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获得博士学位后的五六年间，未见刘子健有学术论文发表，这既是其科研沉寂期，也是其学术转型期。战后西方日渐重视中国研究，1955年，法国史学家白乐日（Etienne Balazs）倡导发起了国际协作研究宋史的宏大计划，刘子健作为其《宋代人物传记》计划的合作者之一也名列其中；次年，他交出了作为样稿的《梅尧臣传》。1957年，费正清主编的《中国的思想与制度》论文集出版，刘子健的《宋初改革家：范仲淹》与华裔学者杨联陞、瞿同祖、杨庆堃的论文同时入选，说明他的研究已获得美国中国学领军人物的首肯，也标志着他成功完成了学术转型。1959年，刘子健出版了专著《宋代中国的改革：王安石及其新政》，赢得了美国中国学界的普遍好评，一举奠定了他在国际宋史学界的地位。斯坦福大学之所以聘任他，与他的声誉鹊起应有密切的关系。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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在斯坦福大学期间，刘子健创立了语言中心（全称“美国各大学中国语文研习所”），一度担任理事会主席。自1965年起，他改任普林斯顿大学历史与东亚研究系教授，在大学部主讲中国文化史，在研究院讲授宋代政治、制度及思想史（直到1988年退休）；其间一度担任东亚课程指导主任，与他人合编有《宋代中国的变化》（1969年）；他还用英文译注了《名公书判清明集》（纽约州立大学出版社，1999年）。1972年至1973年，刘子健兼任美国国家人文科学基金组织高级研究员。他还出任过美国历史学会的提名委员、亚洲学会理事、美国学术联合会中国文化委员会委员、纽约州教育司外国文化研习处顾问委员等学术兼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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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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刘子健身处的旅美华裔学者圈，以其燕京大学的老师洪业为首，还有萧公权、瞿同祖、杨庆堃、张仲礼、许烺光、杨联陞、何炳棣、余英时等，还包括刘子健的夫人王惠箴（1956年获匹兹堡大学博士学位，专治中国社会史）。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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刘子健赴美不久，世界风云陡变，冷战加剧。他因现实原因而旅居美国，却始终关心中国、热爱中国，更关切中国政治的发展。据王曾瑜回忆，刘子健曾对他说起，“青年时代是国耻时代，自己也险些遭难，所以对《满江红》等歌曲有一种特别的感情”。50年代初朝鲜战争爆发时，一些在美的中国人希望中共打败，刘子健却希望中共打胜。他说：“这不是中共的战争，而是中国人的战争。自己是中国人，当然希望中国打胜。”(14)终其一生，他始终站在中国人的立场上。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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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952年8月15日，恰逢日本投降七周年，杨联陞邀集刘子健等在家中餐叙，在座者回忆“故事甚多”，刘子健在杨府纪念册上慨然题诗，序里抚今追昔道：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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罗斯福逝世消息传来，洪先生于席上有《落花》之作。不久胜利，师友亦各事所业。今日来剑桥，适日皇诏降日之纪念，在杨府盛馔后复作叶戏，喟然忆旧。竟未藏拙，聊博一哂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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其诗云：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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落花时节又相逢，七载沧桑志未穷。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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杜老壮游今古恨，方城有友话诗钟。(15)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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他以杜甫流亡重逢李龟年为比喻，抒写了客居异邦的故国之思。在中美关系长期断绝的态势下，这种郁积的情思越来越炽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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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965年的一天，何炳棣在芝加哥家中招待刘子健、杨联陞与黄仁宇。饭后，何炳棣唱《霸王别姬》，刘子健唱《四郎探母》，都是慷慨悲歌。杨联陞说：“我们为中国的母亲同声一哭！”(16)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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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967年，刘子健前往日本一年，在京都大学做访问学者。当时隔海相望的中国大陆运动正酣，据斯波义信《刘子健教授：其人与学问》，刘子健把满腔忧思写入《京都志言两首》。其一云：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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独游重到洛京边，愈欲吟诗泪竟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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点点青山思故国，悠悠秋水共长天。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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何堪旧雨终分袂，偶有新知且并肩。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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日月如梭飘泊度，支离忍性乐耕研。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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其二云：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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参禅时亦悟天真，寄迹扶桑姑俟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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少未知书宁谈史，生逢乱世幸全身。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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江山契阔诗情在，京洛追随客梦新。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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邀月何如先问月，归乡有日举杯频。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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他在诗里有感于“生逢乱世幸全身”，以“支离忍性乐耕研”自道治学甘苦，也颇得“偶有新知且并肩”之乐。但二十年来，亲旧分袂，江山契阔，落得飘泊寄迹，只能在异国客梦中遥隔长天而望断悠悠秋水，追忆家国而回望点点青山，内心深处殷切期盼故国重回新春，自己也能“归乡有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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旅美治学期间，刘子健深以为憾的是“独学无侣”。为了弥补这一缺憾，从60年代起，他就不懈致力于国际宋史学界的学术交流，展现出卓越的协调能力与非凡的人格魅力。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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