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何堪旧雨终分袂，偶有新知且并肩。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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日月如梭飘泊度，支离忍性乐耕研。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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其二云：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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参禅时亦悟天真，寄迹扶桑姑俟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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少未知书宁谈史，生逢乱世幸全身。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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江山契阔诗情在，京洛追随客梦新。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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邀月何如先问月，归乡有日举杯频。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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他在诗里有感于“生逢乱世幸全身”，以“支离忍性乐耕研”自道治学甘苦，也颇得“偶有新知且并肩”之乐。但二十年来，亲旧分袂，江山契阔，落得飘泊寄迹，只能在异国客梦中遥隔长天而望断悠悠秋水，追忆家国而回望点点青山，内心深处殷切期盼故国重回新春，自己也能“归乡有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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旅美治学期间，刘子健深以为憾的是“独学无侣”。为了弥补这一缺憾，从60年代起，他就不懈致力于国际宋史学界的学术交流，展现出卓越的协调能力与非凡的人格魅力。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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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963年，刘子健到访台湾“中央研究院”，经其倡导与协调，邀请姚从吾、蒋复璁、全汉昇、赵铁寒、方豪、屈万里等在南港小聚，发起成立了“宋史座谈会”。其后，他与台湾“中央研究院”的历史语言研究所保持着密切的学术交往；1964年曾委托“中央研究院”屈万里转请程元敏编集《现存宋人著作书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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从50年代末至70年代初，刘子健多次访问钱穆创办的新亚书院与新亚研究所。1964年，杨联陞致函钱穆，称赞刘子健“人极能干、热心”(17)。刘子健还受聘为香港中文大学校外委员，在香港史学界也广有人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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从60年代起，刘子健多次赴东瀛进行学术交流，与日本宋史名家宫崎市定、青山定雄、斯波义信、佐伯富、竺沙雅章、梅原郁与柳田节子等广结学谊。在交往中，斯波义信说他“秉持着尽管憎恨日本军国主义的暴行、却对日本与日本人从不表示敌意的严正而宽仁的态度”(18)；他正是以这种理性的姿态充当日本学术的理解者与对话者，也日渐成为国际宋史学术交流的核心人物。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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转入普林斯顿大学后，刘子健发起创办了国际宋史研究情报志《宋代研究通讯》（Sung Studies Newsletter）。1970年，在他的努力下，这份杂志开始定期发行（1978年第14期起更名为《宋辽金元研究报导》［Journal of Sung-Yuan Studies］）。他还受西德国家学术协会之邀做访问学者。总之，在战后国际宋史学界的学术交流中，刘子健不仅是最活跃的著名学者，更是最孚人望的推动者与协调者。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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在刘子健的推毂下，1971年，第二次国际宋史会议在西德慕尼黑举行，这次会议也邀请了日本学者，恰巧全汉昇时在欧洲，作为非正式代表也参加了美、德、日的三边学者会议。刘子健将自己所作的题为《宋史会》的两首旧体感怀诗印发给与会学者。其一云：“读史从心欲，千年尚此风（自注：适值宫崎翁古稀大庆）。湖山看不尽，盐酒议无穷（自注：论文题也）。远至如归客，遥游感作东。何时重会友，他地以文逢。”其二云：“昔年鹅湖事，今人异国逢。谁知辽夏别，竟识宋金同。泛尔得分究（自注：德国会址Feldafing），思且可互通。浮云天际散，当念屯山中。”他在诗里以鹅湖之会作比，抒写了与学问同道在异国共论中国历史的学谊与友情，凸显出他的旧学修养与文学才情。会议也确实有过“浮云”，“在会后编研究集，意见不同。主编的人不愿意接受日本前辈的论文，（刘）子健抗议，把自己的论文撤掉，不在那里发表，因为这违反原来国际合作的大目标”(19)。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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刘子健这种宏阔的视野、包容的胸怀与执着的追求，在国际宋史学界堪称典型而罕有其匹。正如邓广铭所说：“子健先生的为学如其为人，为人如其为学，都可用笃厚朴实四字加以概括。因此，他能使得一切受他沾溉的后辈都具有春风化雨的感觉，能使得与他同辈和年岁稍长于他的同道们，也都和青年、中年的同道们一样，为他的这种笃厚朴实的作风所感染，突破了国家、民族、宗教的界限而与他结成知交。”(20)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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其弟子戴仁柱回忆刘子健对美国中国学领域年轻学者的无私帮助时如此说道：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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作为这个国家（按：指美国）里关于中国中古时代历史研究的领军人物，很多年轻的学者都来寻求他的帮助，请求他帮忙修改论文初稿，而他来者不拒，欣然为之。这正是一种社区互动的服务，但这一切都是义务的，因为相关学术机构不会为此给他任何报酬。作为这一领域中非常著名的公众人物，刘先生很慷慨地为与他毫不相干的个人和机构挤出自己的私人时间。(21)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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为了方便学术交流与合作，为了补偿独学无侣的缺憾，刘子健的大部分论文都有亲力亲为的中英文不同版本，有的论文则以日文刊行。有研究者指出，刘子健“把他的英文的著作，用中文重写，所以能与中文和日文的宋史界，经由他自己的文字，而不是第三者为他翻译的文字，保持一种平等而良好的交谊”(22)。不言而喻，他终生致力的远大目标，正是突破国家与民族界限的宋史领域的国际性合作。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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四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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赴美以后，刘子健自号半宾居士，并自书联语云：“多读多写还多忘，半山半闲枉半宾。”(23)对“半宾”之号的理解，除了表达去国怀乡的寂寥与感慨外，我更认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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无论是在美国，还是在中国，他都把自己当作客人。但客人对主人家的观察，有时反而会比主人来得理性与客观。当然，作为“半宾”的另一半，也就意味着他对故国仍有半个“主人”的感觉，他身上流淌的，毕竟是炎黄子孙的血。(2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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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971年，尼克松访华，中美关系门隙初开。次年，以物理学家任之恭为团长、林家翘为副团长的美国华裔科学家代表团首访中国大陆，成员包括杨振宁、王浩等名宿，刘子健“自荐为书记”，成为随团来访的“唯一一位人文学者”(25)，终于圆了“归乡有日”的宿梦。尽管重返故国，因仍在非常时期，作为科学代表团中唯一的人文学者，刘子健并无可能与学界同行进行正常的学术交流。更令他伤感的是，他确切得知直系亲属在土改运动的往事。周恩来总理接见代表团时，主动向他表示遗憾。但刘子健并未一味纠缠于丧亲之痛，“对故土的热爱，真心诚意地希望促进中国大陆的史学发展，在子健先生的心目中，占有压倒一切的地位”(26)。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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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978年，刘子健再访北京，经有关部门安排才获准首次与大陆宋史学界代表邓广铭会晤。邓广铭说，“据我所知，久居国外的历史学家，第一个回到大陆，把欧美历史学界的各种流派、各种思潮，向我们作了简要介绍的，也正是子健先生”(27)。据刘子健回忆，“那时候，还不能随便谈话，两人就假装湖边散步”，听他说起台湾宋史座谈会，邓广铭“就想同样去做”(28)。这次交谈似乎成为两年后中国宋史研究会成立的契机。刘子健还与邓广铭动议，中美宋元史界联合召开研讨会，返美后他向美国方面极力促成其事，虽然会议讨论的历史时段后来扩展为宋元明清。也在这年晤谈中，两人谈到北京大学成立唐宋研究中心的设想，刘子健次年1月致函邓广铭说：“我愿意自告奋勇，做一个‘在外友好’，先向美国、德国、日本各研究中心，做铺路的任务，使北大的‘唐宋研究中心’立即取得国际的重视、交往和合作，把研究中国史的真正的中心重新在国内树立起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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刘子健真诚看好中国的改革开放，1982年9月他热情致函邓广铭说：“祖国史学欣欣向荣，我们在海外的，十分鼓舞！”他把对中国史学的关心从台、港地区拓展到大陆，更积极地推进中美史学交流。在这一过程中，他明确表示：“我总站在中国人的立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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为了让大陆宋史学者尽快接轨国际宋史学界，刘子健着手筹划在香港大学举办国际宋史讨论会。1983年6月1日，他在《请香港大学筹办国际宋史学会》修订提案里阐明了会议宗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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