠的尊称。《月明和尚度柳翠》中妓女吴红莲也自称“妾乃上厅行首”。“行首”即行头,所谓三百六十行,妓馆也算一行,故美妓可称行首。例如《朱文公文集》卷18《按唐仲友第三状》说:“行首严蕊稍以色称,仲友与之媟狎。”小说又说:“原来南渡时,临安府最盛。只这通和坊这条街,金波桥下,有座花月楼,又东去为熙春楼、南瓦子,又南去为抱剑营、漆器墙、沙皮巷、融和坊,其西为太平坊、巾子巷、狮子巷,这几个去处都是瓦子。”柳翠“住在抱剑营,是个行首窟里”。《武林旧事》卷6《瓦子勾栏》、《酒楼》、《歌馆》也记述此类场所,但《月明和尚度柳翠》记述了各场所的方位。林正秋先生著有《南宋都城临安》,参对此书116页、312页,可知上引记载确是对《武林旧事》和今人研究作了补充。小说称柳翠在“行首窟里”,“学不出好样儿”,“引惹子弟们”,“柳妈妈说他不下,只得随女儿做了行首”,反映了宋代瓦子的某种性质。《警世通言》卷39《福禄寿三星度世》说刘本道“同顾一郎去南瓦子内,寻得卦铺,买些纸墨笔砚,挂了牌儿,拣个吉日,去开卦肆”。这说明瓦子也含有市场之意。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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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醒世恒言》卷3《卖油郎独占花魁》讹称女真人为“鞑子”,表明至早已是南宋晚期受蒙古威胁时的作品。“王九妈赚了若干钱钞”,“替做娘的挣得钱钞”。如前所述,“钱钞”两字联用,小说中货币交换使用银,这又是明人有较多加工的痕迹。但小说中莘瑶琴被“破了身子”,“妈儿进房贺喜,行户中都来称贺”,王九妈“要哄他上行”,称妓女接客为“上行”。宋代行户一般是指编入同业组织的商户,将妓院也称“行户”,又可与宋代称美妓为“行首”互证。至于描写莘瑶琴“一对金莲”,南宋缠足之风较北宋稍多,但并不普遍,可能仍属后人加工的情节。小说对临安城一些具体地点的描述,显然非后人随便杜撰,“开油店的朱十老”是在“清波门外”,清波门是临安城西偏南的第二个城门。秦重离开朱十老油店,“在众安桥下赁了一间小小房儿”。据《淳祐临安志》卷7《桥梁》,众安桥是在通西湖的西河上。其方位接近钱塘门,钱塘门是城西偏北第二门。他显然是就便出城,却远至西湖南的昭庆寺卖油。《武林旧事》卷5《湖山胜概》载有“南山昭庆院”。小说叙述秦重是在昭庆寺附近认识了莘瑶琴。秦重盘算,“特为王九妈一家挑这许多路来,不是做生意的勾当。这昭庆寺是顺路”,“只消走钱塘门这一路,那一担油儘勾出脱了”,于是他逢“双日,就走钱塘门这一路,一出钱塘门,先到王九妈家里”。小说中还有临安不少地名,如十景塘、“灵隐、法相、净慈、天竺等寺”,天竺又“有上天竺、中天竺、下天竺,三处香火俱盛”。诸如此类,都应是南宋话本的余痕。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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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警世通言》卷6《俞仲举题诗遇上皇》说成都人俞仲举到临安应举,“至贡院前桥下,有个客店”居住,他应举失败,“走出涌金门外西湖边,见座高楼,上面一面大牌,朱红大书‘丰乐楼’,只听得笙簧缭绕,鼓乐喧天”。丰乐楼中的“酒缸、酒提、匙、筯、盏、楪,放在面前,尽是银器”,足见其奢华。关于贡院,《梦粱录》卷15《贡院》称“礼部贡院,在观桥西”,《淳祐临安志》卷7《桥梁》载有“贡院桥”,另有“观桥”,“一名回龙桥,转西入贡院桥”。小说中的前桥大约即是指观桥。丰乐楼是临安著名的酒楼,是西湖北山路和南山路的分界座标,参见《武林旧事》卷5,《淳祐临安志》卷6《楼观》,可作互相印证和补充。小说中说李直“原任南剑府太守,得罪於监司”,按南剑府当是南剑州的笔误,元明时已改名延平路和延平府。监司又是宋代常用的转运司、提刑司、提举司等通称。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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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警世通言》卷23《乐小舍拼生觅偶》依原注,是采自南宋话本《喜乐和顺记》。其中说:“南宋临安府有一个旧家,姓乐,名善美,原是贤福坊安平巷内出身,祖上七辈衣冠。近因家道消乏,移在钱塘门外居住,开个杂色货铺子。人都重他的家世,称他为乐大爷。妈妈安氏,单生一子,名和,生得眉目清秀,伶俐乖巧。幼年寄在永清巷母舅安三老家抚养,附在间壁喜将仕馆中上学。喜将仕家有一个女儿,小名顺娘,小乐和一岁,两个同学读书。”喜姓将仕郎虽为低品文官,但已与乐善美有门第差别,所以乐和与喜顺娘虽然相爱,而男方却无法提亲。上引文字是反映临安教育的史料,城中有私人,包括官员开设的学馆,不仅招收普通坊郭户的子弟,甚至还可招收女孩入学。但“乐和到十二岁时,顺娘十一岁。那时乐和回家,顺娘深闺女工,各不相见”。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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三、工商业和官商合一:宋人话本是市井文学,也可称为当时的坊郭户文学,对占人口中最大多数的农民描写不多,但对于商业和商人却颇多涉及。漆侠先生已引《醒世恒言》卷31《郑节使立功神臂弓》说,张俊卿 “门首一壁开个金银铺,一壁开所质库”。宋时质库即是当铺,其实是近代借贷业的前身。小说反映了东京质库业的兴盛,可与有关史料互相参照。《宋四公大闹禁魂张》描写一个商人,“这富家姓张名富,家住东京开封府,积祖开质库,有名唤做张员外。这员外有件毛病,要去那虱子背上抽筋,鹭鸶腿上割股,古佛脸上剥金,黑豆皮上刮漆,痰唾留着点灯,捋松将来炒菜。这个员外平日发下四条大愿:一愿衣裳不破,二愿吃食不消,三愿拾得物事,四愿夜梦鬼交,是个一文不使的真苦人”,人称“禁魂张员外”。小说描绘这个悭吝人的语言十分生动。他的土库设了防偷的各种机关,结果还是被宋四公“觅了他五万贯锁赃物,都是上等金珠”。宋四公又“取出暗花盘龙羊脂白玉带,教侯兴扮作内官模样:‘把这条带去禁魂张员外解库里去解钱。这带是无价之宝,只要解他三百贯。’” 解库即是质库的别名。[53]小说反映了东京质库业的兴盛,可与有关史料互相参照。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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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卖油郎独占花魁》记载临安有“油行买卖”,油行作为同业组织,其中又有“油坊”、“油店”,秦重是“与油坊取油”,然后“挑担上街”。这是当时的一个具体的商业销售链。有关油行的记载,可以补充《梦粱录》卷13《团行》、《都城纪胜·诸行》、《武林旧事》卷6《诸市》等记载之不足。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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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警世通言》卷33《乔彦傑一妾破家》的经济史料,漆侠先生已经引用,今作一些补充说明。故事说的是宋仁宗明道年间,商人乔俊“专一在长安、崇德收丝,往东京卖了”。这两个互相邻近的地点是指杭州的长安镇和秀州的崇德县。但小说中颇用宋代以后的词汇,如“其妻高氏掌管日逐出进钱钞一应事务”,如前所述,“钱钞”一词并非宋代所用。小说称“浙江路宁海军,即今杭州是也”,宁海军固然是杭州的节镇军名,但“浙江”又是明代设省,即使是元代也属“江浙行省”。小说中有“差乔俊去海宁砌江塘”,海宁自元代始设海宁州。他家雇董小二,“此人是上海县人”,上海也是元代设县。[54]小说称董小二为“僱工人”,又称“一年长工,二年家公,三年太公”,乔俊妾周氏与他调情,“骂了两三声‘蛮子’”。“蛮子”是元朝治下对南人的蔑称,“僱工人”和“长工”更像明代语汇。由此看来,即使原来是宋人话本,至少后人又进行了较多的加工,也不排除明人拟话本的可能性。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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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三言》和《二拍》中不少商人有官衔。如《白娘子永镇雷峰塔》中有前引“李将仕家生药铺”,又白娘子作法,把“周将仕典当库”内的“四、五千贯金珠细软物件”盗出,镇江府“针子桥生药铺内”,“老将仕从里面走出来”。“老将仕”即是李克用,也叫李员外。将仕即是将仕郎。《乔彦傑一妾破家》说乔俊“对门一个古董店王将仕”,也是将仕郎。漆侠先生引《古今小说》卷3《新桥市韩五卖春情》,“市上有个富户吴防御”,“防御门首开个丝绵铺,家中放债积穀,果然是金银满箧,米穀成仓”。官为防御使,即使是遥郡,而非正任,[55]亦不可谓低官。但小说中货币使用银两,这是明人加工所致,也可能是明人的拟话本。宋代此种官商一体的情况不少,如《东京梦华录》卷2《潘楼东街巷》有“仇防御药铺”,卷3《大内西右掖门外街巷》有“盖防御药铺”,《寺东门街巷》有“孙殿丞药铺”。《梦粱录》卷13《铺席》有“傅官人刷牙铺”等。此类官称,自然有官员经商,如医官经营药铺,前引史料有“秀王府解库”,王府也开质库,但更多应是商人纳粟纳钱而授官。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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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计押番金鳗产祸》说押番计安南逃临安后,“觑着浑家道:‘我下番无事,若不做些营生,恐坐吃山空。’”于是开了一家酒店。雇了个周三,“选吉日良时,开张店面。周三就在门前卖些果子,自捏合些汤水”。这是吏胥兼营商业的一例。据《武林旧事》卷6和卷9,可知宋时所谓“果子”不是一般意义上的水果,而是果脯之类。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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