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一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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刘子健，原籍贵州省贵阳市，1919年12月19日生于上海。他在1936年入读清华大学，次年7月，抗日战争全面爆发，北平沦陷，也许因其身为银行家的父亲是燕京大学历史系教授洪业的挚友，刘子健便转入燕京大学继续学业。洪业兼具导师与父执的双重身份，在学术道路上，对他的熏陶与影响不容低估。1940年，刘子健获得学士学位，留校担任助理，兼任中国大学讲师。在燕大期间，他与张芝联、齐思和、周一良、瞿同祖、房兆楹、侯仁之、聂崇岐、邓嗣禹、王锺翰、翁独健等或同出洪业门下，或曾经共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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在此期间，刘子健支持抗日学生运动。1941年12月8日，日本向美国宣战。次日，驻扎北平的日本宪兵队占领了燕京大学，以鼓动抗日的罪名，逮捕了在校的刘子健与陆志韦、赵紫宸、洪业、张东荪、侯仁之、姚克荫等教师十余人，将他们投入设在北京大学红楼的宪兵队监狱。被捕之前，刘子健冒险将司徒雷登委托他调查日本占领军实施奴化教育的一大包材料沉入朗润园北小池中。抗战胜利不久，他回忆狱中经历说：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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带到大办公室，解除口袋内的一切，解除裤带以防自杀，解除戒指以防吞金，立刻分批领下黑暗的地下甬道，走进囚房，再经过搜查，从像狗洞似的小门钻进木笼子。……久禁监中，真易得神经病，更何况两个馒头无法吃饱，背脊发冷，两条线毡，真是“不耐五更寒”。(1)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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日本宪兵队这次审讯，“著重学校，学生算参考犯，因此先放”。但刘子健不久被日本宪兵队再次拘押，受到了严刑拷打。直到1962年应邀访日，日本学者斯波义信与他在温泉泡澡时，仍能看到“他的脊背上好几条因鞭打而留下的深长的伤痕”。(2)尽管有如此遭遇，刘子健在追述这段经历时仍然坚持实事求是的态度，既不缩小，也不扩大，他在《“蒙难”之后》里说：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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无论如何，日本宪兵虽然残暴该杀，在大城市中的，还不致无理诬赖，屈打成招后灭口了事。（我第二次被拘，曾被屈打成招，后来证明是屈招，居然能释放。）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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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二战”以后在与日本学者的人际往来与学术交流中，他始终坚守这种客观理性的精神与原则，这是难能可贵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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抗战胜利后，刘子健回到燕京大学。时值“爱国护权”的学生运动风起云涌，但分裂成对立两派的学生互相指责。刘子健有感于此，在报纸上刊发文章，表达了他对人事与学问素所主张的民主精神与理性态度。他指出，学生运动“怎样才能不分裂呢，彼此退让，彼此容忍，彼此原谅，彼此能依照民主的方式，民主的精神来磋商讨论，自然分裂的可能性就比较少了”。他认为：“合理的谈话，应当是交换意见，交换材料。经过这样的谈话，不但是知识可以增加，见闻可以推广，而且还能吸收旁人的观点和看法，使自己的脑筋更活泼，思想更细密。”他还认为：“青年时代，应当是以学习为中心的时代。谈话，无论谈政治与否，都应当抱着学习的态度。特别是首先要学会学术的风度，研讨的精神。这样就能有客观的态度。”所以，他提议：“主要是要听人家说的事实是否可靠，讲的理论是否通顺，下的结论是否妥当。有没有应该或者可以学习的地方。有没有错误应当矫正的地方。至于这话是那［哪］方说的，是次要问题。”又说：“政治的错综复杂，罄竹难书。彼此谈谈，彼此都有启发，都能学习。这就大可满意。马上要结论，看来好像热心，其实是想取巧。如果结论能一说就是一个，那末大学不必开，研究所白花钱，图书馆简直可以换取灯儿了。”(3)这种态度也始终贯穿在他后来的学术研究中。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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与此同时，刘子健在《益世报》上连续发表了系列性专论，包括《论美苏外交的对立：和平究竟有没有保障？》（1946年1月30日、31日）、《回顾美国对华政策：对雅尔达秘密协定的一种认识》（1946年2月21日）与《回顾苏联对华政策：对雅尔达秘密协定的一种认识》（1946年2月22日），探讨了战后美苏对峙下的世界走向，为这一局势下的中国决策提供了间接的参考。这些专论与他的学术方向密切相关，他最初的学术志趣就是研究“二战”以前的中日外交史。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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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946年，向哲濬率领中国代表团前往远东国际军事法庭审判日本战犯，亟需一位兼通英语和日语的有力助手，刘子健“除了讲流利的英、日语外，还懂法语、俄语”(4)，获洪业力荐，出任中国代表团的史料专员。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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刘子健大约在当年4月赴东京履职，其5月已在国内报刊上开设“寄自东京”的专栏可为佐证。5月下旬至6月中旬，他在《大公报》连载四篇《落日的回顾》（1946年5月28日、6月2日、6月9日、6月12日），分析与评述了日本从1931年3月少壮派军人武装政变到1937年7月卢沟桥事变的六年间是如何走上全面侵华战争不归路的。其后，他在《益世报》上还刊出了《军国日本的末日》（1946年6月17日）与《日本帝国的丑史：崩溃前的黑暗与腐化》（1946年7月6日），向国内报道了日本军国主义在战争期间的穷兵黩武与黑暗腐化，同时颇具远见卓识地告诫道：“以他们建立军国的精神，工业技术、科学知识用在和平方面来，倒真不可以等闲视之。我们千万不要因胜利而骄傲。”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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在“寄自东京”的《奇迹的生还》（载1946年7月9日《益世报》）中，刘子健最早向国内揭露了中国被俘劳工在日本秋田县花岗矿山为死里求生而发起暴动的真相，强烈控诉日本战败后仍将参与暴动的十一位中国劳工作为犯人拘押在狱，竟然“比普通日本犯人还要受虐待”，他愤怒地说：“笔者真痛恨自己不会写作，这不是最宝贵的题材吗？真的，多少历史，多少小说，多少文学，都在敌人的残暴下淹没了！只有天上的英灵知道他们在人间地狱的苦痛。但他们的残骸遗骨，还不知在哪里，更不会说话。”据柳立言在其《刘子健先生的治学与教学》里说，1946年8月，刘子健与出庭作证的溥仪会晤，溥仪手书“东海妖氛靖，披怀饮千杯”向他致意(5)；他在《关于远东军事法庭》（载1946年8月2日《益世报》）里向国内介绍了东京审判在法庭内外的斗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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据刘子健自述，他在赴日两年间“对于过去日本侵略，自日政府旧档中搜获罪证甚多”，以史料专员的身份为东京审判做出了贡献。针对战后美国支持日本复兴的政策，他以自己对中日关系的深度观察，较早呼吁“注视日本复兴”，并在《观察》上刊文阐述了自己的总体观点：“日本复兴，对中国不利，但未成威胁，应速谋挽救之方。”他以箸划策，逐一分析了战后国际大形势下中国可能采取的对策：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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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一）中国自强，对美坚决交涉，目前不大有希望；（二）联苏抗美，仅限于偶一运用（如拒绝放弃和会否决权），似也无希望成立。即能如此，似尚需顾虑美国反更袒日，更便宜日本；（三）事既如此，反对亦难济事。假定能对美妥协，而换得条件，争回一部分对日的权益来，或尚不失为现实下无办法中的一个下策。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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以刘子健之见，“在已成立的美日关系中，插进中国去，造成美中日三角的均衡”，这是刻下中国政府“至少应当能够做到的最低限度”。但当时国内民族主义高涨，他的见解竟在国内“大受抨击”，被批为“不符民族利益的论调”。其时刘子健甫抵美国，特地驰函抗辩：“若误为袒日亲美，个人甚不能接受”；并举证自白道：“我曾两次为日寇拘捕，鳞伤犹在”，“在美发表的稿件，我也力劝美国不可过分袒日，而欺侮中国外交一时的软弱”。(6)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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刘子健早想回归学界，遂在1948年春辞职离日，赴美留学。这年，他三十岁，开始了美籍华裔历史学者的学术生涯。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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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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赴美以后，刘子健进入匹兹堡大学历史系攻读博士学位，同时兼任华盛顿大学协理研究员，暑期在远东问题上协助作短期研究。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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据刘子健《重印自志》(7)说，由于“1946年离开中国以前，学的是西洋史和外交史”，故赴美以后仍以现代中日关系为研究对象。1948年与1949年，他分别以英文撰成《东京审判中的史料》与《1937—1938：德国调停中日战争》。1950年，刘子健以题为《1933—1937年姑息政策时期的中日外交》的论文获得了匹兹堡大学历史学博士学位（1984年，他荣获匹兹堡大学授予的优秀校友奖状）。博士毕业后，他担任过耶鲁大学的协理研究员（一说在政治系任讲师一年）；1952年任匹兹堡大学历史系助教授，1954年升任副教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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50年代初期，刘子健开设的课程，内容应该与现代中国和东亚政治有关。大约此际，他整合匹兹堡大学相关各系的资源，创设了东亚课程，他的短文《评〈历史上封建主义〉一书兼论亚洲社会》（1956年）与《新课——亚洲各文化导论》（1957年），或即与东亚课程有关。据1959年9月12日杨联陞致胡适函说：“上次谈的在匹兹堡大学设一‘胡适中国文化讲座’，蒙您在原则上赞同，子健想必去商洽了。”六天后，杨联陞再次致函胡适：“子健这几年不但在学问（尤其是宋史）很努力，在办事方面也很出色，如杨庆堃（社会学）、周舜莘（经济学）都给他拉到匹兹堡，再加上子健夫妇，居然也是一个小中心了。先生如肯假以名义，帮忙不小。子健进行如有眉目必来报告。”(8)刘子健在匹兹堡大学动议设立“胡适中国文化讲座”，应该与他设想筹建中的匹兹堡大学东亚中心有关。1960年，该校东亚中心成立，但就在这年，他转赴斯坦福大学应聘副教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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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0世纪50年代，刘子健将研究重心从现代中日关系转向宋史，这一重大抉择有着多方面的因素。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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首先，出于史学研究必须排除史家情感干扰的考虑。尽管刘子健的最初学术志趣是现代中日关系研究，且已卓有成果；尽管战后不久他就理性与公允地区分日本军国主义与日本人民，但还是唯恐在研究中掺入个人感情。1962年，他曾向日本友人袒露心怀：“自己在日本占领下的北京度过青年时代，也被宪兵队逮捕过。时至今日，只要一想起抗日战争就激奋得夜不能寐。尽管想搞日中关系研究，怕自己的神经不堪承受，这才决定专治宋代。”(9)刘子健果断终止原先擅长的现代中日关系史，这一考量与陈寅恪有意回避晚清史研究如出一辙。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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其次，与20世纪50年代华裔学者颇难平衡旅居美国的学术环境与无法释怀的家国情怀也是息息相关的。华裔学者在美国研究中国近现代史，主要研究的是中国遭受侵略的那段历史，难免产生超越学术的心理负担，其原因诚如有学者所说：“历史专业者，当然不能不顾历史的客观性，一味为自己的国家辩护。然而每一个历史专业者，在分析自己国家和他国的关系时对自己的国家都会有一份自然的历史同情心”，华裔学者的这种研究取向与见解，在美国学术环境中很难获得“同情的回应”(10)。刘子健对这一分析“没有特别不同的意见”，应该也是其为立足美国学术界而放弃现代中日关系研究的因素之一。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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再次，受到匹兹堡大学缺少中国研究必备图书的限制。据刘子健在《两宋史研究汇编·引言》(11)里回忆：“最初在的学校，原来没有中文书，慢慢才筹措一点基本书籍。十年后转到规模较大的学校（按：指斯坦福大学），有中日文收藏，可是绝大部分属于近代范围，个人用书还是很不够。近年来任教的大学（按：指普林斯顿大学），才具备研究的条件。所以有很长一段时间都是利用假期长途跋涉，到名列前茅的图书馆去借读。来往匆迫，仿佛走马看花。”当年，其师洪业曾询问他何以放弃原先专长转而改治宋史，刘子健回答：“从消极说，学校没书，自己买不了多少。收入少，教完暑校再跑哥伦比亚和哈佛的大图书馆也看不了多少。”久在哈佛供职的洪业是不容易体会这层难处的。华裔美国学者与美国同行专业者竞争时，在中国古代史料的阅读与理解上比起近代史资料来明显占有优势。至于为何改治宋史，而不是其他断代史，刘子健也从客观的图书资料与个人的知识结构诸方面经过诸多权衡。他向洪业推心置腹道：“如论唐史，要懂佛经，要熟唐诗，很难。元史要会蒙古文。明清史的书又极多。只有宋史，勉强还拼得了。洪先生编有四十七种宋代传记的索引。宋史全部书目，大体上也不过十倍，四五百种。业余苦读，十年八年，多少会有点眉目。”(12)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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当然，之所以改治宋史的根本原因，还是刘子健在通史教学中“发现宋代的确是近代中国定型的时期，很值得从各方面去推究分析”(13)。在转攻宋史的50年代前期，刘子健还只能借助暑期，千里驱车到波士顿，利用哈佛大学的藏书。据1956年8月1日《胡适日记》，在普林斯顿图书馆看书的胡适“在馆中陆续见朋友甚多”，包括瞿同祖、周策纵与洪业等；其中也有刘子健，他应该仍是利用暑期特地前往看书的。刘子健当年治学的艰苦状况与执着精神，今人是很难想象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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