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不但宋高宗不听宗泽的,身边的大臣们也跟宋高宗说宗泽的坏话,说他一介书生,原来不过是磁州的知州,现在委任他做东京汴梁的留守,他在这么短的时间内就拥兵百万,万一有朝一日造反怎么办?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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这句话正好戳到宋高宗的心窝上了。包括以后宋朝名将们的悲剧,也都是由皇帝的这个心结扩展出来的。我们知道,宋朝尚文不尚武,皇帝最担心的就是武将不忠、造反,怕武将有朝一日像太祖得天下一样被拥立为皇帝。前朝这种事儿太多了,所以宋朝千方百计把兵权集中在朝廷手里,集中在皇帝手里。名将们无一例外地被削夺兵权,甚至被杀害。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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国家有难,各地义军风起云涌,宗泽招募义勇抵抗金人,单骑便招降七十万人,而且完全效忠听命于他。在这种情况下,宋高宗恐怕心里早已开始打鼓:万一宗泽造反怎么办?他要在中原割据怎么办?就算他不反,但他一心想的是要迎回二圣,要我把父兄救回来,这种人我能重用吗?宋高宗感觉宗泽的势力对自己构成了威胁,对宗泽的态度日趋冷淡。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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宗泽一心为国,而皇上却对他日渐疏离,他不知就里,一急一愁,就发了重病。当时宗泽已经六十多岁了,早已是白发将军,他隐隐感觉自己来日无多了。众将来探望,他强打起精神,跟众将说了这么几句话:“吾以二帝蒙尘,积愤至此。汝等能歼敌,则我死无恨!”宗泽到死都为徽钦二帝蒙尘而愤愤不平,希望将士们能够奋勇杀敌,他便死而无恨了。众将听后,非常感动,痛哭流涕,表示一定尽力完成他的遗愿。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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众将退下之后,宗泽再无他语,只是反复吟诵杜甫写诸葛亮的两句诗:“出师未捷身先死,长使英雄泪满襟。”最后,这位书生名将三呼“过河”而去。他至死念念不忘的,还是要渡过黄河,打败金兵。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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中国历史上的忠臣,尤其是宋朝以后,都有这样一种观念:平时袖手谈风月,临事一死报君王。平时不习武,而是流连于诗酒歌舞、风花雪月;一旦国难当头,则一死报君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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这种行为确实气节可嘉,但结果又能怎么样呢?细数我们崇拜的那些留名于青史的忠臣,绝大多数都是失败者。引颈就戮,从容赴死,喊两句口号,看似厉害,但这样的死有用吗?真正考究起来,结果往往是残酷的——这种行为于国事无补。宗泽除了有以死报国的气节,还用行动将中原形势经营得一片大好,这实在是很不容易。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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宋高宗不接受宗泽的建议,除了出于防范宗泽之外,他最隐秘的心结在于他父亲和哥哥的问题上,在于他的法统和出身上,在于从小他们母子的那种唯唯诺诺,甚至可以说是寄人篱下的感觉上。平时他母亲不受宠,自己也遭到父皇、皇兄的冷遇。一旦遇到危难,父兄就想起他来,危难一解除,笼罩在他身上的光环立刻褪去,他又恢复了以往的平庸和低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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这时候的宋高宗,心理跟当年出使金营的豪气干云,已经不可同日而语了,虽然仅仅是过去了一年多时间。而且,宋高宗可能也尝到了做皇帝的快乐,尝到了权力的滋味,更不想把皇位交出去,宗泽也只能是含恨而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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把不该得罪的人全得罪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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宗泽一死,中原的大好形势全部灰飞烟灭,岳飞和王彦都撤到了南方。金军步步紧逼,宋高宗只知道一味逃跑。这时候发生了一件事儿。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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宋朝的中央官学叫作太学,当时有一个叫陈东的太学生上书宋高宗,劝谏高宗要以宗庙社稷、黎民百姓为念,不能总是逃跑。除了陈东,还有一个叫欧阳澈的百姓也给宋高宗上书。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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宗泽之死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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从这点我们可以看出来,宋朝的政治环境是比较宽松的,因为太祖皇帝留有遗训:不杀士大夫,不杀上书言事者。任何人给皇帝上奏折,不管对国家的战守大计还是朝廷的大政方针提出自己的看法,都是没有死罪的。所以连一个没有品级的太学生,一个普通老百姓都可以上书皇帝,劝说皇帝不要跑。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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只是宋高宗去心已定,这两个人的上书把他给惹怒了。宋高宗身边那些一贯反对打仗、主张议和的奸臣,看出龙颜不悦,便见风使舵地讨好皇帝说,随随便便一个读书人、一个老百姓,都想对国家大政品头论足,任意指摘,此风不可长。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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宋高宗问应该怎么办?奸臣神情肃杀,以手做砍杀状。宋高宗沉吟半晌,反复权衡利弊:他们只不过是劝我别跑,杀了他们有违祖例,恐遭人诟病;只是如果此例一开,谁都对大政方针任意指摘的话,以后必定导致皇上诏命、朝廷意旨有令不行。此时,王云惨死于百姓拳脚棍棒下的情景又浮现在宋高宗的眼前,宋高宗从心底冒起一股凉气,于是下令杀掉这两个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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应天府的府吏去陈东家里缉拿他时,陈东正在读书,他一看来人,就知道是怎么回事儿了。陈东说,你们别着急,我肯定跟你们走,不过我得先饱餐一顿。他吩咐家人炒菜烫酒,然后自斟自饮起来。用过酒菜,陈东说要去趟厕所,小吏面露难色,担心他趁机逃跑。陈东哈哈大笑,说,我好汉做事好汉当,说了跟你们走就一定跟你们走,不用多虑。最后,陈东被带到了应天府,不久便被处斩。后来,欧阳澈也遭到了同样的处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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宋朝本来是一个言论自由、思想开放的王朝,而且不杀士大夫,不杀上书言事者。但陈东二人被杀,开了一个恶例。后来,主和派之所以能够控制话语权,能够钳制言论,就跟这件事儿有关。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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中国古代人分四等,即士、农、工、商。宋高宗忘了一点,陈东是太学生,代表的是士林;欧阳澈是平民百姓,代表了农民,处斩这两个人,就把士林和农民都给得罪了。而且宋高宗迟迟不去迎回二圣,不思恢复中原,寒了王彦、王善等中原志士们的心;宗泽三呼“过河”而亡,朝廷没有任何表示,寒了守城将领们的心;主战派连连上疏要求高宗回来,高宗都不回来,寒了主战派的心。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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宋高宗的身边,就只剩下一群主和派和宦官了,他处在一种空前孤立的状态下,真正成了孤家寡人、光杆司令了。在国家危难的情况下,宋高宗把不该得罪的人全给得罪了,实在不是明智之举。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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宋高宗处在一种没有安全感的状态中,对任何人都抱有戒心,而且父兄巨大的阴影又笼罩着他,他就在这样一种环境下熬过了一天又一天,所以我们就可以理解他为什么会有之后的所作所为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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