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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706933260 小说叙述许宣找白娘子，“迳来箭桥双茶坊巷口”，白娘子住宅“对门乃是秀王府墙”。后来“做公的”要抓白娘子，也“迳到双茶坊巷口秀王府墙对黑楼子”。按秀王是宋孝宗的生父，“追封秀王，谥安僖”。[38]《梦粱录》卷10《诸王宫》载：“秀安僖王府，在後洋街。”《淳祐临安志》卷７《桥梁》：“黑桥：秀王府解库前。”虽与小说中的地名不合，但《咸淳临安志》卷21《桥道》所载的桥名就与前一地方志有异，故小说记载的秀王府方位未必就是杜撰。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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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706933262 小说叙事说：“那大尹随即便叫缉捕使臣何立，押领许宣，去双茶坊巷口捉拿本妇前来。”《勘皮靴单证二郎神》有“缉捕使臣王观察”，“三都捉事使臣姓冉名贵”。使臣是宋朝八、九品的十等武阶官的通称。缉捕使臣当然是宋代特有的官称，《永乐大典》卷14626《吏部条法》第25页就有“临安府缉捕使臣”,可知这确是宋制。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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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706933264 小说叙述许宣被判刑，“决杖免刺，配牢城营做工，满日疏放。牢城营乃苏州府管下”。后来又“押发镇江府牢城营做工”。牢城是宋朝厢军的一种，往往以发配罪犯充。但苏州府却掺入了明代的地名，南宋时应称平江府。“李将仕与书二封，一封与押司范院长，一封与吉利桥下开客店的王主人”。押司是宋时的吏名。另据《夷坚志补》卷８《临安武将》，“向巨源为大理正，其子士肃”，“呼寺隶两人相随，俗所谓院长者也”，院长是与刑法有关的吏胥的尊称。类似的记录是《警世通言》卷３６《皂角林大王假形》，这个神怪故事说真知县赵再理被假知县、妖怪皂角大王所害，“开封府断配真的出境，直到兖州奉府县”，“到牢城营里”。另有《醒世恒言》卷14《闹樊楼多情周胜仙》：“当案薛孔目初拟朱真劫坟当斩，范二郎免死，刺配牢城营”。孔目也是宋代的吏名。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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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706933266 《古今小说》卷36《宋四公大闹禁魂张》大致应是照抄宋人话本，其中有若干耐人推敲的细节。“店二哥道：‘告官人，公公要去，教男女买熬肉共蒸饼。”据《青箱杂记》卷２：“仁宗廟諱祯，語訛近蒸，今内庭上下皆呼蒸餅為炊餅。”既然不避宋仁宗的御讳，似可判断此话本的创作时间最初是在宋仁宗之前。小说中宋四公说：“东京有五千个眼明手快做公的人，有三都捉事使臣”。按宋朝有东、西、南、北四京，但并非是同时设置。南京应天府是设置于宋真宗大中祥符时，[39]而北京大名府是设置于宋仁宗庆历时，[40]如将最初的创作时间定在宋真宗时，恰好是“三都”。《宋会要》兵11之７载，宋真宗时，设有“捉贼使臣”。将“捉贼”改成“捉事”，可能是明初的事。朱元璋造反起家，忌讳“贼”等字，我曾见过明代翻刻的宋版《忠文王纪事实录》，将其上的“贼”字统统剜去。小说中有两个地名，一是“平江府提刑”，提刑即提点刑狱，二是“定州中山府”。按苏州升平江府，定州升中山府，已是北宋晚期的事。[41]小说中称“将带一行做公的去郑州幹办宋四”，“又象个幹办公事的模样”。按南宋避宋高宗赵构御讳，将官名“勾当公事”改称“幹办公事”。故此两处“幹办”即显示了南宋人窜改的痕迹。但另一处滕大尹说：“不想王遵、马翰真个做下这般勾当。”不避宋高宗的御讳，又疑为宋代以后之改动。小说称“缉捕使臣马翰”为“马观察”。前引《勘皮靴单证二郎神》也有“三都捉事使臣“。《水浒传》第十七回何涛自称“小人是三都缉捕使臣何涛”，人称何涛为“何观察”或“缉捕观察”，特别是也有“三都”一词，与《宋四公大闹禁魂张》相同。似可推测，北宋时的捉贼使臣到南宋时改称缉捕使臣。小说还另有“王七殿直王遵”，此人当是排行第七，而殿直的官名已如前述。通过以上考证，可判断此小说自北宋、南宋到明代，经不断修改。小说称“宋四公只见一个丞局打扮的人”，按“丞局”应为“承局”的笔误，也是一种小官。小说称赵正偷盗“钱大王府”，当然是指原吴越国钱氏后裔，但自钱俶纳土归宋之后，其后代并不封王。“钱大王”也不可能在白玉带丢失后，“差下百十名军校”，前去搜索张员外的解库。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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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706933268 《警世通言》卷９《李谪仙醉草吓蛮书》描写唐朝大诗人李白，其中说“阁门舍人接得番使国书一道”。按唐朝有通事舍人，而宋朝到南宋孝宗时方置“閤门舍人”。[42]由此亦可推断此篇原是南宋话本。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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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706933270 《皂角林大王假形》说的是宋徽宗时，赵再理“授得广州新会县知县”，到任后“客将覆判县郎中”。宋朝以高品官出任低品差遣，可称“判”。“郎中”按宋时的称呼习俗，当是赵再理任知县前的差遣。“客将”就是衙前，[43] 客将和衙前都是沿袭五代武人的旧衔，其实已非武人，而是吏胥。小说叙述赵再理“即往大王庙烧香，到得庙前，离鞍下马”，骑马而不坐轿。《朱子语类》卷127说，“记得京师全盛时，百官皆只乘马，虽侍从亦乘马”。“今却百官不问大小，尽乘轿”。赵再理骑马，还是反映北宋的情况。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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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706933272 《警世通言》卷13《三现身包龙图断冤》大致上也是抄宋人话本。“卖卦先生姓李名杰，是东京开封府人，去兖州府奉符县”，按奉符县是宋真宗伪造天书，去泰山封禅，改乾封县为奉符县。金元两代，奉符县改属泰安州，明代废奉符县。此处的介绍无疑是沿用宋代的称呼和州属，但“衮州府”又属明代，而已废的奉符县地界不属衮州府管辖，流露了明人窜改的痕迹。小说中说县衙有大、小孙押司，押司为宋代县衙的吏胥。大孙押司“是奉符县里第一名押司”，小孙押司“元是奉符县第二名押司”。按宋代同样名目的吏胥中，确有“名”的级别差异，升级也可称“升名”。王安石说：“吏人旧有升名、转资之法，可以劝能，抑不能。”。[44]宋朝中央机构的吏胥有“第三名令史”、“第一名守阙主事”之类，[45]至于县衙押司也有第一名、第二名之类差别，确可补史籍之不足。附带交待一下，宋代各县的押司名位可有不同序列，有的地方押司只有上名和下名之级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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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706933274 《警世通言》卷20《计押番金鳗产祸》依据原注，是收录宋人话本《金鳗记》。其中有“去幹当官的事”一句，按“幹当”一词，北宋时一般称“勾当”，到南宋避宋高宗的名讳，改为“幹当”。小说称“官员都随驾来临安”，故原是南宋话本。小说开头称“话说大宋徽宗朝有个官人，姓计名安，在北司官厅下做个押番”。宋朝的“北司”是入内内侍省或殿中省的别名。[46]入内内侍省是宦官机构，而文官主持的殿中省掌皇宫供应。押番大约是吏胥名。[47]“押”字有督率之意，宋时有押官、押班、押队、押司等名目。北宋时制定“保甲上番法”，即值勤“巡警”制度。[48]小说有“今日是下番日期”，“便是你上番时”，“晚间押番归，却打发我出门”等句。可知押番应是值班吏胥的头目。小说又称“这个人是虎翼营有请受的官身，占役在官员去处，姓戚名青”。虎翼是宋军的一个军名，南宋临安仍有虎翼军，属侍卫步军司。“请受”是指他领取军俸，而被官员私人“占役”，又属宋朝常见的军中弊政。小说还写道：“那官人是高邮军主簿，家小都在家中，来行在理会本身差遣，姓李名子由。”主簿按官制，是高邮军属县的官员。“行在”自然是指临安，而“差遣”是指实职，都是南宋常用的语汇。李子由妻为“恭人”，是宋时官员外命妇称号。他的属下有“虞候”张彬，又是宋代的吏胥名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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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706933276 《古今小说》卷34《李公子救蛇获称心》开头说：“南宋神宗朝熙宁年间，汴梁有个官人，姓李，名懿，由杞县知县，除佥杭州判官。”将宋朝分成北宋与南宋，大致始于明代。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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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706933278 辽金元时期，“南宋”一词一般是指南方的宋朝。如《辽史》卷32《营卫志》叙述冬捺钵，“兼受南宋及诸国礼贡”。卷60《食货志》：“以通南宋、西北诸部、高丽之货。”元代王恽《秋涧先生大全集》卷96《玉堂嘉话》：“和宋書：皇云：眷命大蒙古國皇帝致書于南宋皇帝，爰自平金之後……”另据《金史》卷25《地理志》：“杞：宋雍丘县，杞国也，正隆後更今名。”此处没有说明改名的原因，其实是因为金世宗于大定十四年三月，“更名雍，诏中外”。[49]为避其汉名御讳，而将雍丘县改名，杞县的地名一直沿用至今。小说中的“佥杭州判官”，按照宋官制，其全名应是签书宁海军节度判官厅公事，金元无此类官名。但小说另一处称李懿之子为“通判相公李衙内李伯元”，宋时各州设通判，却不应有“佥杭州判官”的简称。据《金史》卷57《百官志》，金朝确是在各州设“判官”，“签判州事”，反而可与上述“佥杭州判官”相合。上述错讹，似反映了金代说书人囿于本朝官制，而对北宋话本中“佥杭州判官”的词义，产生误解。宋时对尊官方称“相公”，也无称通判为相公的习俗。尽管如此，小说称“李元果中高科，初任江州佥判”，“一年，改除奏院，三年任满，除江南吴江县令”。对照宋官制，“佥判”即是签书江州军事判官，属低等文官，“奏院”应是进奏院之简称，最后又升迁吴江县令，显然又符合宋制。由此可知，此部小说大致是自北宋流传至金元，而屡经润色，故夹杂了宋金元三代的名物制度。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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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706933280 《古今小说》卷29《月明和尚度柳翠》也显露了明人窜改的痕迹，开头说，“绍兴年间，有个官人，姓柳，双名宣教，祖贯温州府永嘉县崇阳镇人氏”，“御笔授得宁海军临安府府尹”。宁海军确是宋代临安府的节镇军名，而温州府又是明朝地名，宋时只称温州。宣教疑即从八品文官宣教郎，而明人将它改为人名。小说中“有个工部邹主事，闻知柳翠翠丰姿貌美，聪明秀丽，去问本府讨了”，“养做外宅，又讨个奶子并小厮，伏事走动，这柳翠翠改名柳翠”。宋朝尚书省六部，据《宋会要》职官８之３——４，11之57，14之１，吏部和兵部设有主事，作为最高等的吏胥，但工部的情况不详。上引记载证明，工部也同样设有主事。一个高级吏胥能够纳妾，拥有“外宅”，雇“奶子并小厮”，亦足见其社会经济地位。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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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706933282 《拍案惊奇》卷25《赵司户千里遗音，苏小娟一诗正果》说，妓女苏盼奴与宗室赵不敏相爱，赵不敏“除授了襄阳司户之职”，司户是司户参军的简称。赵不敏的“房分兄弟赵不器，就自去做了个院判”。后来苏盼奴之妹苏小娟入狱，由赵院判的“宗人”、临安府的府判将苏小娟释放“脱籍”。府判应是临安府通判的简称，[50]而院判是什么差遣的简称，尚须研究。据《宋史》卷224《宗室世系表》，“不”字辈是宋太宗六世孙。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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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706933284 二、开封、洛阳、临安市貌：《宋四公大闹禁魂张》中宋四公说：“东京百八十里罗城，唤做卧牛城。我们只是草寇，常言‘草入牛口，其命不久’。”开封城周当然没有一百八十宋里，但与史料记载的“京城如卧牛”吻合。[51] 小说叙述一些开封府的地名，如宋四公“向金梁桥上四文钱买两只焦酸馅”，据《东京梦华录》卷１《河道》，金梁桥是在汴河上。又说“四人同出顺天、新郑门外僻静酒店”，顺天门是开封外城西偏南第一个城门，确是俗称新郑门。又说赵正“过八角镇，取板桥，到陈留县，沿那汴河行，到日中前後，只见汴河岸上，有个馒头店”，按这些地点的方位，显然是先向西，再往东南，有意兜一个大圈子。赵正与馒头店侯兴夫妇打斗，沿汴河逃跑，“直到顺天新郑门一个浴堂”。若非对开封府地理十分熟悉者，是不易有此叙述。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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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706933286 《襄敏公元宵失子，十三郎五岁朝天》有一段元宵观灯的描写：“行到宣德门前，恰好神宗皇帝正御宣德门楼。圣旨许令万目仰观，金吾卫不得拦阻。楼上设着鳌山，灯光灿烂，香烟馥郁，奏动御乐，箫鼓喧阗。楼下施呈百戏，供奉御览。看的真是人山人海，挤得缝地都没有了。”参对《东京梦华录》卷６《元宵》等记载，自宋仁宗以降，确有皇帝坐宣德门楼庆祝元宵，观赏城楼下百戏的习俗。但小说记载的错讹，是鳌山不可能结扎在宣德门城上。宣德门多次更名，宋仁宗景祐元年正月，方由正阳门改名宣德门。[52]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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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706933288 《闹樊楼多情周胜仙》说：“大宋徽宗朝年东京金明池边，有座酒楼，唤作樊楼。”按开封著名的樊楼后改名丰乐楼，樊楼位于宫城东华门外，而不是在开封西城外的金明池。这大致是南宋话本追忆旧京，有不确之处。周胜仙说：“我是曹门里周大郎的女儿，我的小名叫作胜仙小娘子。”曹门则是开封里城东门望春门的俗称。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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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706933290 《警世通言》卷29《宿香亭张浩遇莺莺》看来原是一篇宋人所写的文言小说。小说称洛阳为“西都”，李莺莺“迳至河南府讼庭之下，龙图阁待制陈公方据案视事”，都合于宋制。宋时洛阳为西京河南府。小说中写道：“西都风俗，每至春时，园圃无大小，皆修莳花木，洒扫亭轩，纵游人玩赏，以此递相夸逞士庶为常。”按北宋时，洛阳至少是北方最有名的园林城市。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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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706933292 《史弘肇龙虎君臣会》说，“却教郑州奉宁军一个上厅行首，有分做两国夫人”，“闫行首教人去请哥哥闫待诏来”。按奉宁军确是宋代郑州的节镇军名，而待诏也是宋时工匠的尊称。《月明和尚度柳翠》中妓女吴红莲也自称“妾乃上厅行首”。“行首”即行头，所谓三百六十行，妓馆也算一行，故美妓可称行首。例如《朱文公文集》卷１８《按唐仲友第三状》说：“行首严蕊稍以色称，仲友与之媟狎。”小说又说：“原来南渡时，临安府最盛。只这通和坊这条街，金波桥下，有座花月楼，又东去为熙春楼、南瓦子，又南去为抱剑营、漆器墙、沙皮巷、融和坊，其西为太平坊、巾子巷、狮子巷，这几个去处都是瓦子。”柳翠“住在抱剑营，是个行首窟里”。《武林旧事》卷６《瓦子勾栏》、《酒楼》、《歌馆》也记述此类场所，但《月明和尚度柳翠》记述了各场所的方位。林正秋先生著有《南宋都城临安》，参对此书116页、312页，可知上引记载确是对《武林旧事》和今人研究作了补充。小说称柳翠在“行首窟里”，“学不出好样儿”，“引惹子弟们”，“柳妈妈说他不下，只得随女儿做了行首”，反映了宋代瓦子的某种性质。《警世通言》卷39《福禄寿三星度世》说刘本道“同顾一郎去南瓦子内，寻得卦铺，买些纸墨笔砚，挂了牌儿，拣个吉日，去开卦肆”。这说明瓦子也含有市场之意。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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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706933294 《醒世恒言》卷３《卖油郎独占花魁》讹称女真人为“鞑子”，表明至早已是南宋晚期受蒙古威胁时的作品。“王九妈赚了若干钱钞”，“替做娘的挣得钱钞”。如前所述，“钱钞”两字联用，小说中货币交换使用银，这又是明人有较多加工的痕迹。但小说中莘瑶琴被“破了身子”，“妈儿进房贺喜，行户中都来称贺”，王九妈“要哄他上行”，称妓女接客为“上行”。宋代行户一般是指编入同业组织的商户，将妓院也称“行户”，又可与宋代称美妓为“行首”互证。至于描写莘瑶琴“一对金莲”，南宋缠足之风较北宋稍多，但并不普遍，可能仍属后人加工的情节。小说对临安城一些具体地点的描述，显然非后人随便杜撰，“开油店的朱十老”是在“清波门外”，清波门是临安城西偏南的第二个城门。秦重离开朱十老油店，“在众安桥下赁了一间小小房儿”。据《淳祐临安志》卷７《桥梁》，众安桥是在通西湖的西河上。其方位接近钱塘门，钱塘门是城西偏北第二门。他显然是就便出城，却远至西湖南的昭庆寺卖油。《武林旧事》卷５《湖山胜概》载有“南山昭庆院”。小说叙述秦重是在昭庆寺附近认识了莘瑶琴。秦重盘算，“特为王九妈一家挑这许多路来，不是做生意的勾当。这昭庆寺是顺路”，“只消走钱塘门这一路，那一担油儘勾出脱了”，于是他逢“双日，就走钱塘门这一路，一出钱塘门，先到王九妈家里”。小说中还有临安不少地名，如十景塘、“灵隐、法相、净慈、天竺等寺”，天竺又“有上天竺、中天竺、下天竺，三处香火俱盛”。诸如此类，都应是南宋话本的余痕。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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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706933296 《警世通言》卷６《俞仲举题诗遇上皇》说成都人俞仲举到临安应举，“至贡院前桥下，有个客店”居住，他应举失败，“走出涌金门外西湖边，见座高楼，上面一面大牌，朱红大书‘丰乐楼’，只听得笙簧缭绕，鼓乐喧天”。丰乐楼中的“酒缸、酒提、匙、筯、盏、楪，放在面前，尽是银器”，足见其奢华。关于贡院，《梦粱录》卷15《贡院》称“礼部贡院，在观桥西”，《淳祐临安志》卷7《桥梁》载有“贡院桥”，另有“观桥”，“一名回龙桥，转西入贡院桥”。小说中的前桥大约即是指观桥。丰乐楼是临安著名的酒楼，是西湖北山路和南山路的分界座标，参见《武林旧事》卷５，《淳祐临安志》卷６《楼观》，可作互相印证和补充。小说中说李直“原任南剑府太守，得罪於监司”，按南剑府当是南剑州的笔误，元明时已改名延平路和延平府。监司又是宋代常用的转运司、提刑司、提举司等通称。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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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706933298 《警世通言》卷23《乐小舍拼生觅偶》依原注，是采自南宋话本《喜乐和顺记》。其中说：“南宋临安府有一个旧家，姓乐，名善美，原是贤福坊安平巷内出身，祖上七辈衣冠。近因家道消乏，移在钱塘门外居住，开个杂色货铺子。人都重他的家世，称他为乐大爷。妈妈安氏，单生一子，名和，生得眉目清秀，伶俐乖巧。幼年寄在永清巷母舅安三老家抚养，附在间壁喜将仕馆中上学。喜将仕家有一个女儿，小名顺娘，小乐和一岁，两个同学读书。”喜姓将仕郎虽为低品文官，但已与乐善美有门第差别，所以乐和与喜顺娘虽然相爱，而男方却无法提亲。上引文字是反映临安教育的史料，城中有私人，包括官员开设的学馆，不仅招收普通坊郭户的子弟，甚至还可招收女孩入学。但“乐和到十二岁时，顺娘十一岁。那时乐和回家，顺娘深闺女工，各不相见”。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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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706933300 三、工商业和官商合一：宋人话本是市井文学，也可称为当时的坊郭户文学，对占人口中最大多数的农民描写不多，但对于商业和商人却颇多涉及。漆侠先生已引《醒世恒言》卷31《郑节使立功神臂弓》说，张俊卿 “门首一壁开个金银铺，一壁开所质库”。宋时质库即是当铺，其实是近代借贷业的前身。小说反映了东京质库业的兴盛，可与有关史料互相参照。《宋四公大闹禁魂张》描写一个商人，“这富家姓张名富，家住东京开封府，积祖开质库，有名唤做张员外。这员外有件毛病，要去那虱子背上抽筋，鹭鸶腿上割股，古佛脸上剥金，黑豆皮上刮漆，痰唾留着点灯，捋松将来炒菜。这个员外平日发下四条大愿：一愿衣裳不破，二愿吃食不消，三愿拾得物事，四愿夜梦鬼交，是个一文不使的真苦人”，人称“禁魂张员外”。小说描绘这个悭吝人的语言十分生动。他的土库设了防偷的各种机关，结果还是被宋四公“觅了他五万贯锁赃物，都是上等金珠”。宋四公又“取出暗花盘龙羊脂白玉带，教侯兴扮作内官模样：‘把这条带去禁魂张员外解库里去解钱。这带是无价之宝，只要解他三百贯。’” 解库即是质库的别名。[53]小说反映了东京质库业的兴盛，可与有关史料互相参照。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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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706933302 《卖油郎独占花魁》记载临安有“油行买卖”，油行作为同业组织，其中又有“油坊”、“油店”，秦重是“与油坊取油”，然后“挑担上街”。这是当时的一个具体的商业销售链。有关油行的记载，可以补充《梦粱录》卷13《团行》、《都城纪胜·诸行》、《武林旧事》卷６《诸市》等记载之不足。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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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706933304 《警世通言》卷33《乔彦傑一妾破家》的经济史料，漆侠先生已经引用，今作一些补充说明。故事说的是宋仁宗明道年间，商人乔俊“专一在长安、崇德收丝，往东京卖了”。这两个互相邻近的地点是指杭州的长安镇和秀州的崇德县。但小说中颇用宋代以后的词汇，如“其妻高氏掌管日逐出进钱钞一应事务”，如前所述，“钱钞”一词并非宋代所用。小说称“浙江路宁海军，即今杭州是也”，宁海军固然是杭州的节镇军名，但“浙江”又是明代设省，即使是元代也属“江浙行省”。小说中有“差乔俊去海宁砌江塘”，海宁自元代始设海宁州。他家雇董小二，“此人是上海县人”，上海也是元代设县。[54]小说称董小二为“僱工人”，又称“一年长工，二年家公，三年太公”，乔俊妾周氏与他调情，“骂了两三声‘蛮子’”。“蛮子”是元朝治下对南人的蔑称，“僱工人”和“长工”更像明代语汇。由此看来，即使原来是宋人话本，至少后人又进行了较多的加工，也不排除明人拟话本的可能性。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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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706933306 《三言》和《二拍》中不少商人有官衔。如《白娘子永镇雷峰塔》中有前引“李将仕家生药铺”，又白娘子作法，把“周将仕典当库”内的“四、五千贯金珠细软物件”盗出，镇江府“针子桥生药铺内”，“老将仕从里面走出来”。“老将仕”即是李克用，也叫李员外。将仕即是将仕郎。《乔彦傑一妾破家》说乔俊“对门一个古董店王将仕”，也是将仕郎。漆侠先生引《古今小说》卷3《新桥市韩五卖春情》，“市上有个富户吴防御”，“防御门首开个丝绵铺，家中放债积穀，果然是金银满箧，米穀成仓”。官为防御使，即使是遥郡，而非正任，[55]亦不可谓低官。但小说中货币使用银两，这是明人加工所致，也可能是明人的拟话本。宋代此种官商一体的情况不少，如《东京梦华录》卷2《潘楼东街巷》有“仇防御药铺”，卷3《大内西右掖门外街巷》有“盖防御药铺”，《寺东门街巷》有“孙殿丞药铺”。《梦粱录》卷13《铺席》有“傅官人刷牙铺”等。此类官称，自然有官员经商，如医官经营药铺，前引史料有“秀王府解库”，王府也开质库，但更多应是商人纳粟纳钱而授官。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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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706933308 《计押番金鳗产祸》说押番计安南逃临安后，“觑着浑家道：‘我下番无事，若不做些营生，恐坐吃山空。’”于是开了一家酒店。雇了个周三，“选吉日良时，开张店面。周三就在门前卖些果子，自捏合些汤水”。这是吏胥兼营商业的一例。据《武林旧事》卷６和卷９，可知宋时所谓“果子”不是一般意义上的水果，而是果脯之类。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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